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柱是我的老朋友，相知已久；黄如论是新朋友，同样相识恨晚。每当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大师们的那几句格言就会从我的心底里跳出来：
“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
“所谓活着的人，就是不断挑战的人，不断攀登命运峻峰的人。”
——（法国）雨果
“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命运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美国）惠特曼
是的，黄如论和王朝柱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都是敢于挑战厄运并不断向新的人生高峰发起冲击的人。如果说，王朝柱的成功堪称当代中国文坛的奇迹的话，那么，黄如论的雄起则更是当代商界一个耀眼的奇迹，是改革开放使人的创造性得到解放的一个精彩证明。
王朝柱写黄如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作为传记文学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编剧中的头牌和常青树，王朝柱曾以“共产党元帅以下不写，国民党上将以下不写”而语京文坛，几十年来说到做到，今天他为什么要给一位归国华侨中的民营企业家作传呢？作为房地产业、酒店业和多业并举的巨擘和新的领军人物，黄如论一向埋头做事、低调宣传，多次拒绝采访，现在他为什么要找顶级作家王朝柱为自己作传呢？除了朋友之情和两个成功者的惺惺相惜，还有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这既是一个引人思索的悬疑，也是本书的一大看点。
解疑的答案就在书中。王朝柱的这本长篇报告《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以发展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除了“引子”和“不是尾声”，用“农家子弟”、“我要赚钱”、“我要回国”、“进军北京”、“慈生我心”、“善行天下（一）”、“善行天下（二）”共七章，真实、精彩地描写和评述了黄如论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特立独行的性格魅力和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读完全书我惊讶地发现，王朝柱与黄如论虽职业不同又相差十岁，在出身和经历上、在性格和观念上、在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上却有着如此多的惊人相似、相通和共鸣之处：其一，两人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族史中都有着革命传统。其二，青少年时期都历经艰辛与磨难，在后来的奋斗中都能把磨难时的体验化作精神财富和前进动力。其三，都敢爱敢恨、敢拼敢闯，都激情满怀、脾气火爆，并把维护人格尊严视为第一要义。其四，都同情弱势群体，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成就越大善行越多。其五，都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熔儒、道、释为一炉，同时又贯通古今，放眼世界。其六，都有着强烈的创造欲和顽强的意志力，喜欢逆势而上、出奇制胜，都有霸气又每临大事有静气。其七，都崇拜英雄和历史伟人，都占据着本行业发展的历史制高点。其八，都喜欢毛泽东的性格和气派，都把毛泽东当做研究和借鉴的对象。王朝柱和黄如论相识八年，我想正是这近乎全方位的相通与共鸣，使得他们由相识相重到坦荡交流与碰撞，一直到后来双方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于是，黄如论从王朝柱那里找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真正知音和倾诉对象，真诚地希望能在这位大作家的描述和评判中肯定自我也审视自我，而王朝柱则被黄如论身上的商界王者之气所打动，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用自己最擅长的传记文学创作拥抱也度量了这位异姓兄弟。
独特的创作动因，王朝柱与黄如论的朋友关系，从内容上给这本书带来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作者并不扮演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和评判者的角色，而是自始至终用自己的经历与作品主人公黄如论的经历相比照，坚持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评价黄如论，使作者自我成了全书最坚硬的、不可或缺的存在。特别是写到第四章“进军北京”之后，在对黄如论跨越式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比如开发北京世纪城、经营世纪金源大酒店和香山金源商旅酒店、接管并改造华侨大厦、建成和管理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描述中，作者自己都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场的。这些都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令人读来感到很亲切。更有别于一般传记作品的是，在书中的有些重要段落，作者还以黄如论事业发展的建议者的身份进人情节，比如描写他劝黄如论转卖北京玉泉山东边那块土地，支持黄如论响应中央西部大开发号召进军重庆和云贵，建议黄如论在参加长沙“文化曼哈顿”土地竞拍时“要多长一个心眼”等等，更拉近了读者与黄如论的距离，读来使人如身临其境。二，毛泽东的名字和影响出现的频率打破了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记录。在书中我们看到，对毛泽东的共同兴趣是连接作者和传主的一座桥梁，黄如论最想听王朝柱讲毛泽东的真实故事，王朝柱最爱听黄如论是如何运用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去创业的。每当事业发展遇到难题、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黄如论首先想到的、与王朝柱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向毛泽东思想请教，从毛泽东克服难关、应对转折的做法中汲取力量。毛泽东的人格和智慧的魅力成了作者和传主共同的精神支撑。在一个当代民企老板事业发达的每个关节点上，都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影响的存在！奇怪吗？它是事实。书中描写黄如论按毛泽东初战必胜思想完成他承接的第一个工程，用毛泽东的军事化管理方法推动施工队伍的正规化，运用毛泽东式的调査研究作出到北京发展的决定，参照毛泽东办抗大的做法办培训班为公司培养适应现代管理要求的干部，凡此种种都凸显了事实本身的说服力和启示意义。当然，最精彩的还是描写黄如论运用毛泽东辩证分析法去预见未来，从菲律宾回福州、从福州进军北京、从北京走向全国的三次逆势而上接连实现世纪金源集团的三次跨越式发展。黄如论的巨大成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和人格的持久生命力，彰显出黄如论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非凡悟性。如此深刻地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也是本书真正的现代性的一个证明。
传记之作，向无定例。从文体上讲，作者将本书定位于“长篇报告”、“长篇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书名又是《我心目中的黄如论》，是严肃而又恰当的。作为真正的报告，它的基本内容具有新闻报道一样的真实性，尤其是对黄如论重要经历包括他在重要历史关头所作的政治选择的描写、对世纪金源集团的种种业绩和向国家交纳税费的描写、对黄如论慈善捐助的项目和数量的描写等，都有第一手资料和坚实的数据作支撑，经得起与事实本身的严格对照。更难能可贵的是，一本长达三十多万字的写民企老板的传记既不渲染所谓“秘闻”，也不写什么风流逸事，着力凸现的全是黄如论的经商之道、政治选择和慈善行为。这种真正的历史美学品格使它从根本上与那些名为传记实则胡编乱捧、趣味低下的作品划清了界限，更不会惹上最近发生的艾丽西斯？德雷克的《美丽的堕落：20世纪70年代巴黎的时尚、天才与荣耀》被控侵犯隐私权和严重失实之类的官司。同时，既然是报告文学，它又必须发挥文学的优势，寻找艺术创造的空间。因此在保证其严格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在具体表现方法上又借鉴小说的笔法来进行心理分析，增强作品的故事性和典型性，运用影视剧蒙太奇、摇镜头的方法实现叙事的跳跃和自由流转，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如此等等。这种一体多样的写法既严肃、庄重，又摇曳多姿、引人人胜。
特别值得提出的，全书叙事运用得最多、最成功的写法是作者王朝柱和传主黄如论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用对话带出了黄如论人生经历的主要内容，省去了那些容易落入流水账式的平淡叙述，二是用对话讲清了世纪金源集团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关节点，避免了对企业发展的一般过程性叙述；三是突出和强调了作者所要着重探讨的重点课题，防止了平均用力的毛病；四是在对话中可以直逼被提问者的心路历程，追求一种心理的深刻。黄如论和王朝柱都是真正的男子汉和充满霸气的强者，都有着不怕挑战、宁折不弯的性格，王朝柱不会因为是朋友在提问中就变得心软，黄如论也不会因为是兄弟在论辩中就收敛其锋芒。我们从书中看到，两人之间的许多对话，诸如关于怎样看待学历和人才的对话，关于黄如论如何淘得第一桶金和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对话，关于“龙柱”和五龙喷水的象征意味的对话，关于“靠山”的对话，关于谈判艺术的对话，关于经商与政治关系的对话，关于如何处理亲属在企业中犯规的对话，关于既要帮助乡亲脱贫又不做散财童子的对话，提问和论辩中都是直逼灵魂深处，碰得火星四溅。王朝柱在提问、审视黄如论，黄如论也在反问、审视王朝柱。这不是一般的问答，而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拷问，是两个强者的灵魂的相互审视和激情碰撞，读来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人所共知，上述对话中的有些课题属当代我国的前沿性课题，从实践到理论、从底层到上层都有着不同主张甚至尖锐分歧，《我心目中的黄如论》的创作却迎难而上，硬是将实践和理论上的一大难点变成了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实在可喜可贺。
作为一本写当代民营企业家的传记，《我心目中的黄如论》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对黄如论的描写和评述，为我们揭示出了一条真正能通向成功的经商之道。黄如论出身寒门又无靠山，为何能在不可胜数的民营企业家中脱颖而出？他的企业为什么能持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什么经历那么多风浪他都能越做越强？他为什么能多次名列“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榜首？书中写得很实在也很清楚：一，他坚持诚信为本，有舍有得。对顾客讲诚信，对员工也讲诚信，越是困难中就越讲诚信。二，他坚守生财有道，注重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从来不玩空手道、买空卖空，努力用人格操守去赢得客户和市场。三，他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他善于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预测，大胆地出奇制胜。四，他能辩证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开发和经营中以独出心裁的文化内涵增强竞争力。五，不忘报恩社会，坚守“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信念，在企业做大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加大了造福社会的贡献。黄如论的这种经商之道，如王朝柱评述的那样，它既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当代世界经营管理与文明发展的新鲜经验，更是在他长期经商实践中形成和验证的。对比那些靠炒作而枫红一时的企业来说，对比那些信奉“市场经济无道德”、一心发大财却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老板们来说，世纪金源集团的持续大发展和黄如论向国家交纳的上百亿税费、向社会捐建的一百多所学校和多项救灾扶贫助弱基金是一道真正靓丽的风景线，也是对当代商道争辩的有益启示。
一位哲人说得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不等政治，经商不是从政，但又都不能脱离政治。对经济与政治、商道与政道的辩证关系的深度揭示，是《我心目中的黄如论》的又一大亮点。作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王朝柱和黄如论都相信“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都关心现实政治，都越来越明白商业决策的制定、发展方向的选择离不开对整个政治大形势的分析和预测。书中写得很生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那场“风波”的影响，外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热猝然冷却，有些投资商甚至单方面撕毁合同、抽走资金，此时此景，正在菲律宾把国际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的黄如论为何要毅然回国投资创业呢？因为他在冷静分析之后坚定地相信共产党不会失败、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风波过后中国大陆很快就会进人快速发展期。所以，从当时看他回国投资是逆势而上，从长远看则恰恰是在政治大格局上的一种顺势而行。世纪金源集团在福州的大发展证明了他的选择是聪明的。1997年邓小平逝世，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北京房地产业陷人萧条，然而就在这时，不顾周围的一片反对声，经营房地产为主的黄如论竟出人意料地进军北京！为什么？因为他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应对亚洲金融风暴，中共十五大精神一定能引导改革开放事业包括北京房地产业继续大步向前。
政治和智慧之神又一次眷顾了黄如论，世纪金源集团在北京实现了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王朝柱最欣赏黄如论的，就是他对政治大势的这种分析能力和投资方向的选择。也正因如此，进入本世纪后，在大批房地产商纷纷涌向北京和沿海城市时，王朝柱热情称赞黄如论响应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号召进军云贵和重庆，去实现他的产业集团发展的第三次跨越。同时，王朝柱又时时不忘经商与政治关系的另一面。熟读中国历史的他在与黄如论的激情对？话中曾多次分析吕不韦和胡雪岩兴衰的历史教训，指出他们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由于他们从懂政治到专靠政治押宝去赚钱和醉心于用金钱玩弄政治，背离了商道自身的游戏规则，到头来落得个血本无归，被政治吞没。黄如论同意王朝柱的说法，并表示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书中响亮地提出：“聪明的商人一定要懂政治，但不能玩政治！”这是作者对几千年中国商道及其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当代经商者的一个忠告。
“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鲁迅的话总是那么人木三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商道、文道、政道三者是一脉相通的，首先都是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人的问题。真正优秀的政治家、商人、文人，在人格上都应当是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人。“在我头上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这是我最后从《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中读出的一种豪情美意，也想把它转赠给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以期共勉。
李准
2008年9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