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三角恋
历史并不总是严肃的，特别是当人们得知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竟然发端于一场闹剧的时候，啼笑皆非就是最好的形容词。就像宗教改革一样，前面谈的都是那么玄幻的教义、伟大的先驱，颇有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然而，下面要说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却完全不同于马丁·路德等在欧洲大陆发动的宗教改革。它的起因一点也不高尚，没有慷慨激昂的辩论，没有人民群众的沸腾，它源于一个皇家三角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国王喜新厌旧的俗套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王后凯瑟琳，以及王后的侍女安妮·博琳。
亨利八世原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旧教的忠诚捍卫者。他对当时在西欧各国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简直是深恶痛绝，曾多次下令焚烧传播新教思想的书籍，明令禁止所有新教书籍运抵英国。他甚至曾亲自操刀，写了一篇《七大圣典拥护论》，对天主教的教规教义倍加赞赏，对罗马教廷百般阿谀奉承，对新教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把这篇文章装上金色封面呈献教皇。教皇认为这是一篇前所未有的反对异端的名著，因此封亨利八世以“信仰拥护者”的称号。马丁·路德看完文章以后，愤然写了《致英王亨利书》，把亨利八世比做疯子、呆叛徒、怪物和小丑。
像亨利八世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徒，怎么会转而搞起什么宗教改革来呢？答案并不复杂：因为女人。
1525年，亨利八世提出与凯瑟琳皇后离婚。他公开的理由是王后没有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按教会法规，国王的婚姻必须由罗马教皇批准才为合法。为此，亨利八世派特使去见教皇克莱门七世，并呈上请求离婚的亲笔信。这时的罗马教皇实际上是德皇控制下的政治傀儡，教皇如果同意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势必触怒德皇，因为凯瑟琳王后是查理五世的姨妈；可要是不同意离婚，又怕得罪旧教的拥护者亨利八世。为此，教皇犹豫不决，致使这桩离婚案拖了两年多。
教皇克莱门七世怕日久生变，再拖下去会影响英国的宗教事务，于是派遣特使康帕基前往英国，与英国的枢机主教、教皇代表一起组织宗教仲裁法庭审理此案。特使怕把事情弄僵，于是采取“两边和稀泥”的办法进行周旋，可没想到双方都不买账。凯瑟琳倚仗娘家的势力表示坚决不与国王离婚。
1529年7月，教皇颁布教令，撤销亨利八世与凯毖琳的离婚案，并传讯亨利八世和凯瑟琳亲自到罗马受审。这一决定激怒了英国人民：我们的国王你都敢随便传来传去，我们英国人颜面何在！反对罗马教廷的情绪达到高潮。
在有人民撑腰的情况下，亨利八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教廷的行动：他首先断绝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把教皇在英国的代表投入监狱；然后又大规模没收教会地产，断了教会在英格兰的经济来源；最后宣布自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罗马教皇不过是众多教会首领中的普通一员，不再神圣。
就这样，英格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改革。其实说起来最大的受益人还是亨利八世，他在这场运动中抢了教会的地盘和金币，又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想要的女人。但是这只是表象，三百年后的英国历史会告诉世人：英格兰才是最大的赢家。
民族国家清晰的轮廓
为什么说英格兰是最大的赢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英格兰这个民族国家。
在宗教改革之前，“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很模糊的。这种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出现，是和宗教改革有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中世纪后期以来，在欧洲的许多民族中，一种独立精神在不断增长着。拥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但有了这种民族感就倾向于把教皇看成是一个外国人，认为他无权干涉其他民族的事务。
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人对于“自己的国家”这种说法并不是很习惯。他们更习惯于说自己是“香槟伯爵”、“锤子伯爵”的仆人。由于太过频繁的诸侯战争，以及领主们的婚姻状况和继承状况不断改变，一个今天还是“香槟伯爵”的属民的人，明天可能就会因为“香槟伯爵”娶了“锤子伯爵”的女儿而被转赠给后者，从而成了“锤子伯爵”的属民。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战争只是国王、贵族和骑士们的事情，老百姓对于自己究竟归属于哪个国家毫无兴趣，反正他在哪个领主的地盘上，就是哪个领主的属民。但是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教随国定”原则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因为要想做到“教随国定”，就必须要用本国的语言文字重新翻译《圣经》。在德国，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一方面使得国人对《圣经》的理解融化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德国人在读德文版的《圣经》的时候，内心都会生出“这是我们德国人的《圣经》”的感情。当每个德国人都对德文版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时候，罗马教会再想单独操纵和利用《圣经》的解释特权就不再可能了。这种对抗罗马教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人的自信心，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往更深一步说，宗教改革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理论都是拿《圣经》做盾牌，否定教皇的神圣。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圣经》不过白纸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力量。为了给新教改革以有力的后援，他们与世俗王权结成联盟：新教理论花大力气论证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与必要性，世俗王权则给宗教改革以军事后盾。在宗教改革之前，世俗王权一直被当做教廷的仆人，地位自然低人一等。想一想自己兵强马壮，却凡事都得唯教廷马首是瞻，封建主们早就不耐烦了，正好与那些宗教改革理论家一拍即合。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是，西欧、北欧各国的世俗君主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加强了君主与政府官员的权力。
这样，国际性的大教会就烟消云散了。各国的君主们各自为政，把教会置于本国控制之下，教会国家逐渐让位于民族国家：瑞士经过宗教改革，将分散的地方政权组成了统一的联邦，完全摆脱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成了一个主权国家；荷兰人则凭借坚定的新教信仰成功击退了西班牙人的侵略，最后建立了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可以说，经过宗教改革风暴的洗礼，除个别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外，一批统一的民族国家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当然这里还必须澄清一点：宗教改革并未直接造就近代世俗国家，只是说它刺激了新兴民族意识的觉醒，帮助近代国家从宗教权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逐渐转变为政教分离，从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预定轨道上漫步前行，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宗教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就是反对腐败教会的一个斗争，结果却无意中加快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
其实这主要是加尔文教的功劳，因为这一新教教义对怎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解释，把基督徒们从原来只顾沉思苦修的经院生活引向世俗的事业：加尔文教告诉人们，要想得到上帝的恩宠与救赎，既不是靠苦修，也不是靠信仰，而是靠一个人世俗事业的成功与否。
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很大胆的，它对以前传统的基督教义造成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传统基督教认为，生产经营和贸易活动都是罪恶的，因为它消磨了人的意志并迷惑了人的双眼，让人远离上帝。这样的理论把现实生活视为无所谓，只是渴望来世生活。但是，加尔文教逆转了这一切，它把人们所从事的生产经营、金融贸易等活动都视为正当的和道德的活动。并且最神奇的是，这些活动有命中注定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你在商业竞争中胜利了，就是说被上帝选中了，那么你就是一个无比幸运的人。
这样，加尔文教就把尘世的生活和宗教生活统一了起来，顺应了当时资产阶级要求经济竞争自由的需求。基督徒在尘世的任务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多赚钱，赚大钱，而且仅仅是为这一目的而存在。
如果看到这儿就说加尔文教是教人唯利是图，那就错了，因为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加尔文指出，在赚钱的同时，上帝要求基督教徒在社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就是说，不能光顾着一个人赚钱，还要回报社会。这样一来解决了宗教信仰和世俗事业的结合问题，解决了利与义的结合问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欧洲近代化的进程。
就像比尔·盖茨和戈登·摩尔，他们已经赚足了钞票，实现了上帝的荣耀。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应该追求的全部，他们还要利用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作出杰出的贡献，利用财富为社会谋福利。
事实上，由于脱离了教会的庇护，新教也对信徒提出了更高的道德伦理要求，因为你直接面对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说，坚定的新教徒都是高尚的人。与国内很多所谓“为富不仁”的人相比，国外的资本家更加诚实守信，因为他们一旦说谎就是在对上帝撒谎。所以，国外的人对企业家的看法也与中国传统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不同。
从整体上看，新教造就了最杰出的企业家。早期资本家所具有的勤勉、节俭、诚实等品质直接取于新教伦理大量的新教徒在新教伦理的指导下纷纷加入到资本主义经营、金融、商业和制造业领域，造就了浓厚的资本主义气氛，也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