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在1916年发表的《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对城市下了一个基本定义。他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在帕克那里，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帕克把城市看成一个由内在过程将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有机体，由此提出了城市的人类生态学定义和构想，并把自己以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学说称为“从动物和植物中分化出来的人类的生态学”。所以，在帕克眼中，城市是一个生物，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城市化的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者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在这种逻辑下，城市能够主动地去选择和重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口的选择和城市的空间布局。但是，为了将其区别于单纯的生物有机体，帕克为城市加上了一个文化的向度。因此，生物（biotic）、空间（special）和文化（cultural）构成了帕克分析城市发展的三个向度。（周晓虹，2004：9498）首先，城市化是一个生物的过程。与齐美尔将货币经济视为都市过程之主要动力的观点不同，帕克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的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和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淘汰、适应与进化——是帕克理论的重要来源。在这种理论预设下，帕克认为，城市生态过程的核心是对城市有限资源的“竞争”，竞争导致各种支配形式，并促成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从而形成特定的组织形式。其次，城市化是一个空间改变和重组的过程。城市一方面从中心向外扩张，实现了城市的机体扩展；另一方面，在扩展的过程中，城市又形成了分化，形成不同的自然区域。所谓自然区域，正是帕克和芝加哥的其他学者提出的作为城市基本组织单位的“社区”。最后，城市化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虽然帕克在分析都市及都市人类时处处类比生物学，但它坚持认为人与其他生物有着某些重要区别，具有文化的特征。因此，帕克的城市理论是一种“人类生态学”，而非一般“生态学”的理论。
在帕克的理论基础上，芝加哥城市学派的其他人先后提出了基于土地使用方式之上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三个基本模型，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学科影响深远。这三个模型按照提出的时间先后，依次是伯吉斯（E.W.Burgess）的城市增长和分化的“同心圆模型”（Concentric Zone Model），作为对此模型的批评修正而产生的霍伊特（Homer Hoyt）的“扇形模型”（Sector Model），以及哈里斯与乌尔曼（Harris and Ullman）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
作为芝加哥城市研究的集大成者，帕克的学生路易斯·沃斯在分析和总结以往城市社会学家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研究社会学家积累的大量描述城市现象材料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1938年，沃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城市性理解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他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城市是“由具有城市异质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较大规模的较高密度的永久的聚落”。沃斯抽象出城市的三个核心特征，即人口规模（size）、人口密度（density）和人口异质性（heterogeneity）。他认为，人口异质性的增大、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提高，综合决定了城市生活，有助于形成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特有的“城市人格”。（Wirth，1938）在沃斯看来，城市是大尺度、高密度、高异质性的人口的集聚点，而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从这些城市属性中总结出社会的交互作用方式及其对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后果。费舍尔（Fischer）在总结了沃斯的理论模型后认为，沃斯的城市理论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基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一个来自齐美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沃斯的理论中，从结构层次上看，规模、密度、异质性造成了差异化、形式化、体制化以及社会的失序状态；从行为层次上看，城市化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心理及行为反应。城市具有更多的流动机会，当然也包括（个体）以社会孤立和失序的方式对城市生活进行适应。沃斯实现了两大理论传统的结合。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中，通过认知的调控对行为进行操作，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的集聚。通过对刺激的选择性反应，城市结构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个人的流动和个性的发挥也能够从中寻找到相应的机会。主流社会中动态的人们为了寻求自我认同，创造了许多复杂的机制策略，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正式结合得以维系。其结果是产生了诸多的次级关系。然而太多的独立，又导致了情感疏远、社会失序和个人的偏离行为。在此意义上，城市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Fischer，1972：187242）由此，芝加哥城市学派的核心观点可归结为一条普遍而简单的命题——城市是生活的容器，城市影响和形塑社会关系。
3.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化的理解：城市作为阶级斗争的场域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陷入“城市危机”。欧美城市由于郊区化的发展和城市中心产业的外迁，中心城市的税收减少，财政收入降低，公用设施得不到更新和修建，城市商业、服务业萎缩，城市失业人口增多，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城市持续爆发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骚乱，犯罪率上升。在此背景下，以新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新城市社会学兴起。新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生态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生态学派提出的城市通过竞争与适应而自动达到社会平衡的观点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在他们的理论中，城市不再是生活的容器，而是各种阶级和资本力量相互角逐的舞台。因此，新城市社会学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集体消费、财富的积累、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对城市发展和空间塑造的影响。
法国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尔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社会生活形态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认为城市是社会结构的表现，而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其中经济系统起决定作用。为此，卡斯特尔提出了集体消费的概念，并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来阐述。卡斯特尔认为，在农业社会，劳动者主要是通过个人提供的私人消费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民为自己提供衣食住行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资料。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日益成为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城市住宅、交通通讯设施、供水供电、医疗、社会保险、福利事业、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事业都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入。个人资本已不可能独立组织起这些消费过程，唯有通过国家的介入，直接干预公共事业的生产、分配、管理与消费的组织过程才能提供集体消费资料。所以，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已成为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并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邓清，1997）在卡斯特尔看来，作为集体消费过程发生的主要场所，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和社会中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之间不断斗争的结果。在这个场所中，资本家的利益来源于资本积累，他们希望国家大量投资于社会性生产过程（如投资于有助于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而把集体消费投资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劳动者阶级则要求国家加大对集体消费的投资。在城市社会，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同样也提出了日益高涨的要求，如高技术产业对劳动者的教育、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培训，必然造成大量失业，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在此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缓和阶级矛盾。随着资本的市场运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集体消费过程，必将极大地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夏建中，1998）。
此外，卡斯特尔还指出，除了阶级斗争，城市运动也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社会利益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紧密相联，在同一社区生活的居民便有可能超越阶级的界限组织政治团体，为捍卫社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资料，社区团体就可以通过组织社区运动的方式来表示不满和进行抗议活动。这些社会活动能够对城市政府的政策决策及城市发展过程起到重大影响。
作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性原理，提出了资本运动的“三级环程”理论，并以此来解释资本运动和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在哈维的理论中，资本运动的“三级环程”包括：初级环程，即资本向产业的投入和向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次级环程，即资本向城市基础设施和物质结构的投入；第三级环程，即资本向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程，资本家在价值规律和资本本质的支配下，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增加积累，扩大生产，把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压到最低限度，结果造成了生产过剩、过度积累。为了摆脱积累过剩的困境，资本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一部分剩余资本从初级环程中分离出来，进入次级环程。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物质结构的投资是长期的和社会性的，这类投资数额巨大而且不能产生直接的生产性利润，因此私人资本一般无力也不愿进行投资。为此，国家开始发挥干预作用，一方面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政策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当“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的过剩资本寻求出路时就会考虑进入“第三级环程”。“第三级环程”的投资不直接产生利润，它同样需要国家的介入。国家从整个社会出发，为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保证劳动力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制定各种政策进行干预和介入，与私人资本共同进行投资。对于资本环程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哈维认为资本在“次级环程”的投资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土地及之上的建筑物等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这种能力使私人资本在“次级环程”中获取利润（主要是房地产业），于是吸引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当城市中心商业区趋于饱和时，资本便向郊区移动，投资于郊区豪华住宅的建设，这就带动了中产阶级的居住郊区化，并导致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夏建中，1998）简言之，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的分析，着重阐述了国家政权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的动态过程以及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是住房问题的关键和城市发展与演变的真正动因。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过程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规模、速度和本质。
从上述社会学领域对城市及城市化过程的理论观点中，我们能够发现，经典社会学家似乎只是笼统地指出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城市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芝加哥学派和新城市社会学，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分别解释了美国历史上城市化过程中的某一段落。在整体城市化史上，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从而无法对一国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历史制度结构演化的视角，也就无法清晰地发现影响一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结构动因、演化机制及其产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三、新的视角与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