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上最重要的15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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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王安石变法:两个男人的独角戏 (1)

大宋不大

宋朝,总是意味着孱弱了。自从它建立那天起就一直强敌环绕,常吃败仗,无论是金、辽还是西夏,都能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宋朝的皇帝们也是软骨头,称臣纳贡换和平。

大宋王朝自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斗争。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三地,又于974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纷乱的时局得以结束。

但这只是中原的腹地归于统一,在五代十国时期,后晋曾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如果打开中国历代疆土图,就会发现宋朝的地盘实在小得可怜。

除了北方的辽国,西北方的西夏、西南方的吐蕃等强国也都在虎视眈眈的望着大宋。外患严重,内忧更是危机四伏,由于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地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富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宋朝的统治。

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北宋的体制上,“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构成了北宋中叶最严重的统治危机。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官员数量不仅严重超出了需要,并且文武官员的俸禄还十分优厚,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以北宋的军队为例: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到他弟弟宋太宗的时候就已经增加到358万人,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真宗时增加432人,到宋仁宗时更是翻了一番,禁军增加到826万人。如果算上地方的厢军,当时的大宋已经有1259万人了,占用了国家大量的粮草啊!史书记载当时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虽说兵多,但是战斗力却并不强。更要命的是北宋军队可以说是“银枪杆子蜡枪头”,属于中看不中用的。因为宋朝的江山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所以皇帝们非常忌讳掌有兵权的将领,于是就弄了一批文官当司令,文人一不懂战略,二不懂操练,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因此大大削弱。

为了维持王朝那硕大无比的官僚机构和百万大军的衣食住行,朝廷已是苦不堪言。又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真宗末年的时候,朝廷财政收支还略有结余;到了仁宗皇帝时候收支已经基本相抵,没有盈余了;等到了英宗的时候财政赤字竟然高达1570余万之巨了。

简而言之,大宋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文不能治平安邦,武不能征战定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了。

一份奏折,两张笑颜

神宗皇帝继位了,这时的他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神宗皇帝想到,在他继位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如果王安石有日记传世,想必他会发一番感慨。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进京面试了。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就这样,王安石在地方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财政部副部长,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那个时候,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的万丈豪情被浇了一头冷水,他看出来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同时自己的性格又跟一些大臣合不来,干脆趁母亲去世的时候,挂印辞职不干了,对朝政的关心也大大减弱。

但是这一回不一样了,他接到的可是宋神宗亲自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于是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马上就派人把他叫到御书房单独谈话。

这边内侍刚刚通报完,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将王安石叫到跟前,上来就问:“国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要重新打理,应该从哪儿开始呢?”

王安石并不慌张,而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要想改变国家的现状,就要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开始。”

宋神宗听了点点头说:“好,那你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吧。”

王安石回家以后,一夜没睡,专心致志地起草了一份改革意见书。

第二天天刚亮,王安石就进宫把意见书送给了神宗。宋神宗越看越高兴,越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下诏提升王安石为副宰相,让他筹办变法事宜。王安石知道,要推行改革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班子,于是他跟宋神宗商量了一下,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主导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样一来,王安石就无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干他想干的事情了。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熙宁变法”开始了,这场变法直到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为止,前后历经了十七年。

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有余而补不足”本来是老子所著《道德经》上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天道行常,总是会考虑到一个平衡的问题,把多余的部分加到不足上,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拿贫富问题来说,如果富人为富不仁,让穷人越来越多,那么穷人的反抗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聪明的富人就应该经常拿出一些钱,给社会做些贡献,一来改善自己的形象,让穷人不要仇富;二来改善穷人们的处境,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王安石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贫富差距太大,如果不加以改变,后果不堪设想。

要达到贫富均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土地的事情弄好。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当时的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日子特别难过,因为大户会“及时”地借给他们粮食,但却是以高利贷的形式。这样,老百姓就背上了很重的负担。宋仁宗的时候,陕西遭了旱灾,老百姓正在饿肚子。那里的地方长官李参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估算一下当年自己田里能出多少谷子与麦子。然后规定农民可以先向官府借钱,等庄稼成熟之后,换成钱再还给国家,就是所谓的“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知道了这个事情,觉得挺不错。于是他们就据此为经验,制定青苗法,把山西的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宋朝有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王安石就将这两个仓里面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这样一来,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王安石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劳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