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岁月的当头一棒
公元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这一年对于清政府和中国历史来说，都不寻常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清政府和日本打了一场大仗，而结果却让国人震惊。
甲午一战，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但军舰被打得伤的伤，沉的沉，连丁汝昌也自己抹了脖子。再者，那巨额的赔款实在让太后和皇上吃不香，睡不着。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白银二亿两，再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一百五十万两，共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约合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也就是说，清廷的赔款比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日本发了一笔战争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
甲午海战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却远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的千年时间里，日本只是中国的学生而已。从唐朝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文化。而且在此之前的数次交锋中，日本都是被中国打得溃不成军。但是这次，老师终于败给了学生。清朝在这之前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狠狠地蹂躏了一把，朝廷可以推托说夷人凶猛，又有坚船利炮，我天朝上国一时大意不敌。但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败给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于是大家开始睁开眼看看身边的社会，这下更糟糕了：皇帝是无权的，朝政是女人把持的，官员是昏庸的，外交是羸弱的，军队是抽大烟的，贪污是普遍的！一时间，不满的情绪在神州蔓延开来。
其实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据说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悲痛地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这句话体现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也许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当中日关于《马关条约》正在谈判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学潮，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所谓公车是有特定含义的，汉朝的时候，那些拉应试举人赴京的马车叫公车。康梁这些人肯定不是坐公车来的，只是借鉴了这么一个典故。
1894年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而且内容对清朝极其不利，情急之下，他让弟子梁启超去联系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坚决抗议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依照老师的吩咐，找到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不要以为以前像现在这样随便哪个人都能给总理写封信啥的。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给皇帝上书不能直接被呈送上去的，而是要根据你的官阶、地位被分成不同的批次。当时，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这下都察院可是热闹了。一时间，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上书的，卖报的，叫好的，乱成一锅粥。而且各省的举人约好了依次来进言。今天河南省的来，明天广东省的来，要是哪天组织协调工作做得不好，一下就会涌来几个省的举人。这些举人平时斯斯文文，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一旦情绪被调动起来，那也是汹涌澎湃。据说，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所谓“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人乘机侵占胶州湾（现在的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面对被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此时，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他痛心疾首地分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局势，向光绪皇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以振兴中华：效仿俄国彼得、日本明治两家改革；广泛地召集人才改革中央政治构架；在地方上任由大臣进行改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这道奏章被载于报纸刊出，深得一些士大夫称赞，光绪帝命四大臣传询康有为。翁同和、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深得光绪帝赞同。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戊戌变法开始了。
科举制走到尽头
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就是改革久被诟病的科举制度，宣布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科举考试开始注重实务，同时设立新式学堂。要说这科举制，还真是有年头了。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它是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录取，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的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可以说是中国选举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科举制度也败相丛生，特别是明清时八股取士，摧残人才，钳制思想，祸害尤烈；加之纲纪败坏，作弊成风，导致科场案层出不穷。这表明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在近代社会前就已经消磨殆尽。当世界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楔入中国，打破了它“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中国近代社会逐渐转型，而科举制度也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而遭受重大冲击，发生了全面的危机。鸦片战争前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就已经开始酝酿，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也纷纷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到了戊戌变法时期，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科举制度最终开始发生变革了。
设立新式学堂是戊戌变法中划时代性的变革，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始于清政府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主要动因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的需要。但是同文馆的学生虽学科学，却属意于科举，因为他们还无法直接通过科学知识获取声望，仍需靠科举考试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这是因为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这些人平时学习漫不经心，一旦有时间则埋头于经书诗赋，写小楷白折，为科考做准备。因此，同文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继同文馆后，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以洋务为目的的新学校，无论从地域还是专业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新式学堂的范围，揭开了新式学堂发展的序幕。
1898年，康有为直接上书光绪帝，描绘了他的教育观念，他说如果人人都愿意学习西学，西式学堂在神州大地到处生根，就会造就一大批人才，使国家的实力日益增强。年轻的光绪就是想让国家强大起来，听康有为这么一分析，觉得甚有道理。于是他在1898年7月3日下诏，批准了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始设立京师大学堂，目的在于培养新式人才，帮助国家渡过这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光绪帝规定，京师大学堂既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也是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归大学堂管辖。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它完全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任何性质的学校。按照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起草的章程也就是发展计划，京师大学堂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学制，除了必不可少的经学、理学外，中国学校里第一次出现了数学、商学、医学、工学、矿学、政治学等25门课程。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正式开学。短短的14年后，京师大学堂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这就是至今仍为无数莘莘学子所向往的“北京大学”。
除创办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还宣布将地方上的书院和淫祠都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明定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制，设立了各级学堂。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教育原则。同时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百日维新期间的文教改革，不仅为后来清末新政中的文教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成为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一环。
游学、游历、翻译书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节节败退，前所未有的险恶生存环境，迫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思索昔日的老大帝国何以会败于自己一向视为蛮夷的小国。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在对世界格局的不断了解中，他们渐渐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先进，于是，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在近代中国悄然开展起来。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于小小的日本，更加深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日本学习的认识。日本在近代之始曾面临同中国类似的民族命运，但是却因自强运动而迅速崛起，以至敢于向中国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耻辱，但给中国带来的耻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学习的榜样。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呢？
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委派王公出国游历和翻译外国书籍，在真正学习西方和日本先进之处的基础上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