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提议开制度局，是要采取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分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权力，在皇帝周围另行设立议政机构。所以，开制度局是变法全局的关键一环，是创立新的立法与行政分离制度的起点。这摆明了是抢军机处的权嘛，那帮人肯定要反对。由于光绪帝支持开制度局，而开制度局却损害了王公大臣们的利益，因而王公大臣们极力抵制拖延，以求他途，致使开制度局的设想最终未能得以实现。开设制度局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求中国变法自强，巩固清朝统治地位，并实现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举措。
政变了，政变了
戊戌变法开展的风风火火，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一直在暗处时刻观察着变法的动态并牢牢掌握着能够随时结束变法的大权。早在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后4天，慈禧就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京畿要地，到了9月初的时候，荣禄更是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包围北京城。1898年9月1日光绪诏改官制，新旧斗争势如水火。3天后光绪帝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并很快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随后怀塔布与内务府大臣立山奉懿旨赴天津与荣禄商量太后训政事，这表明，顽固派已在暗中准备，想有所动作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这种危险的局势，维新党人不甘引颈就戮，打算奋起反击。他们奏请光绪帝一面召见掌握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觐见，一面设立权力机构懋勤殿，表明既要控制军权，又要掌握变法大权。9月11日，光绪帝接受帝党徐致靖建议，诏令袁世凯进京，朝野为之震惊，接着光绪帝同意维新派开懋勤殿的建议，并于9月14日向慈禧太后请示，但遭到严斥。次日光绪帝发出一道密诏给维新派，说明形势异常紧迫，已危及皇位。对此，慈禧太后针锋相对，决定收回处理政事的权力，变法形势极其危急，政变一触即发。
此时，御史杨崇伊火上浇油，乘机于9月18日通过庆亲王奕劻上密折于慈禧太后，吁请即日训政。是日，慈禧太后取消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规定一切章奏均须呈慈禧太后之后方可定夺，这一举动预示着变法运动正在走向失败。
光绪帝赶紧发布明诏令康有为出京，所有人都明白意思是让康有为去搬救兵，即使救不了他也能一跑了之。大家猜到祸事马上要来了，维新党人立即密商如何救皇帝。情况紧急之下，手无寸铁的他们只好寻找手中有兵的人做靠山，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这个人平时对变法好像还挺支持，于是便决定赌一把，派谭嗣同去把袁世凯拉拢过来。9月18日深夜，袁世凯正在寓所裕盛轩点着蜡烛起草疏稿。谭嗣同不等传请，便闯进客堂，开门见山地说：“袁公受破格提拔的皇恩，必须有所报答。皇上正遇到大难，非公不能救。”袁世凯吃惊地说：“我正应肝脑涂地，图报天恩。可是不知道皇上有什么大难？”
谭嗣同拿出一篇文稿，交给袁世凯看。上面写着荣禄阴谋废弃光绪皇帝，请袁世凯在阅兵时杀掉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救出皇上。谭嗣同说：“我找了些弟兄，不几天即可来京。你帮我办两件事：第一，杀荣禄，第二，围颐和园。今天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
袁世凯把脖子一挺，脸一扬说：“你放心好了，杀荣禄像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说：“你要干，可以报君恩，救君难，建立奇功大业；你如果贪图荣华富贵，就到慈禧那里去告密。”
袁世凯好像受了莫大委屈，说道：“你以为我袁世凯是什么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能丧尽天良，贻误大局。只要对皇上对国家有利，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谭嗣同被袁世凯的大义凛然迷惑了，放心地离去。可是他哪里想到，袁世凯在第二天退朝后就直奔火车站，日落时赶回天津，迅速向荣禄告了密。9月20号早晨，荣禄立即赴京跪禀在颐和园的西太后慈禧，慈禧也知道了真相，命令荣禄立即开始部署并于当天连夜返回紫禁城。当天夜里，慈禧把光绪皇帝幽禁在中南海瀛台，矫旨称是皇帝再三恳请她训政，慈禧重新上台掌握政权。同时，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３０００军士在全城搜捕。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宣布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将所有新政全部废除，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从当日起便正式宣告结束。
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慈禧太后在政变的当天夜里，宣布捉拿维新派人士，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３０００军士在全城搜捕，可是早在9月20日早晨，康有为就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团团围住，官军只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历经劫难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躲到了上海。同时，梁启超也躲进了东交民巷，被日本人收容在公使馆里。
康梁纷纷出逃，谭嗣同却决心以死相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明了不畏生死，永不妥协的伟大人格。相继被捕的维新变法人士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六人被顽固派判决在菜市口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北京的胡同多，街口就多，名气最大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菜市口名气大是因为那儿就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菜市口。戏文中唱道“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是拉到菜市口“出红差”，砍头！
9月28日，菜市口血光映天。监斩官骑着高头大马，戎装持刀，杀气腾腾，两边押解官兵刀出鞘，箭上弦，鸣锣开道，煞是森严，而六君子在走向菜市口的一路上都在站笼中从容自若，毫无惧色。这个时候，在菜市口早已搭好了监斩的官棚，里面端坐着的监斩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当朝军机大臣刚毅，在谭嗣同被推上刑场时，谭嗣同突然叫住刚毅，很轻蔑但也很严肃地示意还有几句话要说。刚毅是慈禧的忠实爪牙，见此状忙叫左右带走谭嗣同，示意快斩，慌乱之中竟然将案台上的朱笔都带落到地上，谭嗣同向四周微笑一下，大步走向菜市口中央。
此时，刑场上观看者有上万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但也感受到了就义的“戊戌六君子”的浩然正气。像死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杨锐头颅落地还两目圆瞪，鲜血从脖颈中喷出，“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时，刽子手手起刀落，血流如涌，无首之躯竟不倒，惊吓得整个菜市口鸦雀无声，皆焚香求祥。当谭嗣同被杀时，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仍然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最后落得个皇帝被囚，主力被杀的下场，实在让人感叹。
变法的失败和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有关。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被慈禧架空，基本上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对慈禧的态度是变法成败的关键。但维新派的一系列做法招来了慈禧的反感。慈禧一开始并没有强烈地站在变法的反面，她对变法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允许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改革。然而，对她的孤立和打击，造成了后来的饿变脸。改革派开始要分散精力对付慈禧的万般阻挠，这对光绪来说，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如果从维新派的心态出发，来探究它失败的原因，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新派败就败在沉不住气，太着急。
维新派不顾客观条件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并开始进行变法时，采取了“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变法思路的影响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发布了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冗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多达110多件。不仅令如雨下，而且措施之间彼此既不配合，又无后续准备，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行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停留在形式上。这种表面上的大刀阔斧，使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集中在一起唱反调。特别是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康有为竟然建议当年就实行。要知道，这可是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这么仓促的改变使得秀才们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几乎是与八股性命相依的一般士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好啊，康梁二人是有了功名了，就这么折腾我们这些没功名的读书人，坚决不干！据说，当时各省的儒生都组成了进京团，要冲进京城痛扁康有为与梁启超二人。
虽然戊戌变法学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康有为等人却忽视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的《五条誓文》，并无倾盆大雨，扎扎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戊戌变法派所提意见缺乏主次，执行不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好几年消化。
虽然戊戌时期中国已经具备了改革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变法还是犹如昙花一现，最终失败了。整个维新派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先锋人物，光有热情，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智慧、能力和技巧，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这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悲剧，它一开始便意味着变法的失败结局。用一句老话总结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