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部分地方官吏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还是想偷工减料，暗中作弊。他们收受贿赂，虚报工作成果，拆东墙补西墙。这些执行不力、唯利是图的家伙免不了乌纱帽掉地。整体来说，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田地为七百多万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两百多万顷。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收获。也就是说，农田总数的三分之一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怀抱，反过来，也让人看到了隆庆年间土地兼并和圈占之严重。到底是谁在蚕食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贵族、地主，无外乎这两类人，一类有权，一类有钱，张居正的改革朝权、钱猛开了一枪，倒了一批人，更多的农民站了起来。
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朝廷有人不认同他的做法，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对于国家理财来讲，中央准确地了解了全国额田的动向，国库中的银票子也多了起来。清丈田亩是改革这场大戏的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奏，给“一条鞭法”的盛装出场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轻赋役
给病人吃药要分时间、剂量，一服服慢慢熬来，视病情再酌情加减，改革未尝不是如此。清丈田亩是帮农民把命根子要回来了，但是他们还得忍受重税和一些官吏黑手的盘剥。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除了交到那些人手里，留下的没多少。不改革赋税制度就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无法保证国库的充盈，还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涉及到钱，就不是太好解决的问题，何况是国家的钱。赋役改革十分棘手，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他们被逼急了也会跳墙咬人，因此要慎之又慎。
先让地方来搞，中央坐看效果，再择优秀方案推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时，应天府施行“里甲银”，浙江、广东搞了“均平银”，还有福建的“纲银”，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五花八门，见效不一。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王圻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谣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跳出来指责：一条鞭在北方根本就不适合，东阿这地方还是徭役众多。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万历九年，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一项照顾纳税人利益的赋税改革。即就是把赋役捆绑在一起，简化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不合理的赋役负担，成了爬在农民身上的血吸虫。一条鞭法给农民的负担来了个大扫除。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但一条鞭法让老百姓松了口气，不再劳累得气喘吁吁，生活还没保障。
生前功名身后事
张居正在明朝官场中游刃有余，最终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一己之力实现了大明帝国短暂而辉煌的中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人们都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也会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历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了黑暗。张居正清除了王朝走向中兴的荆棘，扭转了帝国前进的方向，为孱弱的国家动脉注入新鲜的血液。很多人都在经历着大明王朝的第二春，享受着它带来的无限生机，并希望它能长久地焕发迷人的光芒。她像是一个被张居正这个高级医生兼顶级化妆师重新整治过的少女，恢复了美丽的容颜和傲人的体态，在历史长廊里光彩夺目。可是，谁会想到一切来得这般不容易，却又很快画上了句号。
帝王的逻辑
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终因劳累病倒。他日理万机，为国事没日没夜奔忙，连十九年未能见面的老父去世，都不能服丧守制，这在注重孝道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不是他不孝，国家实在离不开他，忠孝难两全啊！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他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
他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自己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张居正当政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
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再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的增强，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
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喘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拉开帷幕幕。
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张居正有关。他们被指劣迹多端，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后边有张居正这棵大树。后来，反张运动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是否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蔑丑化张居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没有人敢为居正说句公道话。
在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遽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帝国的命运逐渐向衰落靠近。
张居正死后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疯狂的掠夺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给明朝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终于激发民众起义，全国各地怨声载道，动荡不安。
此情此景，千古名相当有无尽的叹息！
直到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这么回事。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获得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叹。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是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它的轻轻一击。长子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
皇权归皇权，它可以一时懵懂，干了荒唐事，像个小孩说变就变，但时间总能让历史恢复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过了他死后那段黑暗的岁月，再来审视他的一生，一切都会更加无限地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