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会在报纸上发现，西方富豪在公益事业上动辄捐款几个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从1998年以来先后捐出两百多亿美元，名列现代50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之首；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和他的夫人共捐出六十多亿美元给世界贫苦地区的儿童。是什么让这些富豪们如此乐此不疲地专注于公益事业呢？原因肯定不止一个，有个人的爱心，文化背景的熏陶，从小所受的教育。但如果接着往下问，是什么使得西方人有这样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呢？答案还得到宗教改革中去寻找。
宗教自古就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寄托，世间无数的苦难让人们对来生充满了想象。只有在宗教的抚慰下，人们好像才能得到些许心灵上的小憩。难道神圣的宗教也要改革？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宗教改革总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欧洲宗教改革正是如此。
圣洁地也兴堕落
教会本来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信徒们在人间的救赎之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神圣的场所，却在中世纪时不幸堕落了。
13世纪的时候，在法国里昂附近，耸立着基督教的大圣教法庭。这里没有天主的慈恩，没有圣灵的纯净，有的是血腥与杀戮。四根粗犷的绞刑架像剑一样直刺天空，这四根柱子经常一次同时绞死12个人。相比于绞刑，教皇洪诺留三世一手操办的异端裁判所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这是一个专门镇压一切对神权统治不利的人士的地方。在这个杀人机器被造出来后的日子中，仅仅在西班牙就有34万人被烧死，罗马一地在150年中，有3万多人被烧死。
本来应当以救人为己任的宗教现在却在从事批量杀人的工作，这已经是堕落得不成样子了。但教会的堕落远不止于此：一方面教廷在拼命向全世界的信徒们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贪赃枉法，霸占地产，奸淫妇女，为所欲为。于是，教廷得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全世界的臭水沟”。
教皇和主教们利用自己的特权疯狂地聚敛财富，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低级的教士们也可以通过从事旅馆业、娱乐业以及赌博行业来攫取财物。教职失去了神圣的光彩，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售，不学无术者也可以买到教职并且在教会里滥竽充数。
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原则认为，性只能以繁衍后代为目的，性中无爱，对异性强烈的爱被视为比通奸还严重的罪。1486年，由两名宗教裁判官编写的《女巫之锤》成为审判巫师的依据。《女巫之锤》里面说，当人们性欲最强的时候，魔鬼的法力最高。而女性的欲念比男性要强，故魔鬼多从女性身上入手。与魔鬼交欢的女性成为女巫，变作魔鬼在人间的一个代理人，再去诱惑他人，替魔鬼招募新丁。《女巫之锤》断言，巫邪来自肉体的淫念，而女性对之最难把持。因此，猎巫行动的对象，主要为女性。所以，教会严禁淫乱。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会不让别人淫乱，自己却淫乱得一塌糊涂。尤其在九、十四世纪，教皇的宫廷几乎就是妓院的代名词，甚至连高高在上的教皇如约翰十世、约翰十二世、英诺森八世也宠幸了很多女子。曾经有人猜测甚至教皇本人也是前任教皇的私生子。更为离谱的是，不止一个教皇因为被捉奸在床而被女人的丈夫一刀送上了西天。
事实胜于雄辩，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教皇的淫乱程度。先说约翰七世，他有过许多情妇，后来的传记作家甚至专门用一本书来写他的这些后宫佳丽。据说当时甚至有人亲眼看到他就在圣彼得胜大教堂里强奸前来进香的信徒。所谓“恶有恶报”，公元964年5月的一天，这个无耻的教皇终于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他正和一个有夫之妇云雨之时，当场被情妇的丈夫抓住。这男人也是够爷们，他愤怒无比地对这个掌有通向天堂钥匙的教皇挥动拳头，把教皇狠狠地揍了一顿。教皇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被人抬回了教堂。3天后，这个教皇既没进行忏悔，也没接受神礼就离开了人间。
另外一个例子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生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这里补充说明一点，西方的教皇不像中国的皇位继承是“兄终弟即，父死子继”，人家是选出来的。当然，这就给那些会钻空子的人创造了机会，亚历山大就钻了这样的空子。1492年8月11日，他通过贿赂，收买了部分主教，从而在选举中得到足够的选票，登上教皇宝座。如果当时那些人不收钱，亚历山大是绝对没有机会的。这位老兄可谓人老心不老，62岁时，他又在众多的情妇中增加了一个名叫吉奥莉亚·法妮斯的16岁小女孩。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教皇都已经成这样了，底下的教士还能好到哪里去。很多教牧人员工资很低，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打零工，在教会外做兼职。一心不能二用，做了兼职，本职工作肯定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据史料记载，１６世纪初英国之格罗斯特郡３１１个乡间神职人员中，竟有１６８个不能背十诫，有些连主祷文也不懂。信众对教会要求日高，而教会无法满足，使他们很多转向神秘宗教，有些转向追求圣人遗物，例如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的好友腓勒德力收集了五千多种圣物，包括圣徒头发、骨头、亚伦的杖、火烧荆棘的残枝等，或是借朝圣求功德，如１４５０年某一星期有一百万朝圣者到了罗马，因为教皇应许赦免他们的罪。
这是人们的信仰危机，要想重塑教会圣洁之地的形象，一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金币才是硬道理
教廷的腐败固然是引发宗教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些经济原因同样不可忽视。事实上，后者也许是更为根本和更为重要的原因。
中世纪的欧洲跟传统的中国社会差不多，都是建立在土地上的农业文明。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地方贵族和代表基督教的僧侣们都拥有两份领地：教皇册封的领地和神圣罗马帝国所册封的土地。同时僧侣和贵族对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表示自己的忠心，从而形成了一种“教皇—国王—农民贵族”的等级体制。
这种体制风平浪静地运行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到了15世纪，它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当时庄园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停滞状态，地方贵族间互相攻击，而且当时西欧出现了大规模瘟疫，导致整个西欧的人口使欧洲的封建制度已处在风雨飘摇中。在当时的危机条件下，使西欧免于毁灭和停滞的唯一出路是扩大可供分享的经济利益。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15世纪的时候掀起了“地理大发现”的高潮，达·伽马、麦哲伦都发现了新航道。这让西欧人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比西欧更大的地方存在，而且这些地方的富庶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欧。为了掠夺财富，给本国的商人们保驾护航，各国君主们迫切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但是军队不是嘴一说就有了的，那需要金币来做后盾。金币从哪里来？只能从税收中来。但是，天主教的法律禁止地方诸侯向教会财产征税。不征就不征吧，反正如果都不能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然而让贵族们愤愤不平的是，教皇却可以在君主们的管辖范围内征税。
这个时候，西欧庄园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状态，许多靠庄园吃饭的中小贵族们已经濒临破产。有道是“穷则思变”，在囊中羞涩的状态下，许多破落的中小贵族们开始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教会那堆积如山的财产。教会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而贵族们则处于饿肚子的状态，那闪闪发光的金币烧红了贵族们的双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果然，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维藤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藤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他那闻名于世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个论纲公开抨击罗马教皇出卖赎罪券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从而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那么，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在德国首先发起呢？这也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
事实上，从11世纪开始，西欧贵族和罗马教廷之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法国、英国、西班牙国家都完成了国内的统一，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教廷势力在这些国家迅速衰落。所谓“柿子专拣软的捏”，对于那些统一的国家教皇不敢动，所以四分五裂的德国就成了教皇欺负的对象——教皇将原本由整个西欧承担的经济重负大部分都转移到德国人民的身上。曾经有人形象地把当时的德国称作是“教皇的奶牛”，德国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罗马。
在这个时期，德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上层的教士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其他阶层尤其是农民正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当中。农村中日益增多的人口终日食不果腹，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城市去谋生，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本来局势就已经够乱了，结果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又不识趣地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他假借修缮圣彼得堡大教堂之名，决定在德意志出售“赎罪券”变相掠夺财富，从而激发了德意志人民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宗教改革。
中国人种下改革的种子
如果按照中世纪固有的轨道发展，宗教改革是无论如何是也不会出现的，因为中世纪的西欧人普遍知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