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嘴里能讲出来，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国家的珍宝；嘴不能讲，但有实际行动，这是国家的重器；嘴上讲得好，而行动上做不到，还能为国家所用；嘴上说得漂亮，而行动上则为非作歹，这种人是国家的妖孽。）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曾把官员等级评定为四类，即国宝、国器、国用和国妖。现代著名学者梁济（梁漱溟之父）也说做官有两类人，一类“视官为身家仰给之资，则谋生者不可一日离”；另一类“视官为国事责任所寄，则负疚者不敢一日居”。他在此模糊提到“政治负疚感”，说从政者如果有“政治负疚感”，便一刻不敢逞威福，一刻不敢松懈努力；“以人民救星自居的人，最终不过是人民灾星”。
身怀“政治负疚感”，自觉将服务于社会国家作为自己为官从政的主要目的，在这方面，中国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无疑为后世清官的典范。他自觉身体力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恪守道义，是个模范官员。他曾说：“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为之事是否与俸禄相称，如果不相称，竟至于彻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弥补上来。这种带有自虐性的慎独精神，无疑弘扬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
当然在国府内部，不乏有国宝、国器、国用之才，怀有“政治负疚感”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名市长、学者吴国桢先生，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等等，都是非常勤政的官员。但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彼时的国民政府，正如一个濒临倒闭的大公司，尽管主管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惨淡经营，员工们也克勤克勉，但依然无法补救破产的命运。
古语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某些人深谙此道，于是枉法舞弊，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前仆后继，人见利而不见害；左游右泳，鱼见食而不见钩”。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生活简朴的官员，肯定都是勤勉政事，不会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的清廉之士，而奢侈腐化必是堕落的温床。某些国民党官员醉心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社交娱乐生活，“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杯浮赤子膏，筵列苍生膜。宫廷日欢娱，闾里日萧索。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饮宴诗》）报纸上也经常乐此不疲地传出某某高官与某某明星的花边新闻。他们忘怀国事，醉心于酒池肉林，风月场中鱼游春水，游风戏浪；他们倚翠偎红，最爱美人朱唇上那颗樱桃，皓齿间两行碎玉，没魂乡里眠花梦月，惹草招风。
“蝇伏蜗居朽木生”，官员腐败如同食物变质一般不可禁止，又如箱中的烂苹果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和感染力。蒋介石老先生本人能够克难奋进，克己克俭，但却无力改变这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此他心力交瘁，痛愤之至而又无可奈何。而最为他忧虑的则是财经界和军队的腐败问题。
财经界高官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1945年4月30日蒋介石日记）。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深感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1942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问题，用美国对华5亿元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美金公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然而，虽有美金作底，各地人民对美金公债却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的一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者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彼时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发财的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仍可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元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竟然批准，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告诉陈赓雅，真正的分成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
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因1945年春国库局几个知情年轻人的秘密检举，最终为蒋介石知悉。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部长，由原财政部政务次长兼中央信托局局长俞鸿钧继任）彻底查究。俞鸿钧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系列日记中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了问题所在。
与美金公债案几乎同时，原任部长孔祥熙掌控的财政部还发生一起“黄金加价舞弊案”。1944年3月，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地方法院审理。
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1945年5月5日，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中，孔祥熙和曾襄助孔祥熙的粮食部部长徐堪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孔祥熙字庸之，作者著）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 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幕，参政员陈赓雅率先提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1150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20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3504260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孔祥熙贪腐案，同时引起了一位传奇人物的注意。他便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而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则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也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傅斯年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性情刚烈，疾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
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做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 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孔祥熙一直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共事多年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复转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又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组织了18个人连夜造账，以对付审查。孔祥熙甚至还向审查者出示了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
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一再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蒋介石7月21日日记）以致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22日下午，孔祥熙又向同时调查此事的陈布雷（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了汇报之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当日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最后蒋介石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