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出洋留学为实行新政的必要途径，而到日本留学更因政俗文字同，路途近，生活费低，最应提倡。1898年8月2日，光绪下旨命总理衙门制定选派学生留日章程，8月18日，军机处电寄各省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谕旨。在清政府中央的公认下，留学日
本成为变法救国的新潮流。在主张派人留学日本的同时，还提倡派官员出国游历。认为派王公大臣到世界各国游历，既可周知风俗，又可增长才干，通其政事。
除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外，翻译外国书籍也是较快较好的学习西方的途径。因此，提倡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文化，是当务之急。而“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且其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学之数月而可大通，人人可为译书之用矣。”设立译书机构翻译东西洋书籍，被总理衙门议覆通过，光绪帝以新政诏书名义在百日维新中予以颁布。
厂矿铁路，一个都不能少
办教育是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而像发展经济这样的提高国家硬实力的措施自然也不能落下。戊戌变法时期，国家同样也要富强。所谓无工不富，所以开办工厂与矿场就成了当务之急。
自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大肆倾销廉价的工业品，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大量手工生产行业的破产。面对西方肆虐的经济侵略，为了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留有一片生存之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相继采用机器生产，投资近代企业，于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外来力量的刺激下产生了。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压迫、清朝封建统治限制等原因，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再加上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允许外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更犹如雪上加霜。
面对外国严酷的经济侵略，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以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的呼声此起彼伏。鉴于保护和发展中国经济的需要，清政府在1895年作出了允许民间设厂的规定，取消了对民族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的诸多限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清政府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是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在西方经济侵略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为了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维持并发展下去，朝廷上下都在积极寻求对策。当时的中国制造机器等局虽然多，但是历年耗费都很大，却总是不出成绩。清朝自己造的枪炮，一到战场上就哑火，可把清兵给坑苦了。所以一旦打仗，清朝还必须向外国采购军火。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机器局归属朝廷，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有人就提议把机器局改归商办，既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能给国家交上一笔可观的税收。
据此建议，光绪谕令鹿传霖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在洋人还未涉足的地方，斟酌情形，迅速兴办企业。在江苏、浙江、江西各省搞了完备的商务章程，挽回了一些民族利益。清政府对兴办工厂事业的重视，对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为切实振兴实业，招商设厂，御史王鹏运上《讲求商务折》，建议清政府增设相应的办事机构，专司其事。总理衙门于1895年2月7日发了公文，准备派专员作为提调改为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主张设立商务局和商务公所。另外，在各省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当地有名望的买卖人推举一位殷实稳练、素有声望的商人，驻局办事。同时，再由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分股入伙，都是董事会的成员。这些政策有利于加强商人之间的联系，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社团的产生有一定的意义，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为了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张仲炘提出了学习西方创办银行的新政建议。他于1895年1月18日上奏朝廷，请添设专官开立银行。清廷虽然没有马上根据张仲炘的建议设立银行，却肯定了其建议，并自此迈出了汲取西方国家创办银行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具体拟定创办银行办法的重要一步。
采矿业是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不断发展，中国人逐步认识到矿产资源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采矿业的发展。中国自古就是地大物博，五金各矿，藏于地下者不可胜数。但是在此之前，所有的矿藏开采都由国家负责，个人要是敢插手采矿后果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这对矿藏的整体开发是十分不利的。光绪帝就下了圣旨，命鼓励开矿。1896年3月22日光绪帝根据御史陈其璋的奏折再次命各省鼓励开矿。光绪帝认为，清朝国用匮乏，如果不大兴矿务，实在是没办法弄到钱。他命各省督抚酌度情形办理，要派熟悉矿务、办事实心的人，逐一认真履勘，拟定办法，据实具奏，不得以空言搪塞。朝廷的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当时中国开矿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铁路是近代工业的重要枢纽。但到19世纪80年代，朝廷内部还在围绕有无必要修筑铁路而争执不休。甲午后，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将修铁路列为首事，其后关于筹建铁路的奏章纷纷出现。铁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资不可。陈其璋在奏稿中主张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吸引外资兴筑铁路、开矿的方式。建议朝廷能够不如明降谕旨，听凭商人自借洋债，广为开办，国家但为保护。这样，国家多修一条铁路，外国侵略者就会少一条蔓延之路。这种向外国借款修筑铁路的目的，是抵制列强借掠夺中国路权而瓜分中国，所以这种吸收和利用外资与为赔款而举借外债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为与外方合作的对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这样，不仅富强可致，且嫌衅可消。陈其璋吸引外资以兴筑铁路的建议为清政府采纳。在甲午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修筑的铁路皆承此例。这种借款方式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解决了当时清王朝修建铁路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客观环境中维护中国的铁路权利。
向规矩宣战
改革历来就是破陈规之举，因此保守势力必是阻碍。封建社会中的太后老臣往往苦口婆心，甚至不惜一切破坏新事物，企图让革新派投降缴械。
光绪未尝不清楚阻力的大小，但他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改革到底。
随着变法的进一步发展，维新思想家们深刻认识到，要富民强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于是，1985年7月下旬开始，变法新政由经济、教育、军事诸领域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是其他改革的深化，也是改革的最敏感部分，它关系到整个改革的成败，涉及到权力再分配和用人问题。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和顽固派斗争的焦点，也是变法中的重中之重。
清承明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宰辅制与部院制相结合的一整套官制。它曾有效地维系过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近代以来又以其体制的臃肿、行政效率的低下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越到后来，其腐朽性和落后性表现得就越明显。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试图以一种崭新的制度来改造它，并且最终取而代之。据不完全统计的资料表明，戊戌变法期间，有关
政治体制改革的条陈折件不下七八十种，光绪皇帝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建议和意见，并根据自己的权力所及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和实施。
光绪帝从裁减机构、精减冗员开始入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赔了那么多银子，朝廷还得吃饭不是。老百姓已经被榨干了，只好从官员口中抠出点食。裁减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光绪帝说，现在皇上我要变法，就好比刚开了家店，事务繁多，这预算有限，所以不养闲人。这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
在地方上也大力精简机构，裁撤合并一些重叠和无用机构，凡总督、巡抚同城的省份，裁巡抚，如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与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同城，分别驻武昌、广州、昆明，故裁撤以上三省巡抚。另外，还裁撤了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裁撤之后，河督以前的活，在山东境内由山东巡抚兼管，在河南境内由河南巡抚责成。光绪强调仅此一项改革一年就可以省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另外，各省不办运务的粮道、尚无盐场的盐道均裁撤，改归藩司、巡守道兼理，各省同知、通判等无地方专责等管，均查明裁汰。至于各省设立和办公局所中的冗员，要求各省限一月之内裁撤尽净。
这些机构的裁并和冗官冗员的裁减，对于窘迫的晚清政府来讲，无疑可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可提高办事效率。当然，这些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其既直接牵动国家机器又影响众多官吏的生计，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与反对。
这些只是开头，所谓“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光绪帝下一步要开制度局。所谓制度局，就是皇帝的一个坚强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负责统筹变法的一切事宜，按照这个提议的发起者康有为的看法，制度局应设在宫中，其成员每日值内，共同讨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交十二局执行。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仪制官职诸规则”，甚至还负责制定宪法。您看看，这制度局的权力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