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俑的发展历史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已经从它的发展的历史巅峰退落下来，开始进入一个衰微没落的时期。但就这一时期不同时代墓俑的具体状况来看，有其发展演变的时代特征，而且这一时期的墓俑不乏好的作品，下面我们将分时代具体介绍。
（一）、两宋时期
宋代，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特别是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每墓随葬俑较前代减少，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北宋墓中，未发现随葬俑群。宋赵彦卫《云麗漫钞》中说：“古之明器……众多以纸为之，谓之冥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说：“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表明了当时东京汴梁制作纸明器风气的盛况，这种风气的盛行对陶制明器的冲击是相当广泛而深远的。
宋代墓俑的材质仍以陶俑为主，其次还有瓷俑、石俑和木俑。瓷俑是对陶俑的发展，宋代随着制瓷业的进步，南北各地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瓷俑，尤以南方居多，如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出土的反映民间葬俗的俑类，以及戏剧俑的塑造颇具地方特色。石俑见于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宋墓。从各地石雕俑的制作工艺来看，有的制作简洁粗犷，有的则精雕细琢，风格不一。北方石俑以男侍俑、女侍俑、武士俑为主，而南方石俑以压胜类生辰俑、跪拜俑居多，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与风俗上的差异。木俑见于北京大兴县马直温夫妇墓与江苏江阴孙四娘子墓等少数墓葬之中，马直温夫妇墓属辽代，出土了11件生肖俑及墓主夫妇木刻像。江阴孙四娘子墓出土了一批宋代木俑，内容包括文吏俑、武士俑、生肖俑和动物俑等。
宋俑在题材方面，由于堪舆术的流行，人们迷信风水的作用，因此出现并盛行与迷信有关的镇墓俑，或称压胜俑、神煞俑、人面兽身俑等，除神煞俑外，文官俑、武官俑、男女侍俑也普遍流行。个别地区还出现了以墓主人形像塑造的陶俑，包括墓主人生前的种种生活场面，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特定内容。在宋代，许多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俑类相继出现，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生活类俑”除已有的庖厨俑、肩舆俑外，还有为墓主人及其眷属服务的梳妆俑、舞俑、杂剧俑等。随着社会商品经济及土地买卖的发展，标有特定神煞的张坚固、李定度、张仙人俑在南方地区流行，此外，神话人物东王公、西王母也被广泛使用。动物俑如猪、羊、狗等，多呈伏卧状。宋代俑器在内容上已不满足于沿袭前朝的旧内容、旧形势，取材比以往更生活化、多样化，与社会发展及丧葬习俗紧密结合，更倾向于真实描写。
宋代陶俑体态修长，娴雅纤秀。制作技术除模制外，尚有捏塑。制坯经烧制后，涂白粉敷彩，也有一些陶俑是施彩釉的。
陕西地区的宋墓中几乎没有随葬俑群的出土，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墓葬中零星出土一些小型的陶俑，这些俑的内容包括男侍俑、女侍俑、男坐俑、女坐俑、人面兽身俑及婴孩俑。
1956年在陕西省兴平县一座仿木建筑的砖室宋墓中，出土了一些宋代陶俑，陕西发现的宋墓不多，此墓出土的这些陶俑，为我们研究宋代陶俑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宋代陶俑形象，男俑一般身穿圆领阔袖衫，腰间束带，拱手而立，庄重威严。
女俑一般头梳双髻或单髻，身穿对襟小袖衣，外罩褙子，下穿长裙，双手交叉而立，姿容娴雅。
人面兽身俑大部分是人面蛇身俑，蛇身弯曲。
婴孩俑是陕西出土宋俑中最为可爱，富于朝气的一类。婴孩一般为嬉戏和沐浴的形式，造型逼真，婴孩虎头虎脑，活泼可爱，生动而传神。
陕西地区出土宋俑陶质细腻，雕塑手法及工艺技术精致，造型多种多样，形态各具特色。
全国各地宋墓中出土了不少优秀的俑器，这主要集中在四川、江苏、江西和福建一带。
四川地区的陶俑制作在两宋时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四川宋代陶俑的出土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而成都地区北宋墓出土陶俑较少，主要是从南宋墓中出土，俑的种类以男女侍俑和镇墓压胜俑为主，基本上承袭了汉唐遗风。
四川宋代陶俑大多为模制，陶胎为红色或淡灰色，个别的俑还施黄、绿、黑等彩色釉。俑的种类单调，造型也比较呆板。
江苏、江西和福建宋墓中出土的墓俑除陶俑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瓷质俑，墓俑的内容以表现堪舆术为特征，俑像有传统的人物俑，更多的是与堪舆术有关的俑，如王公、王母、引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仰观、伏听、金鸡及十二生肖俑等，是宋代在南方流行的一套神煞俑，反映了宋代在丧葬礼仪上的变化。这也是南方墓俑与北方墓俑在随葬俑器内容上的最大区别。
（二）元代
元代由于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墓中一般不用俑随葬，只有少数汉族官僚（也有个别契丹族）沿袭随葬俑像。
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两省。陕西元墓陶俑基本为灰陶制作，一般不带彩。四川元墓出土的陶俑量虽然不及陕西，但有少许三彩釉陶俑。
陕西元墓有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二年（1266）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耶律世昌夫妇墓；1978年的户县秦渡乡泰定四年（1327）贺胜墓；延安市柳林乡虎头岇村元墓。
陕西元俑种类有男侍俑、女侍俑、武士俑、陶马、牵马俑、骑马俑、骑驼俑、骆驼、马拉车等。自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经消失，俑群的内容又回到以车马出行和男女侍俑为主，还有陶仓和家禽家畜等陶质模型，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征。
男侍俑一般身着长袍，脚蹬筒靴，手持各种物件。
女侍俑较具特色，这类俑有的双辫垂肩，有的单辫盘头，具有明显的蒙古族妇女的特点。
武士俑多为骑马形象，一般头戴圆形军盔，盔上有长缨，身穿窄袖长袍，腰间束带，足蹬靴，发髻从中分开，双辫垂肩。有的腰挂长刀，有的背负箭囊，扬鞭催马，体现了蒙古族人的英姿。
胡人俑深目宽鼻，络腮胡须，一般为牵马或牵骆驼的形象。元代曾将征服区内的一些西方民族列为“色目人”，成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属民。
陕西元代陶俑大都为深灰胎，不上釉。俑像作风写实，简洁朴素，人体比例关系把握准确，特别是骑俑的塑造，最具民族风格，面目服饰均呈蒙古族特征。四川元俑形象塑造圆润饱满，表情生动，制作手法娴熟准确，釉陶俑施釉质量较高。元代的陶俑在表现技巧和制作方法上，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服饰和发型刻画颇为细腻，但人物俑均呈站立状，立姿呆板、单一。马和骆驼的造型显得呆滞而缺少生气，比秦、汉、唐时期的陶俑不免逊色，已成“人事代代谢，往来成古今”之势。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明代一般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很少，但在一些分封于各地的藩王墓和一些贵族的墓中，有一大批的陶质仪仗俑随葬。清代陶俑仅见于广东大埔县吴六奇墓中。
明代建国之后，朱元璋为巩固统治，实行了分封制，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起，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止，先后将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别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北京）、开封、武昌、青州（山东益都）、长沙、兖州、桂林、成都、荆州（湖北江陵）、大同、甘州（甘肃张掖）、广宁（辽宁北镇）、宁夏、大宁（河北平泉东北）、岷州（甘肃岷县）、宣府（河北宣化）、开原（吉林农安）、长治、平凉、南阳、安陆（湖北钟祥）、洛阳等重要的腹地和边境。各藩王地位显赫，王府内设置官府，拥有相当数量的护卫甲士，冠冕袍服，车旗仪仗一应俱全。后来明王朝的各代皇帝，也都封自己的子侄为藩王，形成明朝一个强大的贵族集团，而且世代相传。
明代王公贵族葬仪多仿生前府第之奢华情景，规模浩大。陪葬俑成组出现，数量庞大，陪葬俑群也遵循严格的等级序列，布局精确整齐，主要内容是出行仪仗。俑群以轿为中心，包括抬轿俑、骑马鼓吹俑、步行鼓吹俑、仪仗俑、武官俑、文官俑、男女侍俑和乐俑，庞大的随葬俑群是诸王显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诸王墓中，最具代表性的诸王俑群分别出土于1970年四川成都发掘的永乐八年（1410）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此墓出土釉陶俑数量超过500件。1970年山东邹县九龙山发掘的鲁荒王朱檀墓，朱檀墓随葬俑群由木俑组成，数量超过400件，还有仪仗用各种模型，上施彩绘，作工精致。1990年陕西长安县简王井乡明简王墓出土的300余件彩绘仪仗俑；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出土陶俑110件。它们都是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和仆侍俑，数量众多。
陕西地区明代藩王墓群，散布在长安县杜陵原、少陵原、鸿固原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明墓群，据初步统计共有藩王、王妃、郡王、郡妃、世子墓60座，其中藩王墓14座、王妃墓16座、郡王墓38座，规模如此庞大的明墓群，在全国也是罕见。这些陵墓出土的陶俑为我们研究明代历史、礼制、服饰等都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料。
简王朱诚泳是惠王公锡之子，第七代秦藩王，弘治元年（1488）九月由镇安王进封秦王。明简王墓位于陕西省长安县简王井乡的正北面，高约15米，周长约100米，略呈圆锥体。1989年11月18日被简王井村龚八斤、尚新虎、王小云等五人，乘天黑的时候，将简王墓的西北角挖开，进入墓室，将大棺前的一匹彩绘陶马和东西排列整齐的320件，高约20厘米的彩绘陶俑抢劫一空，后被公安部门破获、追回，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批彩绘陶俑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做工精细，陶俑按照不同的等级与作用排列，整齐划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出行仪仗队伍。但可惜的是简王墓由于被盗墓者盗掘过，致使墓内仪仗俑群的排列秩序完全遭到了破坏，其具体的排列布局已经无法复原，我们只有根据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仪仗俑群作为参考。
朱悦燫墓俑群位置因为未经扰动，所以陶俑位置十分清楚。墓室大门内前庭左右两侧，各置两个武士俑和陶马。左右两厢各排列3排仪仗俑。第一排是牵马俑。第二排是击鼓俑、捧画俑和手执各种仪仗用具的俑。第三排为执刀、盾、弓箭的武士俑。正庭的正殿门前是2列武士俑，5行5个。中庭左右两厢，排列着各达150余件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6匹陶马和9个牵马俑列于象辂之前，象辂两侧各列3排仪仗俑。第1排为音声仪仗俑，手执笛、鼓、萧、笙等乐器。第2、3排为武士仪仗俑，各执戈氅、戟氅、仪刀、班剑、立瓜、骨朵、金钺等兵器。中庭正殿后，有4个抬鼓俑，一俑执桴击鼓。中庭后殿的台基上，有4个俑拱手侍立。后殿中室有48件陶俑，均作叉手或拱手侍立状，沿中室后壁面对棺床排列。这组陶俑在造型上并没有独特之处，却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初年亲王所享受的礼仪制度。
198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北街明镇国将军朱公镀墓中也出土了上百件的彩绘仪仗俑群，内容包括男立俑、女立俑和男骑俑。这一批彩绘仪仗俑造型特征与简王墓中出土的彩绘仪仗俑基本相同，反映了明代陶俑的制作水平。
彩绘仪仗男骑俑：高32.5—39厘米。俑身穿小高领窄袖衣，外罩红色或绿色袍，腰系带，足蹬黑色靴，端坐在马背之上，马鞍鞯俱全。
彩绘仪仗男立俑：高20.5—24厘米。有的身穿红色、白色或绿色交领窄袖袍；有的身穿红色或兰色圆领长袍，腰系带，分别戴帽、笠或冠，呈站立状。
彩绘女立俑：高21—23厘米。头梳单髻或双髻，内穿小翻领窄袖长裙，外罩绿色或红色对襟坎夹，足穿尖头鞋。手中捧盒、罐、盘或双臂弯曲放置一侧肩膀处，呈担轿状。
各地明墓出土的俑塑造型基本一样，人物塑造注重人体比例的协调性，严谨有余，飘逸不足，缺乏生动的气韵。明代诸王陵墓随葬陶俑中以江西南城朱祐彬墓陶俑艺术性最高，表现力最为丰富，陶俑或点头哈腰、或抬头挺胸、或温雅端庄，神态刻画细致入微，人物线条舒朗流畅，人物表情丰富多彩，代表了明代陶俑艺术的发展水平。
宋、元以来长期消失的仪仗俑群在明代再度广泛出现，成为这一时期俑的一个显著特点。
陶俑的随葬到清代实际上已经消亡。目前所见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年代最迟的随葬俑群是1962在广东大埔寮湖玗清初吴六奇墓出土的一组陶俑，大约有一百多件。墓中陶俑不是明代仪仗俑的组合，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性俑群形式出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正式生活画面。俑的造型较明俑更为呆板，是陶俑艺术濒临绝迹前的一抹落日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