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的是时间，可以尽情地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和睡觉一样幸福，使你忘掉了一切，当然首先忘掉饥饿。问题是你必须一个劲儿地胡想下去，千万别停顿，一旦停下来，你就倒霉了，而且更饿。幸运的是，就在我快要结束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个野小子。所谓野小子，就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逃学学生。这些家伙夜里也不回家，钻进草窝里，地沟里，火车站和海港货栈的苫布底下，过着野狗一样的流浪生活。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这样的野小子，满街乱窜。
我自认为我和他们天差地别，虽然我也逃学，但我不蓬头垢面，我不死乞白赖，我更不去饭馆讨要剩汤剩饭。因为我有个比母亲还好的姐姐。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正派——也就是正义。这个感觉伴随我大半辈子，为此我老是火气很盛，吃了天大的亏还认为自己胜利了。
这个野小子长得尖嘴猴腮，一双老鼠眼滴溜溜转，长相很卑琐，使人望而生厌。不过这小子很坦率，毛遂自荐说他叫耗子，看我对耗子这个名无动于衷，他有些不满，甚至显露出一些恶气怒意。后来我才知道，耗子是我们城市东区大名鼎鼎的大王，这小子很能打，会猴拳和螳螂拳。几年后的文革武斗时，耗子的名声已惊天动地，连革命组织的武卫队都怕他。但我不怕他，我和他大战过一次，打得两败俱伤，也可以说两胜俱伤——这事以后再讲。
当时我不知道耗子的名声，是因为我住在城市的西区——我们这个城市地形狭长，分东西两区。东区大都是楼房，大百货商店和大剧院、电影院都在那里，我们称东区为街里；西区大都是平房和一些乌烟瘴气的工厂。与东区没法比，好像两个世界。东区那面的海岸全是水泥砌得齐齐的港口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使西区的孩子看了很开眼。但东区的海面却是灰蒙蒙的，像是漂着一层油灰，绝对没有海的蓝色。无论刮什么风，或是多大级别的风，海水只是顺着水泥港壁升上降下，翻不出浪花来。西区却不然，全是荒滩野海，暗礁丛生。海水透明清澈得像流动的玻璃，略有一点风就能推波助澜，浩浩荡荡。暖日里，白得耀眼的浪花飞舞跳跃，扑打奇形怪状的礁石，发出轰轰的震响，叫你听起来浑身骨节都舒痒。冬日里更壮观，腾飞的海涛一下子被冻凝在半空，像一座座即将倾倒的山峰塑像。过去苏联兵没撤走那阵，常有一些金发碧眼的画家爬到礁石上作画，一面画一面狂喊哈老少！（俄语好的意思）！还有一些马达姆（苏联妇女）也来逛景。一个个又胖又红，像肉冻似的。这些家伙不怕冷，多么冷的天也穿着裙子。光溜溜的大腿，顶多套上双袜子。大人告诉我们，说马达姆连裤衩也不穿。因此，我们经常趴在礁石根处朝上望，看她们穿不穿裤衩。这才发现，她们不但不穿裤衩，有时还全身脱了个溜光，仰在沙滩上晒太阳，有懂行的人说是日光浴——外国人全晒日光浴，所以健康。年龄比我们大几岁的小子就看得口歪眼斜，而且厚着脸皮往前靠。但那些马达姆并不怕，海一样的监色大眼珠子，对我们笑嘻嘻地闪动。走近了我们才看清楚，她们尽管浑身通红，但两个奶子雪白，再就是裤衩那儿也有雪白的三角，不仅觉得奇妙无比。
姐姐知道我去海边看马达姆，有些不高兴，说外国女人全都不要脸，大出天在海边光大腚，肯定是流氓。男人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很详细地问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然后说女老毛子喜欢中国男人——因为男老毛子那玩意不行，别看个头粗大，干起事儿来像牛马，速度太快，女人还没有感觉就完事儿了。中国男人厉害，东西小却时间长，有耐力。然后他们就讲许多马达姆抢中国男人的故事。我们小孩子听不懂，只是跟着瞎乐。
总之，西区的海有力气，有色彩，有故事。这也使西区的孩子性格同东区截然两样。我们这边敢打敢拼，说话声音高，骂人花样多，干什么事不拐弯抹角。即便是降为野孩子，也不下贱，顶多像动物那样凶猛的撕咬，却绝不耍花招。东区的孩子全会耍花招，}兑话像唱歌一样好听，骂人也没多少词儿，但耍起花招来，一个顶得上我们一百个。这些家伙穿戴倒挺干净漂亮，很有些风度，一般市里举行什么重大的庆祝活动，都是东区那帮小子敲洋鼓吹洋号，或足唱什么歌什么的。我们西区的孩子只有排队走大街的份儿，但东区的孩子要是降为野孩子，就卑琐得很，脏得像一堆垃圾。他们什么能力也没有，只好偷和骗。
耗子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那件破得不像样的外套是挺贵的呢料，肯定是东区的资产阶级。
耗子也像我一样，首先围着小楼转圈，然后问我这座小洋楼里有什么。我说有大豆角，咂起来挺甜。这小于吃了一惊，说我撒谎。我立即怒火中烧，想给他那么一下子，但我讨厌他，讨厌得连给他一下子的劲头都唤不起来。这小子还穿着一双破皮鞋。我当时最恨穿皮鞋的人，因为我们校长就穿着双可恨的皮鞋。皮鞋破了就更可恨，难看得像晒干的扁口鱼。我叫耗子自己去咂那大豆角的味儿，尝尝甜不甜。耗子更认为我是在骗他，两只绿豆跟滴溜咕噜地对我眨个不停。后来我才弄明白，这小子以为我要偷洋楼里的什么东西，他绝不相信我在这里转了半天，是为了那些破豆角。当他终于弄明白我确实是为几个破豆角，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他要我跟他走，管保我吃香喝辣的。这小子竞掏出一盒大前门牌香烟和我套热乎，我没理他。我不抽娴，西区的孩子没一个抽烟的，抽烟全是流氓。但我喝酒，我早就偷偷喝过父亲剩的残酒。能抽娴算什么，能喝酒才是好样的——梁山上的好汉哪一个抽过烟？全是大碗喝酒的英雄。不管多辣的酒，西区的孩子全都能连千三口不咳嗽。
我不怕耗子，但对东区那些愿动头脑的家伙，却总有点莫名其妙的自卑，并含含糊糊地感到有哪些地方不如他们。耗子顶多和我一般大，但这小子挺老练，衔着一根烟，和我围小洋楼义转了几圈。最后说，这楼可以进，但没有退路。东区那帮胆小鬼全怕死，什么都考虑退路。我立刻觉得他比我矮了一尺。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怎么进？
这很容易。耗子吐了个烟圈，说，从门底下钻。
我这才大梦初醒，低眼去看那扇可恨的铁门。铁门最下边离地面有一巴掌高的距离，但我不敢肯定能否钻过去。耗子说没问题，只要脑袋能钻过去，身子就能钻过去。然而他还是劝我不要往里钻——进路窄、逃路宽。管什么地方，先看逃路。
我得承认，这小子确实有点玩意儿。不用说，这小子肯定偷过不少东西，很有经验。但我不听他的，因为我不是偷东西。另外，我的胆子大，我才不想什么退路逃路的。
耗子义拉拢我半天，说只要我跟他走，好处大大的。我当然不会跟他走，我最瞧不起偷东西，只有东区那帮资产阶级小子能干出来。我们西区的是靠力气，不靠歪门邪道。耗子拉不动我，却并不生气，反而很义气地说，以后我可以去找他——到东区任何一条街，只要提耗子两个字，就像提拿破仑一样，没有不知道的。我也只好胡乱地应付着，因我不知道拿破仑是干什么的，但我可以感觉出是外国的一个名人。在文化知识方面，你不得不服东区那些可恨的脑袋瓜。
一等耗子走远，我就准备钻铁门下面的空当。我把裤腰带又往里煞了一个扣眼儿，这样我觉得身子又细了不少。确实像耗子说的一样，我把脑袋钻过去以后，身子就很顺利地钻过去。钻进院子里，我才发现里面像花园一样好看，一簇簇圆球般的灌丛，修剪得那样整齐，花圃的小路上铺满了从海边捡来的鹅卵石，两旁开着色彩鲜艳各异的月季花——只有月季花在晚秋才能开得这么旺盛艳丽。我看到花丛上面晾了几件绿色的军衣，知道这里住着军人，便不敢怠慢。三步两步奔到大豆角树下，、但随即又跑同去，因为书包还丢在铁门下面。我这个人生来看重个人家的东西，别人家多么好的东西我不稀罕，自己家的一根针线也舍不得丢，两区的孩子都是这个毛病。我对书包尤其看重，因为是姐姐的书包。姐姐用了那么多年，一点没破，开线的地方用小针缝得密密匝匝的。上课上腻烦时，我就摸索这缝得密匝匝的针脚，想我的姐姐。姐姐在书包角上绣了朵小花，花蕊里绣着她的名字，陈秀兰。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女孩子玩意儿。但对姐姐书包上的一切，我都喜爱。所有的同学看到我背这样的书包，都远远地喊，背三尾巴子包了！背三尾巴子包了！三尾巴是泛指女同学的外号，因为母蟋蟀三根尾巴。不知那时我们为什么对蟋蟀如此重视。现在的学生决不会骂出这样的蠢话来。
只要有人讽刺我背姐姐的书包，我就怒不可遏，拼命地打他们，拧他们，一直打得没一个人再敢说一个字。东区的孩子没这事儿，他们男女同学排队扯着手是极平常的。我们都惊讶得不行，脸皮还替人家发烧。
我倒霉就倒在书包上。可我当时却想不了许多，因为我背着书包爬树照样飞快，我就是有这两下子。站在树权中间，我忘乎所以地摘大豆角，专找汁多肉嫩的摘。
突然，我听到树下面有人喊我，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军人，一个留分头的官。那时分辨官和兵看头发，头发长的是官，剃光了的全是兵。说是打仗时怕敌人揪头发。这个官很文雅，喊我下树的声音又轻又细，像个女人。他大概喊了好多声我才听见。
我当然不会下去，还是一个劲儿地摘。那个军官开始抬高声音，有些严厉起来。这使我更加放心，从他尖着嗓子喊我的架势，说明他不会爬树，不会爬树你就奈何不了我。我甚至从容地去嚼一个大豆角。这下那个军官急了，哇哇呀呀地大叫起来，意思不让我吃那个玩意儿。我一想，坏了！我要是下去就完了，大豆角肯定被没收。这时我才觉得耗子说话有道理一进路窄、逃跳宽。如果有条可以直接跑出去的路，我就敢从树七纵身跳下，撒腿跑走。那个军官儿肯定追不上我，就听他那个女人声吧，跑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但跳下去是不可能了，那个铁门缝隙就能要了我的命。我把日光投向墙外，我绝对可以越过墙头跳到外面。有一次打赌我从学校二楼的窗口跳下去，赢了王胜利一只鬼蟹子、那鬼蟹子是个母的，一包黄黄的籽儿，绝对有营养。
我开始朝伸向墙外的一根枝干攀过去。
那个军官看出我的打算，拼命地晃动长头发，更像个胆小的女人，尖声尖气地叫喊，跳不得！跳不得！
我当时没弄清他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我出危险），以为他非要逮住我不可，便什么也不顾了，用尽全力朝墙外纵身一跳一一我告诉过你，我倒霉就倒霉在书包上，如果没有书包，我决不会出一点事。那个书包哗啦了一声，大概是挂在什么枝叶上一但我的身子已收不住。直朝插满玻璃的墙上扑过去。其实我并没跌到玻璃片上，只是从上面擦过去。后来我使劲地回忆。似乎在擦过去的霎时感觉肚子下面嗖的一下——当时我什么也没感觉到。我只记得我完整无缺地跳到地上，然后就朝一个方向拼命地跑。跑着跑着。我感到身子下面有点异样，低头一看，肚子下面鼓出一个血糊糊的泡，泡里面有什么东西蠕动——后来别人告诉我是肠子。我就用手按住，不让它继续往外鼓泡，还一个劲地跑。跑着跑着我觉得鼓泡的地方挺别扭，而泡却越鼓越大，血染得手红糊糊的。不知怎么我跌倒了，血泡沾满了泥灰，我就用手去扑弄，越扑弄越脏。突然我发现我是倒在一个水湾子旁边，我就赶紧爬过去，用手掬水去洗，刚洗两下，我的手猛然触到热乎乎的什么东西，那东西像个大虫子在我手底下动弹——我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部队医院里，因为几位穿白大衣的大夫，脖子上都露出红领章。他们都对我很慈祥，很亲切，但似乎有点紧张。他们老是讲什么感染感染的，还讲什么脏水湾，使我莫名其妙。我发现我的床边老是坐着一个我在哪儿见过的人，这个人愁眉苦脸地望着我。过了好半天，我才像被按了电钮似的一下明白过来——坐在床边上是喊我下树的长头发军官，于是我想起书包，想起玻璃片，想起大豆角，想起姐姐。我开始不安地扭动，医生和那个长头发的军官有些慌，老问我疼吗疼吗的。其实我是为姐姐没吃到那些大豆角焦急，那些大豆角全是嫩的，汁水鼓鼓胀胀的最后那个军官把姐姐找来了，姐姐吓得要死，老足哭，没完没了地哭。我告诉她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其实，要不是我身上缠着白纱布，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当然刀口有些啦噬拉拉地疼，但比我过去所经受的那些疼，比起我自己拔牙，那简直是舒服。
我也当然没感染，刀口长得像用胶水粘的那样快。住在医院里真不错，吃饭管饱，雪白的馒头又小又松软，棉花团一样，我一口能吃好几个。王胜利那帮小子来看过我，个个眼馋得要死，恨不能电去爬树，往那刀尖一样的玻璃片上跳。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一样细柔的官儿。他算倒了霉，一天到晚来陪我，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就像是他逼我从树上往下跳似的，这使我很不过意。我对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来看我的别的军官，都再三再四地说是我自己跳下来的——绝对是自己跳下来的，但都没用。后来我出院同家后，那个军官儿还来看过我两次，给我送来那么多鸡蛋，他说是部队分的。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都想那个温柔的军官，他是个好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姓郝，我叫他好叔叔。如果我早知道郝叔叔这样好，是决不会钻铁门下面的空当摘大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