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西欧教育并不普及，包括君王和贵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识字的人就局限于那些少数的教士，他们不但负责解经，也负责为当地的政府处理文职事务。因为不认识字，一般的老百姓既不能读书，也不能读圣经，更难以理解那些较复杂深奥的教义。大家都知道，人的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词汇量不足，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能背诵简单的祷文、十诫、信经等。
但是，西欧城市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教育普及化，使得识字人口数量大。据现在的研究结论表明，到15世纪末期的时候，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士能够进行阅读，他们绝大多数就是城市中产阶级。
这样看来，教育的普及可谓宗教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纸张和书籍来传播文化，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不得不提及的一点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以及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印刷术没有被发明以前，书籍只能靠人手抄写来保存及流传，可想而知成本得有多大。那个时候，别说私人拥有《圣经》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即使是一个教区的小教堂，也不可能拥有一本完整版的《圣经》，能有若干卷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但是，中国人改变了这一切。
当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印刷术由东方引入欧洲，并且逐渐普及后，具体一点说就是从1450年～1600年，西欧的书籍数量增长了二十倍，书价变得更加便宜，一般家庭已经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圣经》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到了1520年时，在欧洲流通的《圣经》差不多有12000册。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印刷术，就不可能有《圣经》如此广泛的传播，那么后来新教所提倡的“唯独圣经”的口号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罢了。无怪乎有人戏称，是中国人种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使得文化传播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许多富有的城市兴办大学，作为当地文化荟萃的标志。这些大学成了教会以外的学术力量，并不受教会所管制。譬如说，马丁·路德任教的威登堡大学，虽然教授主要由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便是属于这个修会的）提供，但学校的管理权仍在贵族手上，故马丁·路德可以在世俗政权的保护下，获得教皇统治所不能及的学术空间，大学遂成为人文主义思想滋生的地方。
信仰：生存的解药
从1520年8月到10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路德相继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教的自由》三部著作。这三本书成为德国市民改革中温和派和改良派的纲领。
基督教教会反复向人们宣讲这样一个道理：人们要获救，可以而且只可以通过教会。教会规定了许多繁杂的手续和仪式，这些仪式统称为“圣事”，并且说信徒要想得救就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手续和仪式的要求。针对这些繁文缛节，路德指出，教徒要获救，只要自己的内心真诚地信仰上帝就行了。
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会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具有无上的权威，只有教会才有权讲解《圣经》，如果哪个教徒胆敢私自阅读《圣经》，死后就会受到下地狱的惩罚。路德提出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的权威。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靠圣灵来阅读和解释《圣经》。
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路德是罗马帝国时期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追随者，他继承了奥古斯丁宗教神学中的原罪说，但是又对前辈的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特别是对从原罪到拯救的理论有所发展，提出了“因信称义”说。所谓“因信称义”，就是说信徒可以靠信仰而生存和得救。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信仰才是生存的解药。
其实，路德的这个说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经历了一些思考之后才有的。年轻的时候，路德对罗马教会所宣扬的“善行称义”学说深信不疑。“善行称义”指的是：人奉行善功，上帝给人以帮助，宗教仪式和行善是积累善功的重要途径，这种灵魂得救的途径被称为皈依、修炼或善行称义。这种学说要求信徒清心寡欲，过极端禁欲的生活。路德就曾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以顽强的毅力修行过。但是让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而这种苦修仍然使他丝毫没有与上帝取得联系的体验。从此之后，路德对传统基督教理论所谓“苦修善行可以得救”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神秘主义，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片新的天空。从路德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有的时候信仰确实需要一些磨难和灵感。
基督教神秘主义认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最根本的是个人灵魂和上帝的统一，至于教会那些“吃圣餐、行圣礼”的繁文缛节倒可以先放一放。这种教义使得路德开始感到自己原来的修行之路是有问题的：如果心灵无法求得安宁，不是因为它的善行不够，而是因为这种方式本身是不正确的。
“因信称义”说作为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认为基督教所谓的“善行”对于人的得救是无用的，人的得救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努力，这实际上就是对罗马天主教会“善行称义”说的彻底否认。另一方面，“因信称义”学说强调人的得救依靠的是信仰，也就是咱们中国的禅宗经常说的“修行在个人”。这样就否定了天主教会在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角色，认为只有信仰才是神和心灵神秘结合的媒介和条件。
“因信称义”说为德国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由此奠定了新教的三大原则：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
造第一等级的反
事实上，“因信称义”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宗教理论，它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那就是人人平等。
人生而平等，而又生而不等。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欧洲，后者更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现实。不要说在政治社会中皇帝与贵族们天生高高在上，即使是在保存人类最圣洁希望的基督教内部，也是教阶分明。罗马教皇是总司令，下面的红衣主教和枢机主教就是集团军的司令，而神父们就是基层领导干部。人们要想打倒不平等的政治现实，就要从宗教开刀，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无上权威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
现在西欧的民主平等习俗事实上时间还很短暂。在中世纪的西欧，森严的等级制才是社会的主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十分明显，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社会。
那么，这个等级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呢？大致来讲分为三层：教会、贵族、农民与市民。
首先来看第一等级——教会。教会的说法是这样的：神职人员是教会在人间的代表，你再高能高过上帝？所以神职人员以外的世俗人则都低于这个等级。这样，那些新兴的市民阶级就开始不满了：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你就比我高一级？
宗教改革正好从这股思潮开始下手。路德就认为教俗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套用咱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差别只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绝对不是等级上的差别。
路德从“我的信仰已成为自由的”前提，得出“我也就成为自由的”结论，解放了理性，开放了信仰自由；加尔文教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使日常工作具有神圣性，此后人类精神开始对生存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意识，这标志着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人们终于开始把感性的现实生活当做具有真实内容的生活，而不是把它仅仅当做一个虚幻的梦。
只要论证了第一等级的不合理性，那第二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就必然要遭到质疑了：第一等级都没有了，你第二等级还能赖在那儿不动啊？所以，在取消了世俗与教会的差别后，路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贵族与市民、农民一样也无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大家拥有同样的权利、禀赋与荣誉。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还是平民，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贵族就成为上帝派来保护他的子民的忠实的奴仆，所以也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资本。这样，第二等级也就被摘掉了神圣的光环。
如果说路德的教义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举另一个新教派别——加尔文教做例子吧。
加尔文教会所具有的民主和共和的意味更加浓重，他们认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在加尔文教会中，神职人员只有分工上的不同，根本没有等级上的差别，他们被统称为“监督”。所有的神职都是完全根据《圣经》设立的，分别是牧师、教师、执事。加尔文这样解释他的理论：“《圣经》设立了三种牧职，同样古代教会将教牧分为三种职务，他们从长老中选立牧师和教师，其他长老主持训诫和纠正的事。执事受任照管穷人，处理周济。”
同时，加尔文教的教会组织是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是由会众投票选举，所有的“监督”都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这便为人们向君主权威挑战打下了基础，它实际上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实验。受加尔文教派影响的清教徒以教会的民主共和制为蓝本，要求在英国建立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与近代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还有教会管理的共同制与近代的民主共和制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从整体上来讲，新教改革一直强调的理论核心就是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上帝那秘密的旨意所统括，什么东西都逃不脱上帝的掌握。所以，人得救与否也完全归于上帝的拣选预定，而不是取决于教会。这就从新角度揭开了蒙在天主教会脸上的神秘面纱，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贵族的特权，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