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逐月舞云端
——“大跃进”狂热逼退科学
渴望富强引燃了整个民族的建设激情，激情因最高领导层头脑发热从而演变为“狂热”，这是当时的大背景。路宪文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的，他从上下一致认同的“优秀地委书记”变为后来的“罪犯”，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回味。一个良好的大背景，会使一个好干部变得更好，反之，好干部也会行差踏错。
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月余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手修改的社论《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
毛泽东再次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跃进”的信号。这是最高统帅的意志，无人能够动摇，这一点谁都明白。
毛泽东头脑“发热”了，他或许没有预料到，自己“发热”竟引发了举国追星逐月般的“狂热”，使整个民族悬空而挂。
就在《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发表几天后，河南省迅速召开了省党代会二次会议，吴芝圃在会议讲话中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他还强调说：现在的省委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今后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都要做冲锋队，任何时候都不能掉转前进方向！
吴芝圃如此紧跟，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吴芝圃曾是毛泽东早期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这种荣幸人所少有。作为知识分子，他崇拜毛泽东的渊博学识；作为政治家，他崇拜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妨说，吴芝圃对毛泽东的崇拜完全可以用“五体投地”来形容，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讲：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无人可比，不信毛主席信谁？毛主席咋想咱咋干，毛主席咋说咱咋办，这样做准没错。
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位伟大人物，他在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在解放战争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反败为胜的奇迹；他在革命事业处于极度低潮时期力挽狂澜的功绩……这一切无不显示其雄才大略，让人们无法不崇拜。毫无疑问，吴芝圃对毛泽东的崇拜绝不属于少数，而是代表了一代人。“一代人的崇拜”无疑是毛泽东滋生绝对权威的土壤，他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一切，他的“头脑发热”能够引得举国狂热，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了这一点。
吴芝圃崇拜毛泽东，自然谨遵“圣意”，“毛主席咋想咱咋干”也就成为他执掌河南的“首要思路”。就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痛批“反冒进”刚几天，他就要求全省立即开展“水利建设大跃进”，其动作之快、决心之大，堪称先锋。
省党代会二次会议期间，吴芝圃似乎特意“点将”路宪文，提问道：信阳是个大地区，响应毛主席“大跃进”的号召，步子应该更快、干劲应该更高、成果应该更大，给全省做好表率。路宪文，你能不能做到？
回答吴芝圃这样的提问，谁也不会迟疑，毕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所以路宪文毫不犹豫地表态道：坚决做到！
路宪文的“坚决做到”是出自内心的态度，为了“坚决做到”，他选兵择将，把几个得力的干将派往固始、商城等重要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以加强对“大跃进”的领导力量。
自此以后，河南省的“卫生大跃进”、“公交大跃进”等一个连一个。路宪文按照省委的部署紧跟而上，信阳地区的“跃进局面”屡受省委表扬。
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仍处在“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之中，对各种“跃进”的理解等同于“加快建设步伐”，并无疑虑，因此毫不迟疑地倾注全部热情和力量。路宪文也是如此。
可是，1958年元月吴芝圃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却让路宪文疑窦丛生。这次会议上，吴芝圃宣布河南“跃进”的“二三四计划”，即二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四年消灭文盲并普及初中教育。
吴芝圃对外对上声称：河南省水利建设大跃进形势喜人，八个月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灌溉面积达到1亿2000多万亩。
路宪文的疑虑在于：“二三四计划”提前量太大，根本不可能如期实现；水利建设大跃进的成就并不喜人，声称的数字完全是浮夸。他不明白省委何以如此，只觉得吴芝圃满口“疯话”，应该收敛。
路宪文的疑虑不无道理。以水利建设为例，“形势喜人”的确是浮夸，实际上，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河南省的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此外，几十个大中型水库无不以“大跃进”的速度建成，昭平台、鸭河口水库建设工期居然只有一年。这种“惊人”的速度只能产生“烂尾”工程，这些水库大多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甚至70年代才竣工。一个接一个的共产主义渠、人民跃进渠等，常常是图纸未出，先行动工，科学论证已无关紧要，其结果不难想象。这样的“大跃进”速度，仍然未能将河南省“二年实现水利化”的蓝图变为现实，尽管全省已竭尽人力、财力。
路宪文有所不知，吴芝圃在“大跃进”方面的夸张行为只是刚刚开始，无须收敛，因为他深谙“圣心”。
1958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毛泽东会上两次讲话，都不忘批判“反冒进”。他说：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1月中下旬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他拿着柯庆施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因主张“反冒进”已经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承认“犯了右倾保守错误”。
在接着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和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对“反冒进”穷追猛打，并将其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周恩来、陈云继续作检讨，刘少奇也反省“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检讨无疑是违心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反冒进”的必要和正确。但毛泽东决意快马加鞭发展经济，他们怎敢怠慢？怠慢就是“促退”，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帽子无人敢戴。最高决策层这几位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迎合，给全党一个明确的信号：“大跃进”势在必行。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开展全国性“大跃进”运动的总动员，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并严肃指出：对“大跃进”不能“秋后算账”，要插红旗，把白旗拔掉！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态度体现了他不可动摇的意志，仅就毛泽东的威望和人们对他的崇拜程度而论，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再出现不同声音，更何况各级领导层都渴望尽快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所以只有紧跟和响应。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快马加鞭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大幅升温，新中国也在迎着灾难“跑步前进”。
夏收季节的“大跃进”战报再次推波助澜。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大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其中这样写道：
我国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公报发表了。在这个公报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夏收粮食总产量1010亿斤，比去年增加了69%。这是个不平常的数字，它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只有美国小麦总产量的44%，时间仅仅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大大超过了它。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将会永远超过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太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不堪负重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能靠美国的面粉才能过日子。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的一星星面粉，日子却过得特别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