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一张纸的上端划一条直线并把它看做公司的理想，然后你再从纸的左下角根据产品的发展情况向上画一条曲线，那么这条曲线就大致体现了公司业务量的增加。柯达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都将从这条曲线中反映出来。第一张干片的研制成功，如何防止干片迅速变质，胶卷和圆筒形胶卷的发明，能拍摄成卷胶片的相机的问世以及“你按快门，剩下的事我们来做”这一时代的开始。
再接下去是胶片可以在白天装入相机的时代，业余摄影爱好者冲洗过程的简化，曝光时在胶片上留下痕迹以及相机的其他一些特殊用途在错综复杂的拍电影和摄像过程中的应用。在这些阶段中还有一些更小的阶段，要想有一张清晰的产品发展示意图是非常困难的，但重要的是除了受到战争和电影发展的影响外，销售曲线与理想曲线是完全一致的。
柯达生产、宣传和销售的不单单是一件摄影器材而是一种理念。他们想要传达给公众的不是某种产品开发得怎么样了，而是他们的理想实现到何种程度了。柯达公司建立的宗旨是让相机与铅笔一样使用自如……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摄影术越来越简单，从湿片到干片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下一步就是使干片体积变小。他们发现经过感光乳剂处理的铜板纸上能够成像。很明显，这就是简化摄影术的最好方式，因为如果胶片能固定在卷片轴上，不仅克服了每一次曝光都需要换底片的缺点，而且摄影者只需带够一定数量的胶片就能拍出大量的照片。
一直从事干片行业的威廉·H·沃尔克(William H.Walker)为了研制胶片也加入到柯达公司。他当机械师，但是有许多工作是他们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的“美式胶片”是由柯达公司发明的，使用这种胶片底片上的影像能够转印到软片片基上——虽然它比不上最好的干片，但是，对于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来说已足够了，并且卷轴架能够安装在普通相机的后部。
那段时期是柯达公司业务的转折点。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摆脱了陈规旧习，生产的产品也是独树一帜的，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他们还敢为天下先，进军欧洲市场——摄影的发源地。沃尔克先生建立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家分公司。今天，柯达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使用当时的照相机，胶片的作用并未发挥到极限，但是柯达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特别设计了自己品牌的相机。一开始柯达就以高质量的干片而著称于世，他们还是第一家生产胶片的制造商。现在他们有了自己品牌的相机——它可不是普通的相机，它是一台独特的相机，它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它的名字叫“柯达”。
这个名字是由柯达公司的创始者想出来的。一个商标应该简短、有力，它不应被误念到破坏其自身形象的程度，为了达到商标法的要求，这个名字本身必须无任何意义。如果这个名字在字典中没有意义，它又必须仅和你的产品有关，你也不会因为生产了别的类型的产品而出名。
“K”字母极具穿透力。因此，他们想要的商标名必须以“K”打头。为了打造出一个既以“K”打头又以“K”结尾的名词，他们试过许多种字母组合。“Kodak”是最终的答案。柯达公司不仅生产相机和相机零配件，还生产柯达系列产品。它成了柯达公司产品的代言人，于是他们有了这样一句口号：“如果不是伊士曼制造的，就不是柯达的产品。”
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一台在任何人手里都能拍出照片的相机。你只需对准你要拍摄的物体，按下快门即可。用户无需任何专业摄影技巧。他们售出相机的时候，胶卷已装好了，当所有胶卷都照完之后，机主把它交还或送到全国各地的冲洗店，只需付10美元，胶片就能冲洗出来，同时还可以给它重装一卷新的胶片。这种相机还不是十分完美，大卷的底片意味着相机的使用者必须等些时日才能看到他的摄影作品。但对于普通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说，他们的一时热情减退之后，他们并不会把一切拍下来。因此，100张底片对他们来说已足够。虽然存在这点不足之处，但是从大卷胶片开始，新柯达相机已经朝着简单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阿妮塔的“形体心灵商店”
如果你想开始做一种成功的生意：不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几家大公司统治了的行业；不要计划不进行广告宣传就能销售产品；不要将政治混合在销售中。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会告诉你这些市场原则，这也是为什么阿妮塔·罗迪克在雇用员工时，最后才考虑哈佛商业学院毕业生的原因。
形体商店成为社会环境意识和变化的非常有效的载体，这正是阿妮塔最为重视的结果。阿妮塔开始开办形体商店，专门销售纯天然化妆品的时候，她就打破了书中的条条框框。而今天她还在打破这些原则，当然，违反常规是有后果的。对于阿妮塔来说，这种“后果”就是：现在形体商店在全世界有1500多家分店，总资产价值超过了5亿美元，并对化妆品生产业的主要竞争者，在产品和市场销售方面发挥着影响。这些还只是阿妮塔在这个商业大竞技场中得到的结果。
阿妮塔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找到一家愿意生产她设计的化妆品的生产商。她接触的所有生产商都没听说过霍霍巴油或芦荟胶冻，因为他们都只想到可可油与巧克力有联系。尽管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阿妮塔还是发现了一个将要迅猛发展的市场：年轻的女消费者们愿意有一种化妆品，能用一种毫不残酷并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产出来。当时的生产商没有这样的远见，阿妮塔就找到了一个草药医生按她的要求工作，她开始尝试着对这个市场的开发。
为了节省钱，她亲自将生产的化妆品装在医院用于装尿样的廉价的塑料瓶里，并鼓励她的顾客将这个塑料瓶带回来重新灌装。阿妮塔没钱支付商标的印刷费用，她就和她的朋友们自己动手印刷每个商标。如果她计划好了包装她的化妆品的某种办法，结果也不会比她现有的包装效果更好了，这种临时准备的包装使她的产品与她的化妆品一样看起来自然、朴实。由于阿妮塔不是典型的企业家，所以她没有看到在几乎毫无资金的情况下开办公司有何不妥。
阿妮塔在英国的布赖顿码头开办了第一家形体商店。她的商店一开张，附近的经营者们就开始打赌估计她的商店能开多久，但比这更糟糕的还有当地的一家丧葬店坚持要她改换店名，他们抱怨说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在名叫“形体商店”附近的葬礼主持人的。阿妮塔坚守立场并保持住了店名。
阿妮塔决定继续开办第二家商店。银行询问了她的计划之后拒绝给她贷款。她找到朋友的一个朋友，那人愿意借给她6400美元，同时要求拥有形体商店50%的股份。如今那个人的股份已经价值14亿美元了。将自己生意的一半交给别人是阿妮塔真正犯过的错误。但这看起来并不是惟一像是个错误的决定。这里还有其他三个“错误”：
1)即使她在美国开办商店之后，她也从来没有打广告来宣传她的产品。人们告诉她，在产品进入新的市场时，如果没有大量的广告宣传，这简直无异是自杀。
2)除了在形体商店销售自己的产品外，她没有任何代销店来销售她的产品。阿妮塔认为人类精神在生意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3)她很早就决心使自己的商店成为促进变化的催化剂，不仅仅是在商界，而且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这些决定后来被证明在零售业是最有激发力的“错误”。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妮塔仍然从不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她的反传统的做法引起了媒体的很大兴趣，媒体的记者写了数百篇文章并约她见面来介绍她，从而使阿妮塔和她的商店广为人知。她在纽约开张的第一家商店被顾客们挤得水泄不通，其中一个35岁的女人滑着滚轴冰鞋，振臂高呼，“哈利路亚！你终于来了。”对于一种产品来说，这种广告就足够了。
现在，每两天半的时间，在全球就有一家新的形体商店分店诞生。有时，阿妮塔会在商业区开店时遇到麻烦，但她凭着过去充满挑战的经历，总习惯于提出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阿妮塔还把追求理想放在追求利润的前面，这也是违反常规的。从一开始，阿妮塔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变顾客的面孔，还要改变整个商业界的面貌。她梦想建立一个对社会负责和富有同情心的公司。阿妮塔认为人类精神在生意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商店产品的一些原材料，是由不发达的地区的人们采集的，这样就为当地的人们带来了收入。形体商店曾发起过各种运动，其中包括帮助无家可归者，挽救鲸鱼，禁止化妆品业的动物实验，保护热带雨林等等。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得到了忠实的顾客们热切的支持。形体商店的雇员也非常积极地参加到这些运动中。每个月雇员们都有带薪的半天假期参加社区的义务活动。例如有一些雇员就到罗马尼亚帮助重建孤儿院。在她们的商店里，鼓励顾客登记选举，回收塑料化妆品瓶，自己带着购物的包以节省纸和塑料。因为所有这些活动人们建议阿妮塔将商店改名为“形体和心灵商店”，顾客们到这里来不仅仅是购买好的化妆品，同时也是寻找一份好感觉。
“照通常做法做生意”不是阿妮塔取得成就的一部分，就阿妮塔而言，做了不同寻常的事情才会使一切变得不同凡响。
面包圈、冰淇淋还是比萨饼
吃是大家最大的嗜好，因此，开家餐馆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在莫里克大街中学七年级体育课上相识起，本和杰里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上天注定的。在班里，他们两个是行动最慢、体积最大的学生。那天，在操场的跑道上他们俩被一大群赛跑的学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教练喊道：“如果7分钟内跑不完1英里的话，你们就得重头再来一次。”本回答道：“可是，教练，如果第一次我们在7分钟内跑不完1英里，第二次我们还是跑不完呀。”于是从初中到高中他们经常一起出去闲逛——共进午餐，分享杰里的母亲常常塞进他午餐袋里的只含1卡路里的低糖糖果(杰里只想吃那些糖果来减肥，结果有一天他昏倒在学校里)。夏天，他们开着父母的车出去兜风，有时候，还帮本的父亲按邮政区号来分信件。高年级时，本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当一名冰淇淋的货运司机。在大街上，孩子们劈劈啪啪地追赶着他的卡车，当他们舐了一口冰淇淋之后，他们的脸上露出一种幸福的微笑。这所有的一切他都记忆犹新。
像许多18岁的高中生一样，本和杰里都梦想着能够上大学——不仅由于这是逃避服兵役的最好办法，而且它还是那时离开家开始学会独立的最好方式。许多年轻人都试图找到各自的位置。杰里申请了几所学校，最后只被奥伯林大学录取了。本只申请了科尔盖特大学。申请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因为学校的宣传册上写着在宿舍里有壁炉。出人意料的是，这所大学录取了他。1969年秋天，本和杰里各奔前程。在告别时，他们许诺尽管天各一方，但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络。
在几所不同的大学体验过失败的滋味之后，本变得严肃起来并决定成为一名陶工。1972年，他从大学退学搬到曼哈顿的伊斯特村(East village)。不久，本发现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为了支付学陶艺的费用，他同时干了多份工作——面包师、打杂工、快餐厨师、电话号码簿的送货员、垃圾工、医院挂号收费员、夜间清洁工以及其他一些临时的工作。在1974年，本找到了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在阿迪郎达克的一所寄宿学校给一群顽皮的十几岁学生上手工课。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办学理念都像本一样，不拘泥于传统并且挣脱了条条框框的束缚。本在学生及老师当中相当受欢迎，然而这年学校在1976年关闭了。本试图靠做陶工维持生计，但他再一次失业了。这一次，他充分意识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因此，本开始想何不自己当老板呢。他打电话给杰里并请他回到纽约北部和他一起商议此事。
与杰里联系得正是时候。杰里连续两年申请医学院均遭到拒绝。于是，他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从奥伯林毕业后，杰里来到曼哈顿，在那儿他当了上实验员。他和本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还养了一条可爱的狗，名叫麦尔科姆。然而，两年后，杰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和他的女友伊丽莎白同居了。在那里，他在一家名叫UNC的医院里做实验室助手。他的任务是砍掉老鼠的头。正是因为这份枯燥的工作，伊丽莎白和他分手了。此时，杰里发觉自己在北卡罗来纳州已呆不下去了。于是，他收捡起行李回到纽约看看本在策划些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