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
人为什么要儿女？这个问题人们尽可以作出千百种大同小异、如出一辙的回答。但有的人为什么不要儿女？这就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原因了。像程渊如这样六十四岁的老太太至今不要儿女，这也实在令人费解。她本来还有个丈夫。后来他那个通四国外文的头颅被乱棍打开了。红卫兵拿根粗铁丝把破裂的脑门胡乱一绑，再拧一拧，接着游街。走！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啊，没气了！
“程渊如，要是你有个儿子，还有点安慰啊！”“不，我不要儿子。”
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她又是受人尊敬的副教授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她有地位，有钱，就少一个儿子了。
“妈妈，请让我这样称呼您吧！当我每天看见您困难地走去打水，走向食堂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多么需要一个儿子啊！让我永远待在您的身边吧！我不能离开您……”这封密密麻麻写了好几张纸的信，甜蜜得像情书，勇敢得像毛遂自荐？怎么这会儿好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都来自荐当儿子了？她当猪倌的那些年，为什么没有青年自荐来继承她那副猪食桶？不，她不要儿子！
“我想，近几年我们不要孩子，你能同意吗？”1942年，刚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毕业的程渊如，问她新婚的丈夫。她觉得有了孩子，等于给命运之神以人质，使她总有后顾之忧，不能全力以赴地搞事业。丈夫默默地笑了。他成了制造飞机的工程师。有人说：“嗳，解放军要打到上海了。你快带着妻子去台湾吧！你这样有技术的工程师可以优先去台湾！”
去台湾？——程渊如慌乱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唉，没见过。但是共产党总比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好。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国民党毁了我们中国，而共产党立即着手建设新中国。上海支援一些专家去沈阳工学院。这是刚解放的1949年底，很难以社会主义觉悟什么的去要求上海的知识分子。但是程渊如夫妇立即同意去东北。“啊呀，渊如！出了关外，就要把人民币换成东北币才能用。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那边，还没有轻工业。搪瓷东西都没有！脸盆、牙膏、热水瓶都要从上海带去。吃的又是高粱！伲上海人哪里吃得消？”吃高粱面？没吃过。好吃不好吃总要自己吃过才知道。我就不信人家吃得消，我就吃不消。沈阳工学院采矿系需要地质教师？中国才二百名地质人员，那好，我改行搞地质！女的搞地质太苦？不，为什么女的就比男的差？小时候母亲连生四个女儿。我是老大，一直是受宠的。后来母亲生了个儿子。“渊如啊，你妈有了儿子了，这下可不会喜欢你了。”为什么有了儿子就不喜欢女儿了？小渊如才不信这一套呢！她果然照样受宠。20年代后期，上海街头、戏院演了一些女子剪短发的文明戏，母亲在家中也带头剪了短短的发。啊，小渊如的眼睛闪亮了：“我们女人和男人不是一样吗？”
“哈哈，我这屋全是男的，没女的！都上炕睡吧，光屁股也没关系！”山民招呼着来借宿的地质队员。队员们使劲憋住笑声。程渊如更是不敢吱声。东北森林里蚊子又多又大，她和男队员一样用毛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上边再压顶帽子，谁还分得出是男是女？
她这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偏要向地质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们看齐。“程渊如，你敢走这独木桥吗？”“敢，敢哪！”程渊如几步走上了那一步一颤的独木桥，又“啪”地掉进了河里，溅起了一片笑声。有什么好笑的？我们走着瞧！
“啊，熊瞎子来了！”有一个男同志扭头就跑。但是程渊如没有跑。她是不会逃跑的。解放前夕她没跑去台湾。抗美援朝时有人以为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兵很快会打进来的，于是从东北逃到了南方。程渊如不仅不逃跑，反而专心进攻地质这门学问。人是不能退却的，愈退却就愈软弱。如果只知道前进，那也以进攻为习惯了。
矿井里发现地质现象了？去！程渊如在不到一米高的坑道里膝盖着地爬着。背上是蓄电池。头上是矿工灯。因为只能低着头，眼镜也掉了。唯一的一个女同志在井下工作，是太不方便了。“啊呀，掉石头了！有危险！这位女同志怎么还不走开？！”不，正因为掉石头，说明这儿有情况，我得观察观察……
“你这个女同志也太犟了！”女同志怎么了？不就是个子小一点吗？我个儿矮，步距短，跟男的一起爬山，是吃亏。“哈哈，女同胞！我们迈十步，你得迈十几步！”这么拚命走，是喘得够呛。可是走路和干任何事情一样，停步不前就是落后。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个女同志就原谅自己。
1962年，学院要支援鸡西一些师资。去这么个小城市……“我去！”程渊如说。当初她能从上海到沈阳，现在还怕从沈阳到鸡西？1964年，鸡西和阜新的学院合并成立阜新矿业学院，她又去了阜新。“渊如，你真不容易！”“我有什么？我不要孩子，没有牵挂嘛。”“你还不生个孩子啊？”“我搞这工作，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实在该生啦！将来到了你六十多岁时，谁来侍候你啊？”
“哈哈哈哈！”程渊如笑了起来，笑得像唱歌一样动听。因为这是发自心底的笑啊。可不吗，她老是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共产主义一定来到。”“哈哈，到我六十岁的时候，共产主义还不是早就来到了？到那时我往养老院一呆，多好！”
但是她六十四岁了，共产主义还没来到，而且变得很遥远了。“唉，渊如，当初你要生个儿子，就不至于今天这样无依无靠啊！”“不，我不能有儿子。如果我有儿子，他看到他父母给剃头、游斗，这只会给他带来痛苦。见了儿子痛苦，我那时就更苦了。我幸亏没有要儿子！”她笑了。
家庭
一个人，越是遭受到社会的冷遇，就越是感觉小家庭的温暖。命运的坎坷往往使家庭观念正比例地增长。但是失去丈夫、没有儿子的程渊如，却已经这样习惯地住在学生宿舍里，倒好像她生来就没有过家似的。
“程老师，给您分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快搬吧！”“我不搬。我和学生在一起很愉快。我病了，累了，学生还可以给我从食堂带饭。”“哎呀，您现在打壶热水都要来回走二百多米，干吗不搬呢？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您得搬呀！”
如果这二十几年来，不是一次次有意识地把知识分子搞臭，现在不也无须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吗？历史老人有时竟如此盲目地往死胡同里走，非要碰了壁，才回到原处。
学生们来帮忙了。单人床搬起来了，铺盖卷也扛起来了。
“他们连被褥都扛走了，我们晚上怎么睡呀？”——十几年前，程渊如站在她家窗外，木然地看着红卫兵抄家。红卫兵用粉笔在地上画一圆圈，让她站在里边，不准出圈。她从傍晚站到深夜两点。三卡车的东西满载而去了，她和丈夫才回到了像废墟一样的家里。她往光板床上一倒：“哦，好了，我也卸了包袱了！”可不吗，阜新矿业学院的教职员工家庭中，只有她家有一对沙发。这就足以证明她是资产阶级了。这些东西让他们拿了去吧！只是被褥没了，睡觉怎么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需要被子。算了，先把窗关上。啊！窗下蹲着两个人，想偷听夫妇俩被抄家后有什么反动言论呢！
这种把知识分子视做大敌的思想，虽由秦始皇开始，却为多少没有知识、缺少知识的脑瓜所接受啊！
幸亏程渊如没有发什么牢骚。因为唯独她最珍爱的东西没有被抢走——那好几十箱两千来本的书，被那些人视为一堆废纸！而她从沈阳搬到鸡西时，就因为搬这些书，当时天又冷，她又累，从此落下了气管炎。现在这些书像虎口余生似的幸存下来，她简直是喜出望外！
经历了剃“阴阳头”、罚跪、批斗、关押等“反动学术权威”必经的程式后，程渊如被命令挖冻土里的墙脚。那么，是谁在挖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墙脚呢？
“好好干！”一个红卫兵喝斥着，“你别以为你审干时的结论不错，现在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审干时的结论？程渊如实在不知道50年代审干时对她的结论是什么。如果说那时她觉得知识分子永远得思想改造的话，那么此时她只觉得越改造她越臭了。运动一来总是拿知识分子开刀啊！知识分子怎么着也不是啊！甚至一旦没人管就像小孩一样地害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