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顾名思义，是一种带有野性的拼搏、竞争，以及永不屈服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包括人，能够像狼那样不屈不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哪一种动物，比狼更具情义的诚信；也没有一种动物，具备进取不息的野心和魄力，狼的身上有着让我们心灵为之震颤的力量，这就是强者带给我们的启示。
民族精神，多点“狼性”
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贯穿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和富强。这个强大的精神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勤劳淳朴、爱好、和平、善良温和等等的民族精神。而在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发展日趋加快的情形下，我们更应引入狼的狂野、狼的竞争意识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以弥补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欠缺。
温和谦逊的中华民族
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表现出温和退让的态度，狼的傲气、霸气使它能够在动物王国中始终屹立不倒。而一向从温良著称的中华民族，向来倡导仁义的儒家文化，是不是也应学习狼的狂野竞争意识，与之副合呢？
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代传承的民族性，它是长期共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共同命运和理想所形成的。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或民族性格呢？
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强调仁义道德，温和谦恭。
中国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教育而潜移默化，在青年求学求职，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之时，都接受儒家文化，采取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事业失败，妻离子散，病入膏肓，精神挫折，焦头烂额之际，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或皈依佛门及其他宗教，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为。”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作家，作过不少的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进行中外或中西对比。有些性格表现是共同的，即人性的普遍表现。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有如下几个特征：
1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或是非洲与东南亚发展中的国家，都享有盛誉，有口皆碑。而在世界几个古老民族当中，能够屡经患难自强不息，屹立于非洲东方，走向繁荣富强的，也唯我中华民族。
2温和求同，谦和持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温和求同，封闭保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求标新立异，不敢锋芒毕露，以谦受益，以和为贵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至今仍独具特色。
3家庭为重，亲疏有别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重，从小接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亲友诚信的教育全家成员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个人理想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一家之长，有令必行，妇幼之辈，惟命是从；甚至为了家庭成员的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许多个人利益。这种“亲亲”观念的形成互相依靠的亲情、族情、乡情，也形成社会上的关系网与裙带风，以及人情大于国法，人治甚过法治的家长制与家天下传统格局。
4伦理为纲，尊卑有序
孔孟儒家的纲常伦理教育长期规范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发展程序；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心理卫生标准；忠孝仁义的为人处世法则；为历代统治者利用与推崇，使平民百姓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尊君爱国，尊父爱家尊师重道，尊长爱幼，这种“尊尊”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历时千百年而经久不衰。
而其中，又以第2点为最显著而持久。温良谦逊成了中国人在世人眼中的标志性形象。
竞争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
在辽阔的草原上，每天当第一缕阳光出现，狼和羚羊就开始进行了赛跑，狼发誓要追上羚羊，因为追上羚羊，它就可以将其当做自己的食物。羚羊一定要跑得比狼快，否则它就会成为狼的美餐。羚羊之间也进行着残酷的竞争，跑得最慢的羚羊将成为狼的食物，而其他羚羊就可以暂幸免于难。
这是动物界的竞争法则——弱肉强食，也是自然界万物的不变规则。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迪亚德·基普林曾经说：“弱肉强食如同天空一样古老而真实，信奉这个原理的狼就能生存，违背这个原理就会死亡。这一原理就好像缠绕在树干上的蔓草那样环环相扣。”
“弱肉强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想把话说得那么直白，但正如同这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它就“如同天空一样古老而真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永远属于强者，弱者能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弱者永远得不到成功。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不可缺少狼群的那种战斗性格。谦让、退缩、息事宁人并不应该是现代国家的生存哲学。由于教育的普及，我们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如果不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自己的价值，那么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可能牺牲掉。即使有一颗仁爱之心，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
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每个民族的生存权力只有在竞争中去获得。但是，我们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总是存在着君子谦让的习惯，这样常常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失去机会。这里有一个笑话，但是能够说明现代竞争机制的残酷性。有这么两个好朋友，他们一起去森林散步，一切都很浪漫，他们边走边谈论着人生，谈论各自的理想，非常投机合缘。突然这时候，从树林里冲出来一只大老虎，两个人都想逃命。正当一个人拔腿要跑的时候，却发现另一个人却正在换跑鞋。他十分不理解，深感迷惑地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换什么跑鞋呀？你这不是在耽误时间吗！就算你换上跑鞋也一样跑不过老虎的！”
可是这个人边换鞋边回答道：“我为什么要跑过老虎呢？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不会被老虎吃掉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竞争是无情的。无论平时是怎样的好兄弟、铁哥们，一旦相互之间有了利益冲突，一切情面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再好的兄弟也会变成死对头。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商场无父子。”即使是父子，只要到了生意场上，就是竞争对手。如此激烈的竞争，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
物竞天择，弱肉强信，这是竞争的本质和普遍规律。竞争的这种优胜劣汰的根本属性使得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是一种淘汰机制。作为激励机制，它可以使胜利的人获得竞争目标，需要得到满足，受到世人的敬慕与舆论的赞扬。而作为淘汰机制，它则会使失败的人失去竞争目标，需要得不到满足，并且往往还会受到世人的轻视和舆论的嘲弄。可以说，正是在竞争的刺激和压力之下，才迫使社会成员不断进取，超越他人，最终融汇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洪流，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因此，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可以被看做是社会进步之母，文明公平的竞争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培根这样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与人竞争，就是知识竞争，智能的竞争。只有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就有力量参与竞争，就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为自己争取到生存权。
既然是在现代社会里的“竞争”，那么大家就应该是平等的，没有特权的存在，也没有“最惠的待遇”存在，而有的只是共同的存在基础，共同的竞争舞台与共同的“市场选择器。”因此，我们都应该放下思想的包袱，放下心理的负担。因为，列祖列宗不能蒙荫我们万世，父辈母辈也不能辅佑我们今生，关系和朋友也不能神通广大，到处显灵，所以我们青年人应该彻底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竞争，靠自己。
同时，既然是“竞争”，就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重要的，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竞争，那样只是白费气力和成本，是不科学的。因此，既然是重要的，则其激烈、残酷的程度也必然是可想而知的，在竞争过程中是没有同情可讲、没有怜悯可说的，“弱肉强食”短短四个字就为它的残酷性做了最直接的，最透彻的注释了。
因此，当我们鼓足了勇气，壮足了胆量，要面对与加入这“竞争”时，我们需要清醒的是，我们参加的不是一场“万圣节”的假面舞会，或者去“迪斯尼乐园”寻找一些刺激，也不是去超市或商场悠闲购物，或饭后茶余闲庭信步；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是，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参加的是一场永远没有结束的战争。
不可成为奴性的小绵羊
不为嗟来之食而抛弃尊严，摇尾乞怜；面对迫害奋起反抗，绝不逆来顺受。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对手如何强大，始终维护和保持生活的秩序以及自由的身心，这就是狼，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狼。
提起中国人的奴性，说法很多。奴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因素，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在近现代中国，在千年封建帝皇专制独裁统治的历史传统基础之上，制造人民奴性的第一个手段，就是政治权威和政治力量的人格化。中国虽然并不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却全民都有类似于犹太教中的“米赛亚”情结。在历史发展的突变时代，统治者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往往较容易在愚昧的人民中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和获得超常的权威，同时相当容易利用人民对历史英雄和权威的崇拜意识和心态，鼓吹英雄史观，夸大神化领袖与政党的作用。在神化领袖的同时则将政党力量人格化并凌驾于人民的头上。用政治权威的人格化取消人民的独立人格。令人民在获得一点历史进步的好处的同时伏伏贴贴，感恩戴德；随后历史又很快在奴化的统治下退回黑暗的时代。领袖神化与政党人格化的目的就是让人民产生自卑与依附性，取消他们的独立人格；让他们匍匐在巨大的人格化的政治力量的面前，成为战战兢兢的臣民和奴才。
这套伎俩，就是要让人民知道要“感谢”谁，要崇拜谁，要记住谁的恩德与施舍。方法有二：一是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念，施行奴化教育，用奴性教育培养奴才；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官僚系统推行群氓式的大众文艺，在政治宗教色彩浓厚的群众文艺中宣扬英雄史观，虚构太平盛世，施行歌功颂德。普遍的形式是铺排太平盛世的宫廷歌舞与歌功颂德的民间音乐歌舞的混合体。最有效的艺术手法是拟人和比喻。将祖国比做母亲倒还令人信服。某一个政治力量成了人民的爹和娘，竟也让人挂在嘴边直到今天。可是最拙劣的手段竟却有最佳的效果，人民的奴性可见一斑。这些歌功颂德的歌舞被称为“主旋律”。与那些鼓吹色情、颓废、金钱万能与声色犬马的庸俗流行歌曲一道，成为毒害人民的双重精神鸦片。双重的奴性正是今日中国的一大景观。奴性的炼成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鲁迅在《呐喊》《彷徨》里揭示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的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有非常丰富复杂的内蕴，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难分难解地互相纠缠在一起，构成铁屋子同胞的奴隶意识复杂的内蕴。
一、他们从不把自己当人看，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他们总是把做稳了奴隶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二、他们也从来不把同胞当人看；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主子和奴隶的分别，只有比他们强、等级比他们高的奴隶和比他们弱、等级比他们低的奴隶的分别；他们的意识中最缺少的是平等意识；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欺侮和凌辱比自己更弱、等级更低的奴隶（同胞）。
三、他们也有反抗精神，然而却只是奴隶的反抗。奴隶的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破毁铁屋子。奴隶的反抗有两个目的：大部分情况下的反抗，是因为主子冤枉了他们，说他们不是好奴隶，或者不让他们做个好奴隶；在特定而偶然出现情况——奴隶们既被逼上绝路、却又碰上了主子的统治好像摇摇欲坠的时候，奴隶们也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开始奴隶的报复，实现使主奴易位，自己也做上主子的梦想。
鲁迅先生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国民性”的问题。他曾说：“此后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可以说中国民族本身的劣根性和坏习性阻碍了中国民族的进步，批判它们是唤醒民众从而建立现代文明的先决条件。“奴性”就是这些国民劣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