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谁能晃动人才的官本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道：“起先，如果有人发明了技艺，不管是什么技艺，只要超出常人所想，他就自然而然地为大家所尊敬。这不仅因为发明是有用的，而且因为人们认为比其余的人更聪明、更出众。”这说明了社会风尚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性。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民族中“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如中国的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和算命文化当中就官味十足，极大地影响了人才的孕育和培养。在一些人的价值观念中，看不到人才创造的价值，看到的只是人才的占有价值。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看来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差事。然而大禹在晚年对这个位置仍念念不忘，虽然也搞了“禅让制”推荐伯益接班，却也首创了“世袭制”，并为儿子启准备了打拼的家底，使得启能够顺利地夺取政权。没有禹的默许，启有何能耐？秦时的吕不韦先是经商，继而做官，后又做学问，就很是让一些人羡慕。是不是官，官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早就成了本民族一些人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
（一）“官本位”泛滥的原因
其一，当官有优势。眼下，当官好办事已成为一种文化陋习，连小学生在一块闲扯都要比谁的父母官大。据报道，某地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当了一个分组长，负责收发三个同学的作业，对其父母说，别看这官小，却有很多好处呢，那三个同学为了巴结他，都经常从家里拿玩具和零食给他。据说，班上像他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很多，老师便在每个小组下面又设了三个分组，以增加“干部职数”。在“官本位”的冲击下，个别人当官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万事当头只替自己打算。孟子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然而现在对一些“双肩挑”人才限制较少，导致了他们的“赢家通吃”局面形成，不仅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连燕窝、企鹅蛋和天鹅肉都通吃不误。因为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体系都是以官阶为本位的，如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教授相当于副处级；洋博士相当于正处级，土博士相当于副处级等等。一个科技人员在学术上取得了成绩，也是以“官衔”来进行奖励的。这种误导，使许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去当官，逐步远离教学、科研和生产等第一线工作。国务院一些部委的科技司长就讲过，某些管理人才在“跑部”时，只提自己的科研项目。在许多媒体开办的科技名人专访栏目中，有不少创新人才都谈到，担任行政职务对科研工作有利，指的无非就是当官好办事。在高校中，销售教材几百册封一个副主编，销售上千册给一个主编，已不是什么新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教材管理者由于职务之便，许多主编、副主编的“应酬”会应接不暇，根本用不着自己爬格子。而科技管理者在申请项目、申报成果和技术开发上的优势也自不必多言，以至于出现了先做学问后做官、先做官后做学问、边做官边做学问等“鱼和熊掌兼得”的“复合型人才”。总之，在他们看来做官与做学问是“相得益彰”的。
其二，选择高收益。相同起点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在省直部门搞行政工作，会相当风光，且一般不到十年时间即可晋升为副处级干部。若从事科技工作，要晋升到高级职称，即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至少也要熬十年时间。在利益的收益上，选择短跑道现象最为明显。1996年，我国著名档案学家、明清史专家、古建筑学家单士元由于急病被送到北京某大医院，由于原职务相当于副局级，没有资格住进高干病房，在过道上停了24个小时。一个“国家级的、学术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会被一把无形的“官本位”尺子挡在门外，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人们为了物质利益的获得，不能不考虑劳动的成本和收益。当一个一心想从社会中捞取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官职，比“十年寒窗苦”或一生扑在科技事业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官本位”呢？
其三，行政优先论。许多管理部门认为，科技人才队伍是党政干部和管理干部的源泉。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了行政工作与科技工作的人才之争。在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上，革命化、年轻化和知识化，无一不是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离开了专业化，知识化就可能文不对题，隔行如隔山。所以，众多的科技创新人才兼职或改行到领导工作岗位上，很有可能不适应新的管理工作，而且还可能丢掉和荒废自己的专业。媒体披露，一位参与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从原单位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便开始竞聘行政职位，第一次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竞聘，结果落选；之后又竞聘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职务，还是落选。上去不容易，下来也很难。近些年来，一些大学的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了“双肩挑”的一些弊端，所以在推出特聘教授岗位时，大多数都做出了不再兼任行政职务的规定。我们知道，特聘教授在大学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是相当高的，但这仍然吸引不了一批“官迷学者”。某大学有一位在国内学术界小有名气的教授，干了一段时间的中层行政职务之后，学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动员他担任特聘教授。当组织上找到他谈话时，他大不情愿：“特聘教授算什么？你们可以免我的职，但我不会辞职的。”看来十几万元的年薪、数十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配备助手什么的，压根儿就不能和“官本位”的魅力相抗衡。由此可见“官本位”的诱惑力和竞争的激烈程度。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几乎成了一种从政资本，在某种利益驱动下，一些科技创新人才受“官本位”的冲击，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官本位”之列，使本来就极为稀缺的创新人才资源更为稀缺，这对于“人才强国”战略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官本位”的表现
1.过江之鲫跳龙门——学优则仕。
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在高学历人才的选择上极为明显。在日本，最优秀的人才一般都集中在生产和工程的岗位上。在美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集中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而在我国，高学历人才进入企业和教育科研单位的状况却令人担忧。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人数年年攀升。各地在公开选拔副厅级和副处级领导干部时，每次都成为新闻的焦点。据统计，2005、2006、2007连续三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和平均竞争比例分别为31：1、48.6：1、50：1.2006年，在97个地方政府部门招考的10282个公务员职务当中，报名者高达111万人，甚至出现了个别人员赶考十个省市的狂热现象，而录用率仅有1%。在2008年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最热门职位的竞争比例已高达3592：1.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年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在逐年递增，竞争比例在逐年提高，竞争的激烈程度在逐年加大。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透露，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但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了新的动向，半数以上进入了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博士授权点成了“第二党校”。由于行情的水涨船高，前几年媒体广泛关注的博士竞聘副处级行政职务的新闻，现已降至主任科员一级。另外，这在人才的流出上也比较明显，据航天科研部门的一项调查，有83%的人员不安心科技工作，这些人员大多数为重点院校毕业且学历层次较高。其中在已调出人员中，工作满五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调出人数分别占同期同类人员的1/3以上。相反，某地对机关干部流动意向的调查却显示，愿意流出机关的人员仅占5%～6%。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尽管机关干部薪水较低，但在住房、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和其他好处上占有明显优势。
2.终南山上有捷径——职称通官。
唐玄宗时，有一个文人卢藏用想入朝做官，便先隐居终南山，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后来卢藏用真的以名士被召入京师，授以高官，位居要职。这种假借隐居修行，实为做官的做法，被后人称为“终南捷径”。前面说过，现代干部选拔的理论中有一个“行政优先论”，是说科技人才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是一个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而科技人才队伍是党政干部队伍、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基础和源泉。实践证明，这种只承认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三者之间区别的人才观是有许多局限性的，并直接造成了科技人才的学非所用和拔苗助长。在科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的过程中，高级职称被视为一项硬指标，从而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政策导向——升官必须有高级职称（或高学历）。当前在一些单位，许多科技创新人才在“官本位”的冲击下，改行搞行政管理工作，或兼职搞行政管理工作，已成为一款时尚。特别是刚刚拿到高级职称的青年拔尖人才，纷纷转向行政领导职务，似乎谁不兼任行政职务谁就不是拔尖人才，这对于人才的结构实在是一种破坏。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大中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几乎全部被选拔到管理工作岗位上，形成一边冷落和一边爆满的失衡现象。即使有个别创新人才不被聘任管理职务，也会产生一种心理失落现象。
3.一举成名天下闻——身居要职。
如果说，许多人由于价值观念错位，或经受不住“官本位”的冲击，将高级职称当成晋升官级的阶梯是一种“积极”的追求，那么成名科学家兼任行政职务，则属于上级的任命。如身兼数职的两院院士就不在少数。前些年，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陈剑平从事防治真菌传染植物病毒造成的农作物病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1991年～1995年发表论文70多篇，占全世界这一领域论文的1/10.1996年10月，陈剑平被任命为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对于陈剑平的任命，他身边的科技人员和许多行政干部认为是太可惜了。他们说，像陈剑平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干科研比做领导更有前途。做行政工作将分散大量的精力，这对于他个人的影响是小事，对国家的损失却是大的。与其让处于创造峰期的创新人才兼任行政职务，还不如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1998年安徽蒙城被命名为“全国养牛大县”，正在为玩转“牛经济”寻找噱头的蒙城县领导，看上了著名相声演员牛群。2000年底，牛群在一片争议声中做起了“挂职副县长”。几年之后，牛群因债主们的追讨而一度离开蒙城，从而导致蒙城“眼球经济”的破灭。牛群当县长的经历，不知有何生活体验，除了收获“人言可畏”的心得之外，还在春晚为全体华人表演了“缺心眼”的系列小品。正如好友、原搭档冯巩劝言：“牛哥，这些年你不务正业，不好好弄相声，上蒙城去当什么县长！”一家媒体发表评论说：“官场永远不可能成为娱乐圈，因为事关制度、职责、民生的种种。”
4.萧何月下追韩信——封官留人。
易中天著《汉代风云人物》，共写了17集，其中韩信一个人就写了四集。韩信先是投奔项梁和项羽，很不得志。后又归附刘邦，尽管受到了萧何的赏识，但仍不得志，于是便中途离去，却被萧何追回。萧何说韩信是“国士无双”——绝对的顶尖级军事人才，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最终使刘邦赢得了楚汉战争的全面胜利。据媒体报道，陈东有在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之后回到江西，任南昌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后来上海财经大学要调陈博士去任图书馆馆长，给了他非常优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与沿海地区争夺人才，一位省级领导立即指示教育厅做工作，并亲自给陈博士和他夫人打电话。人才挽留下来之后不久，便提拔为南大党委副书记。可以断定，这位经济学博士基本上就改行了，我们只能祝愿他在党务工作上能够得心应手。媒体评论说，一个地方大员可谓日理万机，却如此牵挂一个知识分子的去向，确实表明了他们求贤若渴的诚意。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是人才就得有一个官位，尤其是对于即将流失的人才。笔者要问，若副厅级的职位用完之后，还依靠什么来留人？
（三）如何淡化“官本位”
1.提高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职称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不能与“官本位”相比，而且每年都在贬值，“劣币驱良”现象也极为严重。面对着国际人才需求的剧增，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首先，新闻媒介应加大对创新的报道，使自主创新工作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其二，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鼓励人才的流动和自由组合，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资源，从部门人际关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其三，为创新人才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费用和社会保险等内容，使创新人才无后顾之忧，并引起全社会的敬仰。
2.提高创新人才的经济地位。
知识生产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党的十五大报告早已指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因此，在薪酬设计和知识产权的立法工作中，应当加大对创造者个人收益的比重，使创新人才在经济地位上得到显著提高，并使创造者的权利享有不会因为某些单位的干扰而受到影响。
3.合理使用创新人才。
在创新人才的使用上，对人尽其才要合理定位，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和实际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实践证明，对创新人才以封官了事，以封官留人，以封官引人的“官本位”做法终非上策。因为领导的职位是有限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发现其中有人不能胜任岗位职责时，想调整下来都调不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初饮誉全球，深孚众望，却因为自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而力辞以色列首任总统之职，这在科学界被传为佳话。我们恳求创新人才引以为戒。
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要规范行政官员的职数、任职条件、岗位职责，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利益，当各方面的利益大致平衡了，人才就会相对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