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苏青一见如故，是因为他们早在文字里神交已久。苏青虽然不太懂政治，但她却和张爱玲不得要领地想解救过胡兰成，这大概出于文化人间的一种义气。
胡兰成漂泊多年，贫困如影随形，最后因文得宠，成为汪精卫的文胆，但是也因文惹祸上身，所谓伴君如伴虎——文人的骨气让他在官场不能兼容，得罪了一帮官痞，官越做越小，最后又沦落到靠写文章来安身立命。接替他宣传次长职位的郭秀峰网开一面，给他开价五千元一篇。胡兰成试写了一篇时论交稿，几天后郭秀峰告诉他，不能刊载，但是钱还是给了他。胡兰成这时才开始暗自吃惊，他明白，自己已不见容于汪政府。身不能容，政见也不能容，汪精卫既抛弃了他，汪伪集团一帮人也不待见他，他已被排挤出局。免职后半年内他苦苦钻营，结果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又一场牢狱之灾在等着他，口口声声称他为“自己人”的主子，转眼之间凶相毕露，面露杀机。
事情起因也是郭秀峰，两人到日本大使馆参加每星期一次的恳谈会，一番慷慨陈词，让他结识了大使馆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很快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胡兰成此时正愁着下一步何去何从，池田这里或许是一条出路，一条很好的出路。他的长项是写文章，池田相中他的也就是才情和眼光。眼光与才情是紧密结合的一体，正因为这一点，池田才与胡兰成过从甚密。胡兰成决定仍然从文章上寻找突破口，那晚他读了太平天国李秀成临刑前所作的自供状，感慨万千。最后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太平天国比作“兴”，直指“和平运动”事与愿违，最终结果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败亡，汪伪政府覆灭。若要挽救，除非日本如明治维新那样实行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中山当年那样，等等。这篇写了三天的长文完稿后他故意放在案头显眼处，池田过来一眼就看到，认为分析得入情入理，提出来要带回家细看，胡兰成同意了。他不可能不同意，他的成败在此一举。
池田拿回家后又看了几遍，十分欣赏，认为有义务向上级报告，便将其译成日文，送给了清水和日本大使谷正之看。这篇文章后来在日本政界哄传，谷正之激动之下甚至拿给汪精卫看了。池田讨好似的来告诉胡兰成，胡兰成得知汪精卫看到，一下子傻掉。那天晚上和池田散步结束，两人分手时，胡兰成说：“这一段我要每天来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来看你，你就要来看我。”不管池田是否懂得其中含意，他把话就说到此。池田不问详细，他也不便说穿。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林柏生出面，来信请胡兰成下午三点去他家。胡兰成心有预感，但他还是如约来到林家。林柏生不在，这也是老套路，他等了一会，就要起身回家。突然闯进来两个大汉，将他带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机关监押了起来。他事后得知，这是汪精卫亲自下达的逮捕令。
苏青和汪政府的人来往颇多，这也是后来被人民政府揪住不放的原因。胡兰成下狱，她很快就知道了。那天她正在饭桌兼办公桌边忙着，张爱玲来了。家里孩子哭，女佣叫，稀饭锅和书本、稿纸胡乱放在一起，小孩子的棉鞋也扔在一旁。苏青随手推开，也不难堪，腾出一只椅子让张爱玲坐。张爱玲说：“我稿子写得晚了，怕寄来耽搁你时间，特地送来。”苏青很开心，告诉张爱玲，她的办公室马上有着落了。小孩子又哭闹，苏青抱起来哄着，说：“你在《杂志》上的小说《金锁记》我看了，只有四个字：五体投地。”张爱玲说：“写得不好，稿子都送出去了，还追着人家要改。”一句话说到苏青心里，苏青惊叫道：“是呀，是呀，我也是，还追到过印刷厂。早上洗米想好的句子，饭熟了就推翻了。”听到墙上挂钟响，苏青把孩子往女佣手中一塞：“对不起，改天我请你吃饭。”张爱玲见她有事，也起身告辞。苏青忽然追上她：“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个朋友胡兰成在南京被抓了，几个热心的朋友让我去找一找周院长周佛海，我跟周太太杨淑慧关系很熟，发过她不少文章，她倒是读过你的小说，跟我聊起过。我去走她的关系，直接见院长，你是上海滩名作家，有你帮上一句，分量肯定不一样。”张爱玲没拒绝，只是说：“这个人触了什么罪？”苏青叹了口气说：“什么罪？他这人啊，是苏秦的舌头秦武阳的胆，除了落文字狱，犯不上别的罪。”张爱玲点点头说：“我是不会说话的，陪你一趟倒是可以。”
两个不懂政治的女作家，开始为一个未曾谋面的男作家东奔西走。她们不会知道，就是这个身在狱中的男人，最后令她们生不如死，万箭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