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行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啊。——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觉得特真诚，尽管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小时候检讨写太多，首先态度要端正，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哦，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吗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调侃。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什么？”我纳闷了。
“很多作者投稿时都寄一张来，用来当作者简介。”
四川某小城青年戈海洋，大学毕业后变成了专业倒霉蛋，先后失去教职（干部身份）、下岗、失恋、生意破产、痛失家父内外夹击，濒临崩溃之际，靠写作虚荣灵魂世纪之交，戈海洋以三千块钱和一部书稿，像外省人于连去巴黎一样来到京城，以卑微之躯，做最后一搏。北漂族的残酷生活远超想象，竞争的惨烈，体制的阻击，猝不及防的遭际，使北漂的壮士们步履维艰。戈海洋遵循鲁迅要韧性地战斗的斗争精神，以我不入地狱谁出地狱的乐观态度，折腾了八年，除了一张床垫、几段爱情、半腔叹息和一桩不成功的罪名外，一无所有。正当戈海洋嗷嗷抓狂之际，赶上了夜场奇缘，戏剧人生为他量身打造了新的命运。
我心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那种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眼神迷离的？这样矫情的我可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我很少坐班。”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挑选了一张大学毕业照寄了过去。那是一寸黑白照，看起来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张少帅什么的。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
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一样，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怎么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但当地房价只要五百块一平米，如果卖他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他怎么办，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一套大的或不添钱买一套小的。或者投入股市补仓自救，一旦解套立即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儿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开始投射进我阴霾的胸腔，食物越来越有滋味，睡觉也越来越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了雪儿吃饭，以至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什么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嗅出了什么，责令枪毙此书稿。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时间再试试吧，保持联系。
“过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式不确切说法基本等于没戏了。我陆续给一些出版社打电话，寻找可能性。给他们打电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那时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总机通了，一半时间没人接，一半是接了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常常要么打错了，要么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和你谈起来，一谈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
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着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还必须额外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去台球室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蛮不讲理耍横赖账的，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有些六神无主起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什么狗娘养的职称。
我再次笼罩在让我无处逃遁的“怎么办”梦魇下。靀城算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前景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天气一样不明朗。给李皓和杨星辰打电话，问像我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北京能混成什么样。他们唧唧歪歪半天，总算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就看你怎么发挥了。杨星辰从外贸公司辞职后自己创办公司，正处于艰苦发挥阶段；李皓两年换了五个工作，看来发挥得很不稳定。
“你哪像逃犯啊？斯斯文文的。”收到我的照片后，武彤彤在电话里说。
我信口开河：“如果你把地球看成一个大监狱，每个人都是犯人。”
“那倒是啊。”
……
说起稿子，她很歉意，我也预料到了。没有料到的是她鼓励我去北京闯闯，还说可以帮我一把。一个朋友想开书店，资金有点紧张，想找人合资。这主意倒不错，余下就是多少资金的问题了。武彤彤说：“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有二十万就够了，也就是说你要有八九万就够了。”
“这个——，我的钱套在股市了，暂时出不来。”我为难的口气。
“哦，那你考虑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北京考察考察。”
“我想想吧。”我又补充道，“怎么让我和你朋友合作啊？和你合作不更好吗？”
她笑起来：“我倒想，可惜没机会了，我要出国了。”
“出国？”
“是的，我去美国读书，刚拿到签证。”
“恭喜恭喜！老公在那边吧？”
“什么时候你给我找来一老公？你干脆开婚姻介绍所得啦？”武彤彤爽声大笑。
“不过你现在去是不是晚了点啊？”
“二十八九还不算晚，中不溜吧。”
“你什么时间走啊？”
“不到两月了，我现在开始准备了。你考虑一下来不来，给我回传呼就行。”
“行啊，至少可以给你送送行什么的，闲着也是闲着。”
“是啊，反正你们那儿不正闹‘严打’吗？”武彤彤也开玩笑。
我开始谋划北京之行，这是六年前闯荡深圳铩羽而归后的又一次突围。除了准备一些钱，主要是说服我妈。老爸这棵大树倒了之后，我妈仅以离休干部遗属身份每月领取七十多元生活费，她和老爸一生的积蓄区区两万元又被心血来潮的我献给了肮脏的证券事业。我这个没出息的长子理所当然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好在姐弟们非常理解我，每月分摊赡养费用，让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什么，你又要去北京？你前年不是去了一趟吗？”饭桌上，当我提起这事时，我妈有些意外。
“那是旅游为主，办事为辅，反正以前没去过。这次不一样了。”我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番。
“你前几年去深圳，不是白跑了一趟吗？”她有些担忧。
“嗨，深圳的事情就别提了，那里不适合我，文化沙漠嘛。我早就对你们鼓捣过，我迟早要去京城的。”
“北京当然好，问题是你能不能立住脚。”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知道呢？反正在靀城是一无所有了，在这儿坐以待毙啊？”
“雪儿呢，她怎么办？”
我恼火地说：“什么怎么办，我和她没什么怎么办，也不可能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估计是凉拌了。我和她本来就不适合，而且她有男朋友了。”
“谁说的？你看见了？”
“那还用说？这事你就别问啦。”我坚决而冷漠，“她要来电话，就说我去北京了，短期不回来了。”
“我看你个人问题咋得了！”她又唉声叹气。
“又来了？弟弟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我脱口而出，“我给你找个北京媳妇吧。”
“你一个外地的，哪有那么容易？”她也笑起来。
“总有瞎了眼的女子嘛，你看咱靀城不一样有城里女子嫁给优秀外地民工吗？我也争取在北京做一优秀民工。”
“那你又要花多少钱？一趟深圳、一趟北京你已经花了不少了。我现在没钱支持你了。”
“别担心这个，这次去是赚钱。我只带三千块，用完了事。如果谈妥了，我回来一趟。”
“股市里还有多少钱？”
“您就别关心了，您的两万块还完好无损呢。”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我到股市里守了几天，瞅准一个机会以十二元的价格卖了三手“长红”，还算不错，只亏了不到百分之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