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鹦鹉前头不敢言”的局面，党治国认真地开始了他的怀疑。一天吃不到多少东西，所以也干不了多少活。他开始大量读书，尤其是读马列著作。三十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不承认重力规律的人从高山上往下跳的时候，重力规律不因为得不到这个人的承认而退避三舍。同样，当个人意志、国家意志以至全社会意志不承认某一经济规律的时候，这一经济规律不仅仍然要发生作用，而且发生作用的方式是相当无情和揶揄的。”“有计划的盲目生产比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生产的破坏更大。”
计划经济要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违反，而是整体的、“有计划”的违反，后果自然严重。
党治国在发生一种变化：由当右派的自觉性向做人的自觉性变化。他那长自黄河边的古朴而青春的体内，自信心正在恢复。他写了一副对联：
常保数百卷书千载不做小人
时缺几十斤粮一身仍是大汉
“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根源
胸挺腰直，血液畅通，大脑能得到丰富的血液供应，人的思维能力便能达到最佳点。党治国为了获得思维的最佳点，每天劳动回来，必定端坐在床前读《资本论》。或者说，是因为需要啃下《资本论》，他才找到这个最佳点。
这是1970年2月，“右派”党治国在理所当然地历经批斗、游街等等“文革”系列把戏之后，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我说老党，”同室关押的犯人问他，“你判刑最长，怎么不见你发愁呢？”
“愁什么？”
“等你二十年刑满释放出来，你都五十多岁了！”
“不会的。”
“怎么不会？你现在三十五岁，再过二十年，不是五十五岁？”
“不会关这么长。二十年是他们的意志。但社会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相信规律。我相信我最多坐十年牢。”
“嘿！那你整天看《资本论》，演算数学题干什么？瞧瞧，什么价值、增长额、工资、劳动目的！”
“我要研究资本家有多少钱，”党治国狡黠地一笑，“将来我好管理这些钱。”
自然这是一句戏言。不过他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只要不死，就要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尚被忽略但非解决不可的经济问题。因为问题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一切社会变革的后面，都有经济规律的作用。他党治国落到二十年在押犯的地步，中国落到全国上下“脱产闹革命”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错误思想的产物，而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当然，那时的党治国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四人帮”——本文侧重谈经济。）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汲取了一些教训，采取了一些措施。经济得到发展后，必然要求上层建筑有相应的变革。发展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生产关系有相应的变革。这就激化了变革的力量和反变革的力量的斗争。于是批“三自一包”、批“修正主义”，于是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热昏的头脑是无从知道自己的疯狂行为后边的真实原因的。党治国知道。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比人家清醒，而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感受为他提供了他需要弄清的思想。1957年他在清华眼睁睁地看到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专家、教授被专了政。他自己本是满怀着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理想而报考了清华水利系。他受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小说的影响。他要远离大城市。艰苦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与困难作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就是一种吸引力。为伟大理想献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一个全省第一的学生满怀献身的热情出现在清华水利系，这在50年代自然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一个分子，因此也难逃被专政的命运。
后来党治国长年在陕西铜川当井下掘进工。下煤井的活，以前被称为“三块石头夹一块肉”——危险。当时在井下炸煤层，都是正向爆破。就是在煤层打好洞，放进五六个炸药包后，先引爆最里边的那个炸药包，然后一个个往外引爆。爆炸时高压气体膨胀，往外冲出，分散了爆炸的力度。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先引爆最外边的那个炸药包搞反向爆破呢？那样不就可以爆力集中了吗？党治国违反了操作规程，搞起了反向爆破。开始是悄悄地。在30年代，人们会认为反向爆破的道理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但是在60年代，谁第一个提出把正向爆破改成反向爆破，是很难得到认可的。
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试验成功了，也就得到认可了。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党治国成了当地煤炭先进技术传播团的一个分子。党治国运用这个爆力集中的原理，集中他的精力，一个时期搞一项技术革新。但是，生产力要求发展的结果，是又一次遭到“革命”。“突出政治”，“再论突出政治”。人人政治化，社会泛政治化。生产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压制。
于是，党治国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等。三十年后他自嘲地对我说，那时候他其实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不过那时候他可是实实在在地进行他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他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不仅批右，而且批“左”。他只能打着批右的旗号来批“左”。这种逆向思维比反向爆破还危险。所以对有家室的好友，他一个都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他只要单身男子。果然不久他就被抓起来了。妻子被逼离婚。于是他也成了单身男子。不过他得侍奉一双父母和一个孩子。
这位判了二十年徒刑的单身男子挺胸直腰地坐在监狱的床前，运用爆力集中的原理攻读《资本论》。《资本论》的扉页上。赫然写道：马列主义者党治国。
“你还看马列，人家就是用马列把你关进来的！”
“不。那是违背了马列才把我关进来的。”
后来，党治国在他的文章里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使全社会成员都变成无产者，而是要改变自己的面貌，使自己和社会全体成员都变成有财产的人，最后使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有。”
“‘左’倾路线认为对个人利益的窒息才是对整体利益的维护。而当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时，所谓‘整体利益’就变成了一小撮人的特权。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能用每个社会成员的解放程度、自由发展的程度和富裕增长的程度来衡量，而不能用这个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来判断。”“‘左’倾路线的二十余年，就是不断发起政治运动抑制矛盾、打击改革要求的过程。”
是的，极“左”路线下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所有制，不可能随时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大跃进、大锅饭、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践踏经济规律的结果，是经济规律迫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还得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登上西安城南大雁塔六十四米高的顶层向下望去，便想起白居易的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从大雁塔通往西安车站的十里长街如同一条直线，很像围棋盘上的棋格。西安的街道使人联想到规规矩矩的单向思维。大雁塔下的景致使人感到单调和缺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就在此地译经十载。公元648年，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写总序。唐太宗实行均田制、租庸调法等经济改革，发展外贸和文化交流，乃至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终于出现盛唐局面。盛唐的长安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交往。满载丝绸的商队从长安出发，路经中亚、南亚、西亚，直抵欧洲。丝绸之路沿线的古城楼兰，人称“沙漠中的庞贝城”，是商品集散地和中转贸易站。
唐朝经济的发达，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是对称的。中国人从小就背《唐诗三百首》，历来都研究唐代文学，可惜太少研究唐代经济。儒家传统主张以德治国，有没有经济一样治国。但是就算十亿人都能背下《唐诗三百首》，也依然不能在这个世上立足的。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解放三十多年了。人们向我介绍西安，不是讲兵马俑，就是讲李白醉卧长安，再就是背诵谪仙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使我想起老年人，老人的心态是喜欢回忆过去。
今天的西安即使不和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即使只是自己和自己比，变化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有人对我说：西安地下的比地上的好看。这天，我走进城郊一家饭馆。满地的碎骨头剩菜！油垢的饭桌，污浊的塑料酒杯，发黑的香肠和发干的松花蛋。如果唐代的诗人墨客到此一游，恐怕会拂袖而去吧。李白大约会仰天长啸：吃饭难，难于上青天！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顾客们，习惯地熟练地在这里痛饮饱食，而我觉得难以下咽。更何况跳蚤像小人一样在对我进行防不胜防的袭击。我应该入乡随俗？我应该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脾胃？不，我不想去适应这些今天不应有的落后的、不文明的一切。中国人不应该在80年代的今天还坐在碎骨头、剩菜间吃黑香肠。我们必须改造这样的饭馆，使之适应更文明的需求，而不是让我们去适应它。
党治国在他的经济论文中写道：“当社会不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和原理出发，动员思想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力量同客观经济规律进行斗争的时候（十年动乱就是这样典型的时期），社会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得到的却是败坏的社会风气和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
头脑比心脏重要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在押犯党治国感到好像自己刑满释放一样地高兴。他觉得这下自己的思想轨迹能合上中央政策的轨迹了。本来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发展生产力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的转机来了，他党治国的转机就会来。他把他的希望全部系于小平同志的身上。
但是他等到的却是批邓。
他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稀疏了。
他这个铁铮铮的黑大汉，一下变成了老汉。以前他不管在游街时，在监狱中，他的心里经常回荡着他最喜爱的《斗牛士之歌》的旋律。可是从此他再也想不起他那斗牛英雄了，他只记得《伏尔加船夫曲》了：哎嗨哟，哎嗨哟……
他并不怕死。准确地说，他最不怕的就是死。但他怕绝望，尤其怕从希望的顶峰突然掉进绝望的深渊。
社会上大批右倾翻案风，监狱里党治国首当其冲。一个彻底绝望的人，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你们不是要批我翻案复辟吗？好，他自己带头批自己——他不仅要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要复辟封建主义，而且复辟原始共产主义。他从头坏到脚，从脚烂到头。
他实在没有生之留恋了。
他本来就不重视他这个躯体的物质存在。1967年西安武斗，有一天他把两手插进大衣口袋，大模大样地走向射击密集地。他当时只不过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人中了枪弹是什么感觉？事后想来，那三四十米的射击区里，只他一个人在做死亡游戏，实在也觉得后怕了——不是怕死，是怕死得没意义。
1968年，他在“牛棚”里给吊打得晕死过去。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说：“把党治国打死了也没关系。他死了更好，少了一个反革命。”不，他可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
1970年，铜川市把他判了死刑上报省里，省里那次共有七个死刑犯的名单。但据说这一批只枪毙四个。党治国的名字是第五个。又活了过来。打右派有指标，抓现行反革命有指标，枪毙人有指标。那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有罪才杀你，而是因为要杀你你才有罪。
前四个人当时都给枪毙了，后来都给平反了。如果将来科学发达了，平反的人都能复活就好了。不过这四个人已被打得脑浆迸裂，怕是怎么也复活不了啦。
党治国听到前四名死刑犯的命运后，不寒而栗。现代医学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首先是看脑子，而不是心脏。头脑比心脏重要。人要是不能思索，不让思索，那就活像是精神的殉葬。西安郊区的前朝古墓里，当初有多少宫女殉葬，多少工匠被活埋！不过秦朝已经比过去进化了，用大量的“俑殉”代替大量的人殉。秦始皇墓附近三个兵马俑坑。光是一号坑，就有六千件陶俑、陶马，将军俑、武官俑、战袍俑、铠甲俑、跪射俑、立射俑等等。武士俑排成三十八路纵队，保护着秦始皇的僵尸，保护着僵硬的封建体系。
兵马俑馆的一侧，停放着一大溜前来参观者乘坐的汽车。汽车的式样是五花八门的，汽车的产地却只有一个——日本。偌大的兵马俑馆天天吸引着成千成千的参观者。大约每天有一千多外宾。香港报纸说里根拍中国马屁，因为里根摸了一下陶马的屁股。法国总理希拉克说世界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过，发掘违反经济规律的教训比发掘古迹更紧迫。较之馆内的兵马俑，馆外的奇迹更给我以强大的刺激——一字长蛇阵摆着的日产汽车，强化了的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
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互为作用的。体制的生命力在于自身有新陈代谢的功能，自身能不断选择和更迭各个层次的领导者，自身能不断调整和更新生产关系。党治国写道：“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还应扩大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的，我们不仅要生产出更多的工农业产品，我们首先要生产出更科学、更合理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重复
活着的头脑是不能停止思索的。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夕，党治国在监狱里提出他也要向科大献礼。他在狱中写了《凿岩机最佳轴推力的研究》和《评皆吉斯朵夫的风钻轴推力公式》等论文。搞了水玻璃淬火机、铿盘的复活技术、自动淬火筛等好几项革新。1980年，他一出狱，浮肿着脸就到处搞科技资料，四方出击地发表了关于热处理、轴承、电炉和风动工具等十来篇论文。
1984年底他调到西安市民用煤研究所工作。他这个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进入右派生涯后，有十年就是在煤矿里打风钻（即凿岩机）。当初风钻没有支架。往高处打洞时，党治国本可以搬个随便什么物件，站上去打。但他嫌费事。他总是急急地想多干活。他一见活就着急。他举起六十斤重的风钻顶在头上打洞。他那大高个子就是一个活动支架。不过风钻开动时那每分钟震动一千八百次带来的噪音，整整伤害了他十年。为什么还要听任这种伤人的声波在矿里继续肆虐？！
党治国把气动凿岩机的设计图纸送到一些有条件生产的工厂。技术人员一看就明白，可是领导们说：这只不过是图纸，没有样机来证明。
可是，党治国是测试过数据，证实了原理的。
可是，连风钻的使用单位也不想关心这种新型风钻的产生。因为制造和他们无关。
正儿八经搞制造的工厂，一想生产新机器要投资新设备，投资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冒险的事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