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其他“黑帮”本来由革命学生看守，后来学生懒得看了，叫革命教师看——现在学生领导老师了。因为学生无疑比老师革命。知识越少越革命嘛。后来革命教师也懒得看了，“黑帮”们只觉得少了主心骨——万一学院这儿那儿出了什么事，肯定诬赖“黑帮”们干的。得有个人看着，才能证明“黑帮”们都乖乖儿地在干活呢。于是几个“黑帮”代表去找这个那个战斗队了：“我们是黑帮。你们都不来看我们了，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办啊？中国没有了知识分子又怎么办？
当然，这种后遗症只有过若干年后才会真正显现出来。而当时，“反动学术权威”们一个个被赶到五七干校、农场、车间，学院确是显得革命多了。各派红卫兵占领学校制高点，把矿石标本作为武器，展开了武斗。程渊如真是不敢看啊！她倒不是怕砸到自己身上——她的生命现在还有什么价值？她实在是从扔掉的矿石标本里，看到了扔掉的一代代知识分子，一个个青年……
而她，则被扔到农村当猪倌。她拂袖而去，也努力拂掉她的记忆，她的过去。她现在的工作是养猪、挑猪食。她不愿找男同志帮她挑。既然叫她一人养猪，她哪怕每次挑两个半桶呢？五十好几怕什么？她仍然是不知退却的，仍然怀着希望。她现在是把希望放在她的猪崽上。她发现猪爱抓痒痒，可后脑勺和后脊梁又抓不到，她便买了把梳子，给猪从后脑勺到后脊梁轻轻地梳着。啊，一溜猪崽全在她跟前趴下了等着梳痒痒呢，多有意思！她和猪崽们已经处得很默契了。一个冬天的夜晚，这群猪被卡车拉到别处。它们因为怕冷，互相拥挤着不愿下车。怎么轰也轰不动。还得找程渊如。她拿起哨子轻轻巧巧一吹，猪呼啦呼啦都下来啦。“你们这些小淘气！”程渊如笑着数落着它们。“程渊如，你怎么老是跟猪说话呢？”“没有人和我说话啊！”
是啊，她已经是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她的亲人——她的父亲、大妹和大妹夫，都受尽迫害而死了。她唯一的财产——那几十箱书，她已请求学院图书馆收下，也许将来还能发挥作用呢！现在，她就像一首什么歌里唱的：“猪场就是我的家。”
程渊如哪里会想到她又会有一个家呢？——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两间房的单元。她真觉得她一人住两间近乎奢侈呢！“程老师，您这家怎么这么寒酸？”——学生觉得我这家寒酸了？是啊，现在年轻人结婚，哪家不是沙发啊，多少条“腿”啊。一开始就把小家庭布置得像像样样的。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坐沙发就等于是资产阶级。这也不知意味着是前进还是后退？
而程渊如，不管是在原先有着几十箱书的家庭里，还是在猪场里，还是在这孑然一身的新居里，她都一样尽她所能地干。至于她这么干得到了什么，或是她应该得到什么，她才没精力去想呢！嘿嘿。
事业
人要想把事业从自己的心里抹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谁能轻率地抛开自己的事业，那只能说明他对事业从来就没有真爱过。可是程渊如决心永远离开自己的事业了。她等了这么多年了，前不久她总算获准给工农兵学员上辅导课。上什么课都行呀！只要还能干点业务：“你们采矿专业的地质课，要以岩石构造为纲。”
她又一次受到了批判：“一切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她实在是失望了。要求退休吧！告老还乡，落叶归根，回上海去。
不过上海的户口很难报进。所以退休手续还没办完。她已经改变主意了：“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不退休了！但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得打起精神才能教学生。对，订上《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要摸清年轻人的脉搏啊！
“程老师，我是个女学生，比不上人家男同学。”“不对，你从小就抱弟妹、洗尿布。你哥呢，顶多挑担水。你抱着孩子听张家长李家短，你就注意起一些琐事来，从小没有养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再说，前些年社会上也没有学习气氛。姑娘，不是你笨，是你得长志气！”
“老师，我那朋友人倒挺好，就是他家里什么也没有。要是跟他结婚，什么也不能添置，人家该说我身价都没有了！”“唉，同学，你知道什么叫身价吗？那是卖身的价钱！你干吗这么看着我？我可不是老顽固。我也不是专要你们年轻人吃苦。我是希望你们去创造幸福！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都羞于用老子的钱，年轻人，要自己去创造价值，创造一切！”
为了给学生们创造一个好一些的学习环境，程渊如用她步距很短的特定步伐，跑上跑下到处找人：“我们矿业学院自己却不能制造岩石薄片？都得外购？一个薄片就是几元钱！我们必须建一个磨片室和一个水文地质室。没房子？我早侦察好了，这个楼每一层四个厕所的便池都锁住一半，干脆把两个厕所的便池全打开，另外两个改建成实验室。这总可以吧？同意的话我就要把这两间未来的实验室先锁上。”
“程渊如抢占房子！”
“程老师，人家有意见——”
“管他什么意见，我担着！把厕所改建成实验室，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程渊如实在想不到干点工作会招来这么些埋怨。当初让她这个“黑帮”天天打扫厕所时，她也没有埋怨过呀！“厕所里有没有人？”“黑帮”程渊如总得在男厕所外先嚷上一句，然后才淘粪、沤肥……她至今不埋怨叫她淘粪的人。那些年，谁不给极左思想侵蚀啊？她自己不是也有一些极左思想吗？她不是以为等她六十多岁了，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吗？她这个曾经拥有几十箱书的人尚且这么头脑发热，那么那些年轻幼稚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过火行为，你又怎能去谴责他们呢？
这位公正的学者于是被推到了评级和调资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多！她做起了思想和行政工作：你哪年工作的？哪年当助教？哪年……说来好笑，程渊如把别人的资历一个个了解了，却唯独在填自己的表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当的讲师。她完全记不得了。她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这个。知识分子追求的，不是职位、荣誉，而是每天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又贡献更多的知识。
可是她如今被评级和调资的漩涡卷进去了。她觉得愈干愈力不从心。她之所以不退休了，本来是为了吐尽她最后一丝的知识。“我只希望教学！”六十四岁的程渊如向院方申请。
程渊如没想到的是，学院又让她去上学了。1980年9月要在北戴河召开有几十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性矿山开发与规划讨论会。宣读论文、答辩和讨论都用英语，不准带翻译。可是程渊如的英语早在50年代就基本搁下了。50年代一切以俄文书为范本。程渊如一边自学俄文，一边查着字典翻译俄文的教学大纲，编写我国新开设的水文地质学教材。1960年批修后，一切俄文书受到了株连。于是俄文书、英文书上的东西都不让提了，否则便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到1966年以后，程渊如因为以前在家常和丈夫练习用外语对话，便成了“特嫌”——“你们讲什么黑话？我们听不懂！你们这是搞阴谋诡计！说吧，你们的手枪、炸弹藏在哪儿了？”
现在英语又成了压倒俄语的热门。程渊如跟不上趟了。她赶紧在去北戴河前一个月买了台录音机，到领导给她安排好的一个部门去进修英语。六十四岁的老太太走进课堂，她倒并不怕别人笑话。只要别倚老卖老，别不懂装懂，老老实实地学，她自信一定能学好。她在学外语的崎岖的道路上，依然要迈开那步距很短的特定步伐，坚实地向前走去。只是另一方面，这事也真叫人感慨。要不是一次次的极左思潮，一次次的对知识的反动，她怎么会忘了英语呢？她又何须像个小学生一样地坐在课堂上呢？不过为了事业，一切的一切都不用提了。我们的现代化正在从ABC开始。开始了就好啊！要消除人民中的消极情绪，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程渊如又用当年她攻英语的劲头来恢复英语了。她不要儿子，失去丈夫，没有家庭，她受尽批斗、委屈、苦难，但是只要让她工作，她什么时候都是全力以赴的。说起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副教授，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和发明。但是，她对祖国这样的忠贞不贰，这也许在外国都不被人理解，可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共性吗？多么可爱啊，中国牌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