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术不端行为侵蚀人才
（一）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随着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活动的非功利性特点正在逐渐淡化。18世纪，技术发明到技术创新的时间差平均是74年，19世纪缩短到25年，20世纪上半叶为14年，20世纪50～60年代为九年。科学研究成果首次商业应用的时间间隔，20世纪70～80年代为七年，80～90年代为六年。可以看出，在19世纪之前，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可能性极小，科学研究的自利性极少存在。但是在今天，当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来临之际，科学研究被国际间的竞争称作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科学研究的非自利性正在瓦解。而随着非自利性的瓦解，科学研究造福于全人类的道德观就受到严重的削弱。一些重大发现一旦与经济利益挂上钩，科学知识生产的免费性就受到严格限制。这时候，科学家无论是从政府那里拿到经费资助的订单，还是从企业那里拿到资助的订单，都受合同的约束。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况且还有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发表就灭亡”成了科学界的名言。人的感情、意志、理想和道德，在经济活动中往往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亚当·斯密说过，人的活动是受自利引导的，个人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并不是就意味着这种追求就符合道德规范。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就违背了道德规范，从而形成了学术不端行为。
另一方面，科学劳动只承认优先权的规则，决定了科学家在获取社会资源分配时，是按照创新业绩的大小和多少来实现的。创新能力的实现主要是依靠成果发表的质量和数量来完成的，具体表现为论文、论著的发表和被引证情况。在体育竞赛上，获得前三名，甚至进入前八名都会被社会承认，或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况且还有地区性的奖励。但在科学界，这种只承认第一名的分配办法，使得科学界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甚至是极端残酷。像体育竞赛中经常出现的兴奋剂事件一样，科学界的意志薄弱者和经不起科学荣誉的引诱者便开始出现道德越轨，以至形成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行为。
（二）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科学道德沦丧，与其是说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急功近利、能捞则捞的市侩心理的泛滥，倒不如说学术不端行为是快速复制不受阻挡的原因造成的。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受着利益的驱动，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来谋取最大的劳动收益的。美国科学家齐普夫在1949年发表了《人类行为和最小用力原理》一书，是对语义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总结。引用到科学研究的不端行为中，就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短径效应”：当一个运动员在较短的跑道上能够摘取金牌之时，较长的跑道就一定会长满荒草的。这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大面积沦丧的体制性原因。
学术不端行为的扩散过程，类似于病毒对生命体的侵袭过程。人类疾病的传播过程就可以描述学术道德滑坡和不端行为复制的整个过程。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免疫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抑制艾滋病病毒的猛烈进攻，至少在感染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在艾滋病病毒与人类免疫系统的作战中，两者之间几乎是势均力敌的，这种相持阶段可长达8～10年时间。在正常人的血液中，每立方毫米含有免疫系统细胞800～1000个。然而在长期的作战中，当这种免疫系统细胞剩下200个左右时，这个界线被称作免疫学上的最后防线，艾滋病病毒就会突飞猛进地复制，最终突破被感染者的免疫防线。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过程非常相近似的一点是，软的如科学伦理道德，硬的如科技评价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科学道德所维持的防线，一直是科学共同体自身净化的一种自有功能。然而，当这种防线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时，学术不端行为就能在科学界站稳脚跟。又由于学术不端行为属于低成本或无成本制作，便形成“劣币驱良币”的效应。当学术不端行为暴露的概率较低时，也就形成了科学免疫系统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存在的客观原因，一是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使得许多领域的前沿工作只有少数一些人在忙于这些研究，这就造成知情者极少，从而形成了可乘之机。二是当代科学出版物和科学文献呈指数曲线增长，同一学科的专家都不能穷尽本学科的文献，因此作弊者极少有可能被发觉。当不端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接近或低于车祸发生的概率时，科学道德的免疫防线就会开始崩溃。科学作伪者就会认为搞不端行为的方式会非常合算，如果有人被揭露出来，他们会认为是自己不够幸运，还认为这种不幸运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会普遍存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作伪者便会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去搞学术腐败。这个时候，再加上发现后惩治不力，而又由于他们的示范效应，学术不端行为就会像决堤的洪水那样泛滥成灾，不可收拾。
（三）学术不端行为之种种
其一是学术立场私有化。一些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违背了科学造福全人类的宗旨，依附于某些阶层和团体，“屁股决定脑袋”，以牟取私利或维护其既得利益。一些学术观点被故意象牙塔化、玄虚化，故作高深，蒙人民大众。还有的学术观点被国外一些势力渗透和利用，学术观点可以换钞票花。如西方一些学者论证某一种族的人智商高，是优等民族；国内目前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人提出“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中国的房价并不高”、“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就是一叶障目，视科学如掌中物。
其二是学术不端法人化。本来作为清贫单位的学术界，是很难进入腐败伏击圈的。但是在科学地位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学位和专业技术职称成了人才涌向社会的通行证，高学位和高职称成了步入管理阶层和参与分配物质待遇的绿卡。利益驱使，一些学术机构产生了一系列的腐败现象：一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交上几十万元，送你一顶博士帽。只要交够学费，即可领到学位证。二是挥霍资源，偷工减料。少开或不开实验课，减少上课时间和培养费用，如委托授课，大班上课、异地办班。三是质量控制，徒有虚名。在学位答辩和授予上，极少有淘汰的，大都是扭两下而已。四是资格审查，形同虚设。一些单位在推荐专业技术职务时，为了追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拥有量，不惜采取造假手段，将不符合条件的申报者推荐上去，然后游说高评委以获得通过。五是“安定团结”，姑息养奸。为了参与社会“大蛋糕”的瓜分，学术部门对学术腐败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上升为部门集体腐败。
其三是学术出版庸俗化。出版部门是鉴别和筛选学术成果的机构，本应该公正选稿，但现在一些出版部门也难以守信。人情稿、职称稿、金钱稿可以不远千里，通过电话或亲自登门说情来干扰编辑部的工作，破坏出版部门的选优规则。而“职称书”也呈现出“抄拼编写内容平庸、搭车成风作者如鲫、自销自卖自送自用、印数很少书店难找”等特点。一家全国知名的医学期刊，为了投稿人评审职称，也为了收取高额的版面费，一期竟出版了七个版本。一家所谓的教育类“核心期刊”，多次违犯一刊多版的规定，半公开地出版“违法刊物”，一期竟出现五个版本。原央视文艺部主任、著名春晚导演赵安受贿案一直深受观众的关注，其罪名之一就是“违反正常、正当选用程序”，进而认定“这种利益显属不正当”。你想，春晚是全体华人的盛大节日，有多少亿双眼睛都在盯着，有多少亿双耳朵都在听着，这上面都敢做手脚，还有什么事情不敢造次？
其四是不端行为普及化。据《中华读书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但编写内容、设计体系、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2/3是抄袭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等高校基础课教材，也往往异曲同工。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一位工程院院士和他的博士生在《科研管理》200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抄袭了笔者发表在《河南科技》2001年第3期上的文章1500字，连参考引文也不标注。你想，连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在地方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都不放过，可见其沦陷面积之大，灾情之重。其次是出卖版权。论文、成果、工作量什么都卖，或赠送领导、同事，亲朋好友，或者换钱花。其三是互换署名，增加论著的篇数。其四是代人考试。其五是贿赂“权威”，发表论文。或牟取学位、经费和奖励。比如，科技部曾对180名获得过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60%的人为发表论文而行过贿。至于有的人伪造资历，依靠金钱买取文凭、论文、成果和考试成绩，混上高级职称的，属于伪科学家，另当别论。另外还有学术包装，抬高自己；封锁信息，拒绝交流；避重就轻，低水平重复；制造学术泡沫，有量无质；伪造材料，捏造观点；套取国家和社会的资金资助等非科学道德行为。
其五是学术造假产业化。如今，假文凭的制造已形成一条产业链，办理假文凭的信息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到处闪现。甚至许多“海归”都是这样包装的，不仅海外文凭可以造，连“留学”之前的国内文凭也可以紧密衔接起来，几乎是天衣无缝。如果说假文凭的黑手是伸向成年人的，那么“黑奖励”却伸向了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前几年，湖南省株洲市某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接到了一份“入选通知书”，通知声称你的习作由某老师推荐，以较高的水平在数千份征文中脱颖而出，拟收入《创新文库/创新校园文荟》丛书中正式发表，为保证该书顺利出版，请将100元习作指导费邮出。同时又说该书出版一周内即向作者免费赠送样书三册，每册定价30元，并寄赠精美烫金入选证书一本。一些人以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文和颁发奖励证书为诱饵，一年之内获取非法利益高达数十万元。这种所谓的“研究所”和“会务组”为了捞钱，什么暧昧的事都敢去做。前几年，一些大学校长就曾被所谓的会务组掏光了会务费，第二天去开会时却找不到了会务组。
学术不端行为是一块“臭豆腐”，虽然臭不可嗅，但吃起来却很“香”，所以追逐的人就特别多。现在看来，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是由学术管理的缺位和不作为造成的。对于它的治理，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需要硬的制度建设、软的学术规范以及舆论工具的全面出击，还需要学术管理者与之进行长期有效的博弈。治理工作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让制度来约束学术不端行为。这就像田径比赛那样，最好的办法是让跑道的长度一致，或者讲起码让运动员看不到跑道的长短差异，然后再付之有效的裁判监督、观众监督、新闻胶片的监督、兴奋剂测试的监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