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就像一个穿着西式服装戴着中式毡帽的庞然大物，既牛逼又傻逼地横亘在那里，不管你仰视它还是鄙视它，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它已经不像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气派了，有些地面已经塌陷，墙体也发生脱落，乱糟糟的广告如同靓丽堂皇的器物上的秽物。
潮水般的人群往站外涌动，被灾民似的人流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在出站大厅，密密麻麻地站立着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南旅友怎么回事，他反问我：“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他们的筛选，一出大厅，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乱糟糟的人山人海。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交车。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一样局促不安。下了车，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那个人潮汹涌的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北京吗？从来没哪个旅馆让我填这玩意儿。”我很不想填“来京目的”那一栏。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居然有这种规定，我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这理由正当了吧？”
“哈哈！”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们想念毛主席——不行吗？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给他们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我踏进房间就像进了烤箱。这里正对西晒，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楼下的公共浴室。只有一个男子在里面，我一声不吭地冲洗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用普通话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我随口而出。
他大笑起来，笑声古怪，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吗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背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的场面让我当场蒙了，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
我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店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一老头叫我过去登记。还好，登记簿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
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要和我谈谈，他随后就过来。冬阳女士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镜，看着我：“你就是那个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怎么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5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事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什么？”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站起来，说：“我非常忙，就简单跟你说说，你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以后就找他。”
冬阳叫晨歌过来把我接过去，寒暄了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立即让人产生一种蝼蚁般的渺小感。那些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不自在，以至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不得不努力装出一副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交车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车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不久，他们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了，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什么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成立一月的新公司，就两个人。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脑、一台传真机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是旧货。我一坐下，把沙发坐哭啦。那是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在桌子上，杨星辰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们的业务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我开玩笑说：“你们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也开玩笑：“哪里比得上劳改啊，劳改还管吃管住呢。要是哥们儿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定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身后无人，几米处一陌生人却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个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我们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啦，股市赔得一塌糊涂，我老爸去年又去世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吗？”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个坐在桌边的女子站了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说：“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说。
“净拿山里来的孩子开涮。你们怎么不说我是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什么的。”我打趣。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离开餐馆时已经酒酣耳热，醉意蒙眬，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什么的？”
“一般要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这个小区比较穷，工人住宅，也没什么可偷的。”陈菊说。
果然那个醉猫一样的保安瞅了我们两眼，没理睬。杨星辰夫妇住老旧红砖楼。我们在黑咕隆冬的楼道里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几步，杨星辰就跺一次脚，或者大喝一声，一盏昏暗的楼道灯就应声而亮。人还没过，又灭了。杨星辰自我解嘲：“这就是穷人区，灯都舍不得多亮几秒。”
李皓说：“杨总已经从地下室搬到五楼了，进步已经很大了。”
“你不也住楼房了吗？”杨星辰反问。
“可我是在北京边缘呢，你怎么也算打入CBD边缘了。”李皓说。
“啥叫CBD？”我傻帽了。
李皓笑：“哥们儿，你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缩写，中央商务区，年度最酷名词之一。”
杨星辰发挥一番：“也叫ChinaBeijingDabeiyao，中国北京大北窑。”
这名字够土的。我一头雾水，他们三人都大笑。两居室，一间十多平米，摆着三张旧办公桌，那台旧电脑还在，又新增了两台，还多了打印机，新沙发，室内亮堂堂的。陈菊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茶水，划开一个冰镇西瓜。我说：“鸟枪换炮了啊？”
“只能说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的日子刚过去。”杨星辰笑，“房子是租的，连自己的窝都算不上，就一个可以遮风避雨做饭办公睡觉的地方。”
“还有一个功能吧？”李皓对两男耳语，我们暴笑，陈菊颇为窘迫。
我说：“干脆我来为你打工算了。”
“哪里请得起你哟，这里就是夫妻店，都是义工。请了一个亲戚，还是干活多拿钱少，不干活不拿钱。”陈菊笑。
“我开玩笑的。这房多少钱？”
“你猜猜？”杨星辰反问我。
“七百？八百？”
“你租给我啊？”
“一千？”
“翻一番还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惊。
“就这个价，这里是CBD边缘，进去了更贵。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间都要六百多呢。”李皓作证说，又大发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残酷性了。就跟一个磨盘、筛子似的，使劲磨人、往外筛人，你要想留下来，你就得拼命变成大沙子。别一见‘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就拿它当自个家了。”
“我还不至于如此傻逼吧，想当年也是闯过深圳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转悠。巨大的书架，塞满了商务英语书籍、文件夹什么的。墙壁上一张英语版世界地图上布满了蜂窝似的小红旗，乍一看，希特勒的军事地图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极，你的生意是遍天下了。”李皓赞叹。
“看着多，都是小单生意，累个半死做一笔，也就赚几百英镑千把美金万把马克十万日元什么的。”杨星辰说。
“还嫌少啊？”李皓叫起来，“我累个半死，一个月才够你赚一笔的。”
“只看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杨星辰笑，“我在地下室的日子你不知道？半年不开张，梦里哭醒好几回。”
“现在是开张吃半年。”我接下话茬，“你们都比我强多了，我累个半死，就赚一把浊泪——还是自己的，流胃里去了，倒也帮助消化。”
杨星辰兴致勃勃地演示着他的电脑技术，他击键如飞，全部盲打。在我们的喝彩中，他说他已经上网了。
“什么叫上网？”我惴惴不安地问。
李皓看我的眼神就像当年迅哥儿看闰土似的：“嗨，刚才说你傻根还有点于心不忍呢。”
“都是山区来的孩子，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连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呢，按现在标准成文盲啦。”我惭愧地说，“你们就给哥们儿扫个盲吧。”
“不可思议！不是哥们儿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现场扫盲后我感叹。
“这个在中国还是新事物，北京用的人都很少，但发展极快，你很快就知道了。”杨星辰给我一张名片，指着一个带@的地方说，“这就是我的E-mail，以后可以联系。”
他又打开厚厚的硬壳文件夹给我们看，全是他签的外贸合同。看着犹如看天书，这才意识到晃荡了这些年，英语蜕化得差不多了。他介绍：“这叫电子商务，你知道吗？B2B，B2C听说过吗？”
“听说过U2——不是美军高空侦察机，而是爱尔兰乐队，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为了不失面子，我东拉西扯。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李皓忍俊不禁，解释道，“这是两种电子商务模式……”
“老哥我一不留神成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先驱，而且一开始就盈利——尽管只有点小钱。你看看那些大网站，烧了几个亿还没一分钱进账呢。山大无柴烧啊！下一步，老哥要建自己的网站了。”杨星辰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生意经。看着他那高耸而笔直的鼻梁，深不可测的眼窝和色彩斑斓的眼球，愈发对他自我标榜的汉人血统表示怀疑，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唐宋时期散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犹太人投胎转世。
陈菊忙打断他：“你们别听他瞎吹。”
杨星辰笑笑：“嗨，自己人嘛。”
分手时李皓拍着我肩膀：“哥们儿，咱们改天再聚，我做东。你最近几天有什么安排？”
“见一些编辑朋友，还有一大学女助教，她下月就去美国留学啦。”
“你真行啊！怎么勾搭上的？”杨星辰说。
“请注意措辞。”我提示他，“纯粹工作关系，我投稿，她是兼职编辑，审稿，我们谈稿子。”
“呵呵，你投稿，她审稿，再谈稿，不就搞——上了吗？”李皓打趣起来。
“赶紧拿下，把你也捎带过去得啦。你也该结婚啦。”陈菊说。
“别拿我开涮了。我一下岗职工，别人名校才女大学助教，又去美国读博士，天方夜谭啊。”我说。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杨星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