1.掩天下耳目，制造出生之谜
封建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出身可是个大问题。皇帝的出身就更不必说了，因为皇帝的出身直接关系到“江山究竟是谁的”、“该不该是谁的”这样的问题。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对自己的出身美化一番，使其统治看起来名正言顺。宋棣是起兵夺位而非继位当上皇帝的，所以当然对自己的出身更加在意。
朱棣出生之时，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正在忙于争夺天下，当时也没有关于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并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总的来说，关于成祖生母问题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朱棣像马皇后之子。明成祖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即马皇后）所生。《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都说朱棣为马皇后所生，后来的史籍如《明史》等正史多因循这种说法。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又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朱棣在夺取皇位后，让人编写了一部《奉天靖难记》，为自己篡夺皇位辩解。该书开卷就标榜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今上皇帝（指成祖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懿文太子、秦王、晋王都不是马皇后亲生。另外还有人认为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皇子，这几个都不是她亲生的，只不过是抱过来抚养成人而已。其实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太宗实录》为宣宗所修，当然宣称朱棣为马皇后的嫡子。
后妃之子。有人认为朱棣的母亲是一个来自高丽的妃子，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或者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真相如何不得而知。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是《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太常寺志》对孝陵（即太祖朱元璋的陵寝）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可能胡乱记载，可惜的是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明代文人对这种资料将信将疑，但还是觉得有合理的地方，万历时期的文人何乔远就持这种观点，“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为妃所生，而玉牒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还有一个证据。朱棣在即位之后，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翻盖新寺，取名大报恩寺，是为了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着，外人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有传闻说里面供奉的其实是成祖生母妃。
还有的学者考证当年建文帝之所以先削周王，是因为周王与朱棣是同母所生，故削周王而去燕王羽翼。周王与朱棣的母亲不是马皇后，而有可能就是一个妃子。
元主妃洪吉喇氏说。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个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兵败以后，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将她留在了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说成祖是达妃所生，或元主妃不是洪吉喇氏而是翁氏等等，但都影响不大。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成祖到底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上看法都可以归纳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兵变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美化自己嫡出的身份。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点谎话对皇帝来说那可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2.炫耀文治，编《永乐大典》
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明·永乐大钟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侍读学士解缙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
解缙是明初著名文人，年少得志，很早就得中进士。他很受朱元璋的赏识，后因上书得罪朱元璋，丢了官职，成为草民。朱元璋死后，解缙回朝再次为官，不久归附朱棣，并与永乐元年受命主持修书。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认为“尚多未备”。因此下令再作大规模重编，并由姚广孝、刘秀篪及解缙等主持。他们在元代宫廷内丰富藏书的基础上，又派遣官员四处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古代典籍。这次修编前后共动员了接近三千位学者参与，堪称人才荟萃、盛况空前的人文壮举。这次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
《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明成祖朱棣命解缙等编辑。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初名《文献大成》，后因过于简略，又于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等人重新修纂，全书成于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初，三大殿发生火灾，明世宗命人抢出《永乐大典》。为防不测，同年8月13日下诏重录《永乐大典》。
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凡入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并将其珍重地保管在修建后的南京文渊阁中。
从此，《永乐大典》、文渊阁便成为中华文明高度成熟的标志，并象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珍视、保护与承传。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代以前的文化典籍，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朱棣下令编《永乐大典》，一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二是为了堵住天下文人的议论。由于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过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的非议。篡位的朱棣为了止住江南书生的议论，便让他们通通去修《永乐大典》，可谓是一举两得。
3.设内阁，分担皇帝事务
朱棣设内阁是为了分担皇帝事务的，可是却限制了皇权，真是种瓜得豆。但是，从整个明朝历史来看，内阁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制度，为朱家天下的延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君权空前加强，但也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五年（1382年），先后设置了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学士“鲜能参决”。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在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那些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
杨荣像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取得皇位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7位年轻有为的士人进入内阁，永乐年间习称“内阁七学士”。
解缙是侍读，黄淮是中书舍人，杨士奇是编修，胡广为侍讲，杨荣为修撰，金幼孜是给事中，胡俨是检讨。
明成祖赐给解缙等7人金绮衣，待遇和六部尚书一样。明成祖为这种破例的恩遇解释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七学士虽然只是五品官，但在明成祖的眼里还是很有地位的，甚至比真正的五品官的待遇还高。明成祖对他们推诚重用，他们也知无不言，“从容献纳，帝尝虚己以听。”
杨士奇像解缙是7人中才华最突出的一个，颇有点恃才狂放的味道，是明初著名的大才子。洪武时他就上书反对分封，明太祖看他年轻，让他回去待上10年，“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大用未晚。建文时回京，任翰林待诏。明成祖即位，升他为侍读学士。编撰《明太祖实录》、《列女传》等书，明成祖都让他任总裁。当明成祖要对安南大举用兵时，解缙极力反对，但最终未被采纳。后来，因卷入皇子的夺嫡斗争，解缙被下狱致死。
胡广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状元。廷试时，正值讨伐燕王的紧要关头，胡广的对策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的话。所谓“陆梁”，即跳跃的样子，指藩王不安本分。建文帝听了很高兴，亲点他为头名状元，赐名胡靖，取意靖燕王之难的意思。双方你靖我的难，我靖你的难，最后是明成祖靖难成功，胡广和解缙同时迎附。明成祖改胡广修撰为侍读，恢复胡广原名。胡广曾数次随成祖北征，每纪功勒石，都由胡广来书写。
杨士奇是七学士中任事最久、也最负盛名的一个。人们常说“三杨当国”，为首的就是指杨土奇，另两人是杨荣和杨溥。明成祖初以杨士奇为左中允，继为左谕德，后升任编修。杨士奇谨慎奉职，在家从来不言公事。他善于应对，每言辄中。人有小过，他极力与人为善，不予苛责。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带了一些南方的土特产来赠送廷臣，在送礼的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明成祖问杨士奇这是怎么回事，杨士奇回答说：“徐奇赴广东时，群臣作诗为他送行。我恰巧有病没有去，所以我也就不在名单上。现在受还是没受尚难确定，况且礼品轻微，当无他意。”明成祖本来打算要治那些人的罪，听杨士奇这么一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命令烧掉那个名单，不再追究。别人听到这件事后，自然都很感激杨士奇。这件事也表明，明成祖和内阁学士们的关系是多么地亲密。
杨荣是七学士中最懂兵法的一个。明成祖在军事上遇到难题，总是找来杨荣征求意见。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杨荣每次都随行，多有赞划之功。杨荣在七学士中年龄最小，但特别警敏，判事准确。有一天晚上接到报告，说宁夏已被敌人包围，事情紧急。明成祖问杨荣怎么办。杨荣说：“宁夏城墙坚固，将士习战。奏书送到京师需十余天，围也就解了。”到半夜时，宁夏果又来报，说围已解。这使得明成祖颇为叹服，杨荣也因而更受信任。永乐五年（1407年），杨荣受命赴甘肃赞划军务，回京在武英殿向成祖秉报。因正值盛夏，明成祖对他圆满完成任务满心高兴，亲自切西瓜给他吃。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君臣关系的融洽程度。
其他几个学士也都各有特长。黄淮达于治体，论事明晰，所言多被成祖所采纳。蒙元的阿鲁台要率部归附，请求准许他控制吐蕃（今西藏）诸部，许多大臣都主张答应他。而黄淮却说：“分则易制，合则难图。”明成祖听了以后也赞同他的观点，当廷赞扬黄淮说：“黄淮论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金幼孜的诗文写得很漂亮，常侍成祖身边。成祖数次北征蒙元诸部，他都随行，作诗咏山川形胜，书功名己行。胡俨嗜学，天文、地理无不究览，能以师道自任，故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内阁七学士”是明成祖的高级智囊团，虽然他们都是建文旧臣，但受到明成祖的格外信任。
虽然在永乐时期，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明仁宗、宣宗以后，阁臣官阶骤升至从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书，并有代皇帝草拟批答臣僚章奏的“票拟”权，逐渐形成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阁臣往往利用票拟和皇帝召见的机会，干预朝政，已近似于以前的丞相。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丞相。所谓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给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这就让大多数君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用过多地去关心政事。这样产生的结果便是表面上丞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是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也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它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旨意，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的限制。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了相制，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却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以往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阁臣之中，又分出首辅（首揆、元辅）、次辅（次揆）和群辅，首辅更是权压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卷213《张居正传》），俨然成了“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真丞相。然而阁臣乃至首辅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设立的“六卿分职”的中枢体制，首辅主政是违制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控制部院，是因为有皇帝支持的缘故。所以当明神宗感到阁权的扩张对君权构成威胁后，便于万历十一年（1582年）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秩，阁权便一落千丈。此后，阁臣不仅失去了对部、院的控制权，就连皇帝也很难见到了。
从整个明朝历史来看，内阁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制度，为朱家天下的延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朱棣设内阁的本意是分担自己的工作，可能他也没有想到内阁日后会成为皇权的限制者，而且内阁的存在在关键时刻还有机会去决定皇朝的接班人，相信这也是朱棣不愿看到的。
4.宣扬德化，郑和下西洋
为了寻找不知所踪的建文帝也好，为了对外友好交往也罢，郑和下西洋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朱棣的统治。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逼迫侄子建文帝下台夺取了皇位。从传统观念上看，这是“篡逆”行为。因此，他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怀疑，甚至攻击。著名文臣方孝儒甘冒灭“十族”之大祸，也不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就是明证。而且，朱允炆下落不明，这成了朱棣的一块心病。为了寻找朱允炆，同时为了“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声望，明成祖决定派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本姓马，“郑”是赐姓，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约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故，幼年时的郑和就已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的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以后，郑和被带到南京，作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
郑和在燕王府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因此被朱棣选在身边作贴身侍卫。此时郑和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光荣传统和领袖才能开始逐渐显露，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参加了多次战斗，建立了许多战功，成为朱棣夺取政权即位称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对跟随自己多年的武将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为宦官的郑和。朱棣赐“郑”姓与他，又将其升迁为内宫监太监。由于郑和又名“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任命郑和为出使西洋各国的正使总兵太监，率船队下西洋。
为完成下西洋的任务，郑和组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远洋船队。每次出使，乘船都多达一二百艘。
郑和下西洋一个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耀兵海上，示中国富强”，“遐迩相安无事，共祈天下太平之福”。朱棣还再三嘱咐：“彼不为中国患者，决不伐之”。郑和下西洋严格奉行扬威示好的旨意，孜孜以求的是万方宾服，四海安宁。因此在长达28年的航行中，仅用过3次兵。
第一次是消灭大海盗陈祖义，为的是肃清海路，保障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正常往来。
第二次是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亚列苦奈儿企图袭击大明船队。郑和率船员奋起反击，生擒亚列苦奈儿。这位国王被俘到南京，朱棣好言相慰，并派船将其送回自己的国家。
第三次则是应苏门答腊王后的请求，帮助解决两个王子因继承王位发生的争端。郑和头一次下西洋到达爪哇，有近百名船队人员被爪哇人无端杀害。郑和了解到这里的人好勇斗狠，并非蓄意谋杀，因此没有以牙还牙。而是通过谈判，让爪哇国王赔偿损失，给爪哇留下安宁。爪哇国王答应赔黄金六万两，实际只交了一万两。因为爪哇国家太穷，根本赔不起这么多，后被郑和带回明朝。朱棣一笑置之，说了句“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并非图其金”，将所欠五万两全免了。
孟拉加国（今马六甲）因不堪邻国的欺凌，曾经请求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大明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县，纳入中国的版图。朱棣还是坚持让其自立，并为该国题刻镇山之碑，以示为其充当后盾。郑和到达孟拉加后，特意让一些工匠为他们传授技术，扶植孟拉加发展经济。
在下西洋的路上，郑和还经常遇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他积极充当调停人，排难解纷，为维护这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东南亚一些地方还把郑和当成神来供奉，绵延数百年香火不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过去西方海权国家以营利和占领为目的开辟远洋航路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所以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海外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一种手段，而所换回的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却给明朝政府造成了巨大负担。所以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明朝就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这直接导致了在之后的一百年间，曾经举世无双的中国海上力量，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走进了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15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却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5.浚通大运河，构建皇朝生命线
浚通大运河，构建皇朝的生命线，同样是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
郑和塑像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了。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一是在隋代，一是在元代。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杭州）至涿郡（北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元代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绕经洛阳了。元代因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浚通，但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到了永乐年间，才使得大运河真正畅通无阻，几乎完全承担起南粮北运的任务。
明代的大运河仍沿用元代的河道，全长3000余里。其中，由瓜州至淮安的一段称南河，由清河至徐州的黄河运道为中河（当时的黄河不是像今天的水道那样流入渤海，而是夺淮流入黄海），由山东至天津的一段为北河。会通河由济宁至临清，是大运河北段的主体。
元代开凿这段河道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所以沿运河输往大都的粮食每年只不过30万石，远远满足不了京师的需求，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运。明朝初年，辽东、北平的粮饷也主要由海运供应。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于原武决口，会通河遂基本淤塞。明成祖即位以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了北京，需要由南方运送大量粮食。永乐初年仍用河海兼运，但是，河运和海运都很艰难。
明成祖沿用南京社稷合为一坛的制度，按“左祖右社”的原则，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北京社稷坛。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陈瑄为总兵官，总督海运，每年运粮49万石济北京和辽东。在海上大规模运粮，风大浪急，常有沉船的事情发生。再加上当时有倭寇在海上骚扰，更增加了海运的困难。陈瑄在督海运期间，就曾数次与倭寇遭遇。因此，为了保证京师的供应，把京师和南方经济中心有力地连接起来，浚通大运河就提上了日程。
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督办浚通会通河一事。宋礼带领30万民工开始了治理会通河的工程。他首先疏浚了淤塞地段，并针对原来“岸狭水浅，不负重载”的情况，对全河普遍拓宽，将原来的河床又加深3尺。同时，宋礼封闭了元代所修的埋城坝的斗门，切断汶水入洸的通路，另在东平州的戴村修筑了横亘5里的长坝，使汶水沿新开的90里新河尽入会通河。水流至南旺后，中分为二道，十之六往北流，经临清入卫河；十之四往南流，接徐、沛入淮河。因南旺地势高，故有“水脊”之称，可以南北皆注。这时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即随季节性变化而引起漕河水位大幅度升降，会影响漕运。为解决这一问题，宋礼又在南旺的南北两方向上相势筑闸，以及时蓄水和泄水。水少时，闭闸蓄水以保漕运；水多时，开闸放水以利行舟。由南旺水脊到临清，地势下降90尺，设闸17处；由南旺水脊到南边的沽头（鱼台县南），地势下降116尺，设闸21处，以解决从南旺到徐州的“七十二浅”问题。
汶、泗诸水是会通河的水源，但夏秋季水量大，春冬季水量小。如不设法调节，也不能保证漕运的通畅。当时，运河沿岸有些低洼地，有季节性存水。例如今天山东的南四湖，那时还是个季节湖，当地老百姓还时而垦种湖中的土地。宋礼向朱棣建议，把这些洼地收归国有，专门用来储水保运。于是，宋礼就沿运河设置了四大“水柜”，即今天所习称的水库，水柜修有闸门和堤坝。夏秋水量大时，将运河水放入湖中储存起来；春冬水量小时，则开闸泄湖水入运河。这样，就有效地调节和控制了运河水量，从根本上解决了河水浅阻问题。自永乐以后，明清两代的会通河一直保持畅通，这与水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治理运河的同时，如不解决黄河决口泛滥的问题，会通河仍有随时被黄河水冲淤的危险。黄河一旦有大的决口，整个会通河的疏浚工程就会毁于一旦。
当时，黄河仍保持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道后的状况：黄河主流由开封北往东南流，经陈州、太和等地于寿州的正阳镇入淮梦，一支主要的支流经东平入海。会通河横穿这条支流而过。黄河水大时，可裹挟会通河的水入海，也会倒灌运河，淤塞河道。这对运河的漕运是个严重威胁。为此，工部侍郎张信等人向明成祖建议，治理黄河，以使黄河不危害漕运。因当时宋礼正督治会通河，明成祖便“命礼兼董之”。当时，发河南丁夫10万人，开始对黄河进行较大规模的治理。
宋礼治黄的方针主要是以保运为主。他一方面疏浚了河南封邱至山东鱼台的黄河故道，使黄河水安稳地流入运河中段。这样，既分隔了黄河水势，又解决了运河中段的缺水问题。另一方面，宋礼在荆隆口筑坝设闸，以节制流经东平的河水。冬季会通河水小，则开闸引黄河水入会通河济运；夏秋黄河水大，泥沙多，则闭闸断水。这样，既减轻了黄河水势，减少了黄河决堤的危险，也保证了会通河的安全，收到了黄、运兼治的效果。
经宋礼对会通河治理后，使运河每年的漕运能力提高到400万石。但是，淮南的河道上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当时，陈瑄督管漕运，熟悉运河全线情况。陈瑄经实地勘察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春天就开始了开凿清江浦的工程。沿宋代乔维岳所开旧沙河，凿清江浦河道，由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陈瑄还筑闸四处，分别叫移风、清江、福兴、新庄。清江闸位于淮水与运河的交汇口上，当黄河水涨时，就关闭清江闸。同年五月，工程竣工。从此以后，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直接到淮安，既免除了陆运过坝之苦，又减少了许多风险。
除此之外，因吕梁洪险恶，陈瑄于西边另凿一渠，置闸两处，蓄水通漕。又在沛县的刁阳湖和济宁的南旺湖筑长堤，在泰州开白塔河通大江，在高邮筑湖堤，在堤内凿渠40里，以“避风涛之险”。自淮安至临清，陈碹又相水势置闸47处，沿运河置仓，以便转输。
陈瑄又考虑到漕船有时搁浅的问题，自淮安至通州置舍568处，每舍安置一定数量的士卒，负责导航，避免搁浅。陈瑄又沿运河植树凿井，以方便行人。其规划十分慎密，所以运河大畅，海运和陆运就都停止不用了。
从此以后，南北大运河才实现了真正的畅通无阻，通过这条大运河，就把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方的粮食沿着大运河络绎不绝地运往北方，解决了当时国家急迫的漕运问题。漕船由长江北岸的瓜州可直达通州，使漕运的运输量越来越大，“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因此，大运河几乎成了明王朝的生命线，受到朱王朝高度的重视和严密的保护。明清两代，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6.防边患，迁都北京
唐朝和宋朝的迁都都是被迫的，而朱棣的迁都却是主动的。朱棣的迁都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
朱棣刚继位的时候，定鼎金陵（南京）。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为此，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朱棣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也知道，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首先为北平正名，这样就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接着，他又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深知，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和金陵发达。因此，他首先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就连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甚至还下令组织流民、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种田。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样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北京逐渐发展繁荣起来。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于次年六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陈珪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过。
说到北京城的建设，这里顺便提一下其中天安门的设计者。设计天安门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筑师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他还不到20岁，但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地就已成为伙伴中的佼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蒯祥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非常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下命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到现在。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对外的第一道大门。它是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有一层，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相并行，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此后，天安门又多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
明成祖像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却拿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这一盛举。
明成祖迁都北京这一重大举措，最终奠定了北京在中国都城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在当时对整个明代政权的巩固、边境的安全、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清朝及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权，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第一，朱棣迁都北京，顺应了“靖难之役”后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加强了明廷对北方边疆的统治。
在封建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皇权乃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国都更是皇权的集中表现。历史上每一个帝王之都城，几乎无一例外成为当时一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明廷把都城定在北京，就从客观上迫使其“倾全国之力，保一邑之平安”，从而也就达到了保证北方疆域安全的目的。明成祖三次亲征漠北，以及奴儿干都司和哈密七卫的建立，就是对该问题的最好说明。如果根据当时形势，明廷的都城不定在北京，那么很可能会再次重演宋朝的历史悲剧，所以当时的朝鲜史籍也认为，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一项关乎社稷的“固国之策”。
第二，朱棣迁都北京，在经济上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发展。北京当时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发达的中原农业文明经济区与相对落后的塞北高原游牧民族经济区的结合点上。国都的北迁，刺激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以保障其政权的稳定和军事行动的需求。例如，从中原和南方各省迁移大量人口充实北京，疏浚通济河、通惠河、昌平河、浑河等河道，加强运输粮食的能力，开拓北京通向全国各地的驿路等。这些措施，就使中原和南方比较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迅速传到北方，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也同样相应增长，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对北京周边地区荒地的垦殖，从而也就增加了明廷土地的数量和税赋的收入。经济上的发展，更进一步增强了明廷的军事实力，保证了国家边防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
第三，朱棣迁都北京，使北京不仅在当时逐渐成为明代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逐渐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明代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国子监、翰林院这些文化机构应运而生，会试、殿试更使儒生奇士云集，贤人会聚，各种文化活动皆汇集于此，北京遂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并逐渐传播到四边，这样就提高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在这一点上，朱棣的功绩足以流传百世。
7.设东厂，重用宦官
东厂是在明成祖十八年（1420年）设立的。东厂是一个缉捕“叛逆”的特务机关，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里。东厂的“锦衣官校”（特务人员）侦察访缉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一旦得到消息后，就会立即密报皇帝。因此事无大小，皇帝都会知道。在东厂的堂上，还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
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曾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倭寇袭击（局部）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是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朝的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得举国上下人心自危。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都要下跪叩头。
纵观明朝一代，朱家人对特务机构可谓是情有独钟。朱家皇帝们利用手中的特务机构，监听天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这些个特务机构仗权胡为，却让这个世界不知添了多少冤魂，严重破坏着皇朝统治的秩序，成为王朝身上的一颗毒瘤，腐蚀着朱家的统治。
8.五出漠北，维护北部边境安宁
不管是为了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宁，还是为了传国玉玺，抑或是出于兴趣或无聊，朱棣五出漠北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
朱棣虽是以非传统方式登上皇帝御座的皇帝，但他的确是一位治国安邦的好手。当他雄心勃勃地从朱允炆手中夺过大明江山的时候，他面临的不仅是前朝旧臣的激烈反抗，还要对明朝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作出及时而恰如其分的反应。朱棣即位后，继承父亲朱元璋的未竟之业，以通好和防御两种策略巩固和发展了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
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我国满族人民的祖先。在秦代以前，女真叫肃慎，隋唐又叫棘褐，辽代后始称女真。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邢枢等使臣前往奴儿干地区诏谕。女真各部的首领相继归附，甚至连一些元朝故臣也入京，进贡马匹。对此，朱棣下令，在开原设立马市，同海西、建州两部进行交易。同时，还发给女真酋长许可证，每年都可到指定的地点做买卖。对于前来参加马市贸易的女真族首领，朱棣还命当地官员赏以酒席，以资鼓励。因此，在整个永乐朝，女真族都按时入贡，奉职唯谨。明朝有所征调，每调必赴。各族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后来，朱棣继父亲在辽阳建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后，又下令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当地先后设置了370卫，20所，任命当地部族酋长担任卫所官员，且代代承袭。建州卫指挥阿哈出还以军功被朱棣赐姓名李思诚，其兄弟子侄也一个个都当上了明朝的官。
为了便利运输军需、贡赋物品和传递公文，朱棣下令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扩建、新建了许多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有6条交通干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奴儿干都司设置后，宦官亦失哈等人曾多次奉命到此地，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宣谕抚慰。永乐十一年（1413年），当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时，在都司城的西南，黑龙江河口对岸的山上建永宁寺，记述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安抚其地的情况。它记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光辉业绩。
尽管朱棣在发展大明同周边各民族关系中作出了积极而杰出的贡献，但真正展示朱棣雄才大略的是他五次远征漠北的战绩。
元顺帝逃往漠北以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多伦县东北）。春去秋来，几代逝去，蒙古贵族内部逐步分裂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鞑靼部最为强盛。三部之间经常发起战争，更时常南下侵扰明朝边境。朱棣仍然采取父亲朱元璋“威德兼施”的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各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另一方面积极防御，从嘉峪关起沿着长城进入辽东至鸭绿江一线，先后建立了9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这九个军事要塞都配有精锐军队，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南下侵扰。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遣都督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带着大量绢币前往蒙古各部招安。其中，瓦剌接受招安，朱棣即敕封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不仅拒不归附，还杀了使臣郭骥，发兵进攻明朝边境。
朱棣闻讯后即授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统兵10万北征鞑靼。临行前，朱棣叮嘱邱福：“毋失机，毋轻犯，毋为所殆。一举为捷，俟再举，尔等甚之。”但邱福却有负众望，轻敌妄进，全军覆没于胪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克鲁伦河）。恶讯传到京师后，朱棣怒不可遏，追夺邱福的封爵，以书谕皇太子监国，决意立即选练兵马，来春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春，朱棣率领武将文官，督师50万出塞。命户部尚书夏元吉留守北京，接运军饷。五月，人马行至胪朐河，本雅失里不敢接战，北逃斡难河。朱棣挥师追杀，两军大战于斡难河畔。朱棣率军冲锋掩杀，大败敌众。本雅失里丢弃辎重牲畜，只带着7骑渡河逃走。
朱棣首次北征鞑靼告捷后，又先后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3次亲征漠北。朱棣数次发动对蒙古贵族的征战，一方面有效地防御和打击了他们的侵扰，但也确实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第三次出征，仅运输粮草这一项，就用驴34万匹，车177500辆，民夫235000多人，计运粮37000石。户部尚书夏元吉、兵部尚书方宾等廷臣，力谏罢兵，休养兵民，严敕边将守备。但朱棣不听，并且把反对北征的朝臣逮捕入狱，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朱棣在力排众议的情势下，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又发动了第五次亲征阿鲁台的战争。
征伐大军在漫漫荒漠中日夜兼程，但放眼百里不见敌人的踪影。以后根据闻报又多次扑空，将士疲惫死伤，劳而无功。朱棣方知边报不实，心里不免怅然。因军粮将尽，不敢久留，只好下令班师回京。大军行至一处叫清水源的地方，朱棣见路旁有一石崖陡峭数十丈，便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功。刻石纪功后，朱棣突感身体稍有不适。几日之后，病情猛然加重。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下旬，朱棣率师达到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附近）时已是气息奄奄，不可救药。他知道自己再不能亲理朝政了，便召英国公张辅入内，嘱咐后命：传位皇太子朱高炽，丧礼一律照父亲朱元璋的遗制办理。言毕，即与世长辞。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率兵亲征的情况时有所见，但没有哪个帝王像明成祖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尤其是后三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连续亲征，尽管这三次亲征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当时，经过上两次亲征的打击，鞑靼和瓦剌都已无力大举进犯，并不存在对明王朝的现实威胁。因此，当时有许多大臣反对出兵。特别是安南战事尚未完全平息，国内又屡兴大工，财力紧张，但明成祖仍固执己见。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其中当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明成祖连续出师呢？
一些学者认为，明成祖连续亲征有三个非常隐秘的原因：
首先，明成祖从青年时起就与蒙古势力周旋，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并且头两次亲征又是凯歌高奏。这种经历使他对金戈铁马的戎马生涯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挥师拼杀的生活，比宫廷生活更充实、更刺激。实际上，即使在平时，他也很少在京师住，而是大都住在称作行宫的北京。迁都北京后，他却又经常率师在外。这自然使人想到，他并不喜欢那索然乏味的宫廷生活，而愿意尽情地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驰骋了。
其次，这也与明成祖的生理缺陷有微妙的关系。据朝鲜《李朝实录》载，一个宫人和宦官私通，被明成祖处死。这个宫人骂明成祖道：你自己年老阳衰，宫人与小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这种内容在《明实录》中是绝对见不到的。《李朝实录》的这条记载告诉人们，明成祖晚年体弱，虽难以断言其性能力完全消失，但至少是极大的衰弱。这一点，联系到明成祖子女的情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明成祖有4个儿子（其中一子早死）、5个女儿，都是在他当燕王时生的。他即位后，尽管后宫嫔妃成群，却没有再生子女。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上述记载还是可信的。这种生理的缺陷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影响。鉴于这种缺陷，所以他不愿意生活在被嫔妃包围的宫廷中，而宁愿率兵在外。
再次，明成祖连年北征，也和他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心理有一定的关系。所谓传国玉玺，相传是中国古代皇帝的信物，由和氏璧雕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后获得和氏璧，于是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和氏璧上刻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了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得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之后，玉玺经过魏、西晋、前赵、东晋、宋、南齐、梁、北齐、周、隋，传到唐朝，至五代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玉玺便失踪了。后晋皇帝石敬瑭入洛阳后又另制一玺。后晋灭亡，此玺落入辽主之手，辽王延禧将其遗于桑乾河上。元世祖时，有人渔而得之，献给元世祖。也有人说传国玉玺是在元顺帝手上再度失踪的，元朝皇室曾有玉玺之记录。明军攻入元大都，“俘获诸王子6人，玉玺两枚，元成宗玉玺一枚，元朝共11个皇帝，其他皇帝玉玺均没有缴获。”据《二十五史纲鉴》载：公元1370年五月，明军横扫漠北直捣应昌之时，缴获元顺帝出逃所带到漠北的一批珠宝。其中既没有元朝的诸帝之玉玺，又没有传国玉玺。由于传国玉玺的下落不明，明、清两朝均没有传国玉玺。因此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传国之玉玺”。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即接连对蒙古诸部用兵，其中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上万言书，就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的话。如无此事，解缙决不敢妄加评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为耻不得传国玺，欲取之耳。”
朱元璋因耻于未得到传国玉玺而数度对蒙古用兵，朱棣欲得到传国玉玺的心理更为焦急。这是因为，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被正统的封建士大夫视为“篡逆”，这一直是他的一大心病。朱棣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改变这一形象。如果他能通过北征而得到这方传国玉玺的话，这无疑会提高他天命所归的天子形象。尽管朱棣口头上说“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但他内心却是十分想得到的，这与他连续北征有着隐秘的联系。
总之，朱棣五征漠北，从效果看，确实有力地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侵扰，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这在头两次亲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经这两次打击，北边鞑靼和瓦剌的兵力受到极大打击，两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大举进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连续大规模地劳师远征，耗费惊人，对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损失。从征将士动辄50余万，再加上运粮饷的民夫、车辆和牲畜，每次北征都要牵动全国。不算从征将士，仅后勤供给就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对全国人民是一种何等繁重的负担，它给全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朱高炽（1378—1425年），永乐皇帝长子，明朝第四位皇帝。永乐二年（1404年）被册立为皇太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洪熙。他的政策和业绩为后世之君守成丰业准备了条件，是位承上启下的皇帝。但他从政不到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于钦安殿。庙号仁宗。葬北京昌平献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