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对策的博弈
俗话说：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新法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会像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也由于此，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不幸的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个现实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青苗法为例，这个办法本来源自山西，当地地方官推行的时，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也曾经大力推行过，也同样收到了百姓们的欢迎。人们总是有这种归纳和演绎的能力，当王安石向全国推行青苗法后，他期待着天下丰收的景象。谁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青苗法的推行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很多农民甚至被弄得倾家荡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农民的确需要青苗法。特别是古代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谁也无法预料老天爷今年会不会不开眼。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法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但是，所贷青苗钱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而在荒年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田里还能产多少东西。这样一来，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怕贷款收不上来，贷款的农民怕自己还不上官府的债，双方都十分害怕。
自古官府就处于强势地位，他们为了减轻青苗法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责任，只有抢农民一途。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变卖家产，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
但是，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这要是让上边知道了，会影响自己的政绩的。所以，官员们在自己的圈子中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将农民分成若干等级，按照这个等级来限定农民的贷款。然后，用行政命令当地稍微富裕一点的农家与比较贫穷的农户之间结成对子，由这些富裕的家庭为贫困家庭提供担保或者抵押。
这样一来，一旦出现了饥荒，无论是贫农还是富农，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下拖下水，根本无处可逃，唯一的赢家就是官府，无论旱涝他们都能高枕无忧。于是，一件本来是救民于水火的好政策，却在下面那些黑心官员的运作下，成了地地道道的害人之法。
除了下面的人精于对策外，王安石来说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考验：就在他全面铺开变法的摊子不久，老天爷好像诚心跟他作对似的，让全国各地不停地经历各种天灾，包括旱、涝、蝗灾等，连续好几年都不断。在灾害面前，前面说到的青苗法的弊端立刻显现出来了。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虎豹豺狼，他们步步紧逼，受灾的农户为了还钱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女卖媳妇的事都层出不穷。贫农日子不好过，那些稍微有钱的农户更是难熬，官府知道他们手中有些闲钱，更是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们，富农们纷纷破产逃跑。
不光是青苗法被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均输法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官员们上下其手的运作下，这项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贪官们垄断市场的工具，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做芝麻绿豆点大的生意，也要先打点好政府官员。商人是市场的主体，现在却是国家给商人们设置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大中小商人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象，就是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皇帝的棘手问题：女人和彗星
上面说到的那些新政的弊端在暗中慢慢积攒着，它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一个总爆发。到公元1074年的时候，终于，机会来了。
这一年，河北发生了一次特别大的大旱灾，将近一年没下雨，那里的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逃荒。第二年农历四月的一天，刚刚下朝的神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旁边的内侍就来禀报说一个叫郑侠的人画了一幅画要秘密进呈皇帝。皇帝这下来了兴致，就让内侍把画呈上来。打开一看，画的标题叫《流民图》。待仔细一看，神宗皇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画上无数流民奔走呼号，有的将儿女插上草标正在叫卖；有的衣衫褴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有的人正在拆自己的房子，旁边的差役怒目相向。
“啪！”神宗皇帝怒不可遏地拍了一下桌子。这是怎么回事！朕变新法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据史书记载：神宗皇帝接下了这份《流民图》后，反复看了好几遍，每看一遍都面色凝重。
就在这个时候，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上书皇帝，自责工作不力，请求辞职。
终于，这年的四月初六，神宗皇帝在度过一个辗转不眠之夜后，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诏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说来也奇怪，这道圣旨刚刚发下，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继而就是倾盆大雨，河北的旱情解除了。让人不得不说这是天意。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
元丰八年春，宋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后执政。宣仁太后是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接着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耗散殆尽。与此同时，他们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司马光及其朋党无视小皇帝，因而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沉重的打击。
咀嚼历史的青橄榄
历史就像一枚腌制的青橄榄，留给后人的永远是无尽的咀嚼、回味和反思。“王安石变法”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但遍翻史籍，重温这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却仍能给我们以诸多新的思考。
熙宁二年是“变法”的第一年，而“富国之法”的几大条款中竟有三分之二出台于这一年，那些雪片似的改革法令犹如暴风骤雨中的雷霆，弄得习惯于安稳日子的吏民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而谏官刘挚进言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这种言论实是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反变法者的心声的。苏轼的见解更为深刻。他对神宗说：“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以往们总以变法的反对者来看待苏轼，其实，苏轼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求治太急”罢了，因为他的依据是“法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改革既要有朝廷大员的倡导，要有下层民众的拥护，也要有地方官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失去中间环节的支撑，改革势必会产生“结石”和“梗阻”，法行之不远，其行也会变声走调。
综观整个大宋王朝的历史，“重文礼”一直是其历代君王奉行的政策，宋太祖立下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的誓规看来是被其子孙很好地记在了心上。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宋代官场言路开明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声音特别嘈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面对这些百般诋毁“新法”的大臣，宋神宗如何处置他们呢？杀头坐牢他不会干，把他们贬到地方为官便成了他惩罚这些反对者的最好办法。
有证据表明，变法施行的第一年，翰林学士郑獬因反对均输法、青苗法被贬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谏官刘挚、杨绘因反对免役法分别被罢判应天府、知邓州、监衡州盐仓。后来，知制诰钱公辅因反对市易法被贬知江宁府，右谏议大夫吕诲因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而被贬知均州，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简单来看，把他们送到远离汴京的僻地，听不到他们在耳根边的聒噪，似乎就可以静下心来开展变法活动了，其实不然，这些对“新法”想不通，甚至鄙夷敌视的人一旦放任地方，把持基层权力，更可以借势阻挠“新法”。他们有时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现身说法，攻击“新法”的弊端，有时慑于皇权之威不得不执行“新法”，却也是阳奉阴违，以对策应政策。“新法”本身就有许多不足，加上这些走样的“执行”，岂不是漏洞更大，招来的反对声更多？
“变法”是新事物，起用新人无可非议，即使超常规地使用新人也无不可，重要的是这些新人是否真正赞同“变法”，是否能当好“护法善神”。曾布是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因上奏讲“为政之本”而为王安石所器重。于是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宋神宗三天之内封了他五次官职，将他从开封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擢升为变法核心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吕惠卿本是集贤殿里的一名校勘官，人微位卑，但他因才学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很快在一夜之间就被提拔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负责起草、制定新法的条令。可令人摇头的是曾布后来在吕嘉问“掊克抑商”一案中走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吕惠卿则在王安石第一次去相后大树私党，排斥异己，擅改新法，成了朝中人人喊打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的一大失误。
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