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方对于事成之后的分赃达成协议后，就立即闯入顺宗的卧室。虽然当时在一旁侍奉顺宗的牛昭容、李忠言都是王舒文的心腹，但是他们无法阻挡这帮来势汹汹的人。卫次公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送到顺宗面前。当时的顺宗已经是被风疾折磨得不成人形，已经丧失了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盯着纸条看了半天后，机械地点了点头。俱文珍等人眼见此状，一起叩首，口呼“万岁”。
一旁的牛昭容和李忠言心惊胆战，因为纸条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立嫡以长。
没办法，现在立李纯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俱文珍他们立即起草立太子诏文，正式立李纯为太子。第二天早朝的时候，王叔文听到立太子诏，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蔓延开来，他想到革新可能将要失败。
改革被拦腰截断
把后手备好之后，反对派又来了一着釜底抽薪——他们撤销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
当李纯被立为太子后，新政的另一主导人物韦执谊让饱学多识的陆质出任太子侍读。由于韦执谊和陆质都是原来东宫集团的革新人士，韦执谊这样做的目的可谓众人皆知：他想借此随时监视太子的动向，并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这位未来天子对新法的同情和支持。但是这个陆质虽然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但不是个精明人。他在太子面前讲新法的好处也不挑时间地点，也不注意语言表达方式，所以往往是他刚开口说了几句，太子便不耐烦地说道：“父皇让先生来，是为寡人讲解经义的，你谈这么多朝政做什么？请先生不要说了。”陆质被抢白得说不出话，只能默默退下。
陆质回来就把太子的反应如实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越想越发毛。果然，在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当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院时，却看到同事们在对自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特别是那几个平日里就跟自己不对付的小人更是笑容满面。他正疑惑间，就听到一个太监的声音：王叔文接旨。王叔文马上跪下，听着诏书的内容，他的心都凉了：这诏书要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一职。王叔文知道这纸诏书的严重性。因为那时候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如果没了翰林学士的职位，就不能进宫见皇上了。王叔文很清楚这是俱文珍他们搞的鬼，但是也无可奈何：他不停地给皇帝上奏章，想挽回局面，但最终只是争取到隔三、五日可以进宫一次的机会。这个时候，王叔文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知道，自己可能要成为那个壮志未酬、病死五丈原的诸葛武侯了。
四月六日为皇太子举行册礼。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仗着是韦执谊的岳丈，就迫不及待地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太子监国，也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改革派没有上这个当。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日，王叔文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古代惯例，如果官员家中父母亲病危，无论担任再高的职务都要“丁忧离职”，放下手头的一切事物去见父母最后一面。看到朝政乱七八糟，新政施行备受阻碍，母亲又病危，此时的王叔文已经是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要知道王叔文可是新政的主心骨，他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这也意味着永贞革新的指挥中心已经瓦解，整部改革机器已经运转失灵了。
不但外部受阻，改革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韦执谊不肯执行王叔文所定的谋略，“二王刘柳”集团公开分裂。由于王叔文归家为母亲丧，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孤立无援。他所能做的就是每天上疏，请朝廷重新起用王叔文为宰相，统领北军；然后又奏请朝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得到任何答复，他自己知道大势已去。不久，王伾中风，失去了活动能力。改革集团已经彻底崩溃，接下来，宦官集团开始全面反扑。
七月二十九日，俱文珍等胁迫已是奄奄一息的顺宗下诏，说皇帝本人身染重病，无法再操劳国事，所以把国家交给皇太子打理，八月初四日，又以顺宗的名义下诏，让太子即皇帝位，顺宗称太上皇，也就是说，顺宗被迫下诏禅让。八月初五，太子移驾兴庆宫，改元永贞。九日，太子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
在逼迫顺宗退位的过程中，对革新派的处罚也接踵而来。八月六日到十一月十四日，“二王八司马”全部遭到贬谪。“八司马”被贬之地基本都在南方的不毛之地，下场可想而知。事实上，王伾不久在贬所病死，半年后，王叔文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做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此外，朋党之争也越加激烈，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806～820年）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党争运动影响之长久。
不仅如此，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更为深远。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一直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在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篇中还有记载，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两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永贞革新”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场革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
首先，王叔文缺乏一个职业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见识。毛主席曾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对于任何革新运动，必然有支持者、反对者和中立观望者。作为一个明智的革新派领袖，必然尽可能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要争取中立者，分化和减少反对者，尽量减少对革新运动的阻力。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因为它要求革新派领袖一方面具有比较宽大的胸怀，对以前的过节能够一笑而过；另一方面要求革新派领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能够容纳、包涵和平衡不同的政治派别。可是王叔文意志不够深沉，器量不够阔大，缺乏足够的政治胸怀。例如北方士族的最高代表往往是宰相，当时的宰相有贾耽、郑王旬瑜、杜佑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贪图享受、没有什么大的才能，对于当时新政与守旧派的争斗持中立观望的态度。要知道，宰相可是百官之首，如果能够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的合作，有利于争取北方士族对以王叔文为代表的南方人执政的谅解和支持，这对革新事业无疑是有利的。他们普遍贪恋权位，也为王叔文提供了争取的可能。可是事实上王叔文没有去争取其他宰相的合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以其傲慢激怒了他们，结果他们投入了守旧派的怀抱。
其次，王叔文没有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首先说那个曾给予改革集团很大帮助的唐顺宗。从历史上来看，封建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王叔文把握得很准。所以在顺宗即位后，各项新政措施能迅速出台。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皇帝那羸弱的体质。由于顺宗自小就得了风疾，经常不省人事，这固然让王叔文可以借此发布种种改革诏令，委托重要官职，但同样也可以被对手利用，俱文珍等人就借顺宗发病的时候拥立太子，矫诏免去王叔文的职务。
再说即位的皇帝李纯，其实唐宪宗李纯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也是很有见地的一个皇帝。如果改革派能用高明的手段影响李纯，根本不至于在他即位后马上遭到贬斥的下场。但是，王叔文他们低估了李纯的能力，把他从一开始就置于一个对手的背景之中，甚至派人去监视他，从而堵死了自己的后路。
最后，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同样败在心太急。如果单单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看，比如削弱地方藩镇实力，打击宦官，每一条都是没问题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但从改革实际操作步骤来看，显然是太快了。如果回顾一下前面讲到的改革派的措施就会发现，这些法案竟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部出台，最要命的是它涉及国家政治的所有方面，特别是针对如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好像一夜之间就可以让大唐重回往日的兴盛。但是，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一口不能吃个胖子”，你还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时就向对敌人发起进攻，那是自寻死路。
王叔文本人也是一个急性子，这个缺点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在改革当中。史书记载，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对王叔文威胁利诱，要求让朝廷再多给他点地盘，王叔文严词拒绝。按说这事到这儿就算了，谁知怒不可遏的王叔文第二天就逼着宰相韦执谊处死那个心腹。消息传到韦皋那里，他知道王叔文是非整垮他们这些藩镇首领不可了，于是他联合其他藩镇首领，纷纷向朝中上书反对王叔文，加上在朝的宦官俱文珍的呼应，永贞革新想不失败都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