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有个厂或许有可能生产。党治国用上他四年一次的探亲假赶去了，住在洛阳一个旅馆里，每天的伙食是四个烧饼。这每天四个烧饼，引起了同屋一个人的注意。他是江苏泰兴县一个乡办厂的负责人。乡镇企业有自主权，有变革自己落后面貌的愿望，有靠开发新产品闯出路子的需要。他先是为党治国的四个烧饼所感动，后是为党治国的凿岩机所打动。决定把这个项目带回江苏去搞。
小厂很有积极性，当下投进两三万元的资金。但是，这么一个突破传统结构的凿岩机，让一个乡办小厂搞，从资金到人力，都难以继续下去。具有研制能力的大单位，又不想列入计划。那么，党治国自己集资？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黄万里已经寄来了一百元，钱伟长就要寄钱来了……
中国几十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近几年小心翼翼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治国哪里去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党治国怎么能筹集这上万上万的资金？
他原先以为出了监狱就是解放了。1980年他是被提前释放的。如果按原判二十年的话，他本应服刑到1990年。既然对他是错判，那么能不能还他时间呢？
当然这是幻想。清队时有个人分不清“幻”字和“幼”字，以为意思相通只是读音不同。每每在对党治国们训话时，用上他以为很有学问的话：“一切幻想都是幼想！一切幼想都是幻想！”一个“党治国专案组”，五个人一年就得花一万多元钱，应该有人做个社会调查——全国有过多少专案组、调查组，用了多少人力，用了多少金钱，解决了多少问题，制造了多少冤案。侵犯的人权，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浪费的金钱，要不要承担经济损失？
不该查不该调的内查外调所花的巨额投资如果用来开发新产品，那么开发的岂止是产品，而且是积极性，是人！
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用公家的钱去整人，是不会心疼钱的；为了企业的发展多揽一件事，又何必找这个麻烦？企业搞不搞新产品，于个人有什么利益？
我站在秦陵二号铜车马跟前，不胜感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工艺水平！一共三千多个部件，根据铸件性能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合金比例，青铜的冶铸技术和现在基本相仿，机械连接采用的是现在仍在广泛使用的键连接、铰链连接等等。马身上装配的金当卢、金银泡等饰件和用具就有两千五百多件。铜车马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了，至今链条非常灵活，车的门窗开关自如！
我们的先人在公元前就有这样的科学技术水平。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进展如何呢？
进展也好，不进展也好，反正照样拿工资。
我打开清华大学第002150号毕业证书。证书上是一张像出土文物似的老人相片。不知是因为五十来岁的党治国照得比他实际年龄更老，还是因为他现在的相片放在大学毕业证书上实在不相称而愈发显老。50年代的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毕业文凭。不过他已经不想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科技上了。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重复。他积几十年之教训，感到首先要面对的是——生产关系。
没有主人的企业
那些国营企业为什么不想创新产品、不想要人才？农村改革势如破竹，为什么到城市以后改革就步履维艰了？乡镇企业拳打脚踢，生气勃勃，国营企业为什么缺乏活力？原因是什么？症结在哪里？
党治国的回答是：“企业中没有真正的主人。”
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吗？解放初，我们就宣传工人当家做了主。三十多年过去了，难道还没成为企业的主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本身，恰恰证明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是企业的主人。”党治国写道，“一对年轻夫妇买了一台彩电。等不到走出商店的大门，对于这台彩电的主人翁思想，便像铁钉一样钉入了他们的脑海。根本用不着对他们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
我们不是承认思想是第二性的吗？那么，主人翁思想也应该是被物质存在决定的才对。党治国的思考路向带有科学性。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场面。一个工厂突然停电了，或者是机器坏了，工人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因为既可以早回家，又算是出勤了，工资照发。企业的亏损或盈利和职工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群众不能多得，但是可以少劳。职工对企业的冷漠态度，不过是企业所有制关系在职工意识中的反映。
企业的领导是不是主人？当然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领导，但是为什么报纸上经常有这样的披露：
新华社长春7月21日电：吉林铁合金厂九名厂级干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人晋升五点二八级，其中最高的涨了七点五级；1984年，每人平均得奖金一千七百七十多元，……是职工奖金的四点四倍。（1985．7．22《西安晚报》）
鞍钢钢铁研究所联合实验厂三名领导干部“以官论奖”乱分奖金严重。他们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每人平均分得奖金八千六百余元，相当于工人奖金的十九倍，在职工中造成恶劣影响。（1985．8．6《工人日报》）
“这类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他们作风上的损害国家及职工利益以自肥，和工作上的极端不负责任，说明他们也不是企业的主人。主人不盗窃自己的财产。”
“主人不盗窃自己的财产。”党治国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他进一步论证说：“主人就是人格化的所有权。作为企业的主人，他个人的利益和命运应该同企业的兴衰和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他在企业中的利益，决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量。例如对于一个拥有一千万元资金和一千名职工的企业来说，每个职工推动的生产资金为一万元。而如果每个职工仅仅以社会全体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作为我国十亿人口之一的身份享有对企业的所有权，那么企业的资产对于每个职工来说就只有零点零一元。企业的倒闭只使职工个人损失一分钱，又怎么能期望每个职工把企业的存亡当做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呢？”
当一个人对于企业财产拥有的数量，足以影响他的生存并决定他的贫富的时候，他方才称得上企业的真正主人，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主人。主人的权利表现在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在企业按劳动参加分配的权利；按对企业财产占有量参加利润分配的权利。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成功，有人便以为承包万能，在城市里也大搞承包。但“包字进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党治国找出了其中的原因。农民承包成功，关键是权利和义务的对应。超产固然使农民首先得利，歉产也使农民首先亏损。经营责任者没有责任能力（赔偿能力），是国有企业严重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有的厂长说：我给国家亏损了几十万。可有什么办法？把我这一百多斤交给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也卖不了几个钱么。
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就可能不负责任。好比叫一个三岁的小孩上街买彩电，他在路上把钱丢了，你也无可奈何。因为小孩没有这个责任能力。
党治国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明国营企业缺乏持久的活力，是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问题。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却不知道主人的财产权究竟在哪里？主人，这是一个确切的经济事实，而不是一个思想概念。它确定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使职工看到关系着自己的命运的可变的经济利益，唤起职工的负责精神！
“走后门”和经济规律
主人不在，后门洞开。
有些紧俏商品，例如名牌自行车，凭票证供应。票证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人们通过送礼、行贿从后门搞来的票证，就是有价的了。交换越发展，票证就越能得到它的充分价值。最后，一张票证甚至可卖到一百来元。
名牌自行车的供销矛盾，本来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解决。如果原来值一百五十元一辆，可以提高到二百元、二百五十元，提高到一定程度，供销就会趋向平衡。每辆自行车多卖的钱，就用来扩大名牌自行车的生产。
但是我们却用票证来限制购买。结果是一百元钱从前门送不进，只好从后门送给了私人。自行车的充分价格，通过曲折的道路实现了。
所以，经济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过来还要转移人们的意志。党治国发表了他的论文：《经济规律在行动中——论“走后门”是经济规律遇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不过是国家花巨款买来的社会祸害。它是经济规律遇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也是经济规律对于诸如‘物价稳定’、‘等价交换’、否定‘地租规律’等固定观念的惩罚。”“人们所能改变的，只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不能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我走到西安的城墙下，城墙周长十一点九公里，高十二米，顶宽十二至十四米。真是庞大的防御体系，给人安全感和封闭感。这是明朝朱元璋修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我们继承传统，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结果是即使称霸也未必具有威慑力量，至今吃饭还要粮票，西安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改装成了低档的游乐场。洞内墙壁剥落，洞里传出粗重的迪斯科乐声。售票员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廉价的化妆品细细地对着小镜子抹脸。好像她的工作不是售票，而是作化妆讲座。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水准和精神素质。经济规律活动在我们的各个领域中。
尤其突出地活动在住房问题中。我走进城郊党治国的家。屋顶是一根根劈开的树干，有一根树干上写着一行字：“公元1985年金秋9月3日正午新屋上梁大吉”，自然是农民房了。这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如果在别处就得收月租三十五元到四十五元。但这里近处是铁道，噪音不断。窗后是煤厂的大煤堆。一年四季不敢开窗，免得刮一屋子煤灰，所以月租是二十五元。
“这就是‘地租规律’。”党治国对我说，“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不过住房商品化至今难以推行，总是有人反对吧。人的本能就是利益的本能。现在有些地方，盖房用了一年时间，分房倒用了两年时间。分房比盖房还难。因为违反了地租规律、经济规律。
“用行政手段分房，来代替经济规律平衡人口的分布，结果是人们将为之付出活动费和贿赂。这只不过是社会自愿放弃的房租的转化形式。贿赂的多少不是由特权者的贪欲或是行贿者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而是由地租规律及其受阻程度决定的。”
我想起我走进党治国家之前，附近不少农民在盖房，自然又是商品房。我乘坐的那辆汽车差点和一辆运砖的马车相撞——太挤了。人、砖、水泥、木料。而这个盖房大竞赛的总指挥是：经济规律。
思想的局限
“两栖人”党治国在继续研制气动凿岩机的同时，又在经济理论的岩层上向更深的层次开凿：他的经济论文《论剪刀差》、《经济规律在行动中——论“走后门”是经济规律受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论基本分配规律》等一篇篇地发表了。不过都发在科技刊物上。这未必是经济规律受阻，而是学术空气受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党治国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规律的指挥棒，他便能听清思想工作中的不和谐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