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增兵上海，日本除从国内动员三个师团外，还包括由日军驻台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跟在步兵后面的，是黑压压的特种配属部队：重炮部队、野炮部队、山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坦克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
手里又有粮了，松井马上调遣部队向北战场发动了新一轮猛攻。
陈诚也在不断地请援。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军队全都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军队，其实也并非刘湘、龙云所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中国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真正的国防军人。
站在阅兵台上，陈诚可以看到并调遣任何一个战将：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既然这么多部队增援过来，将官们都提出来，能不能将原有的基干部队换下去歇一歇。
陈诚说，不能换！
老部队有经验能打仗啊，知道怎么跟鬼子说“不怕”，若是全换了新兵部队，“怕怕怕怕”，没准换防之时正是阵地失守之日。
不管伤亡多大，白天还是得挺住，到晚上，等日军炮火减弱时，再从调拨来的部队中抽调兵员补充。
当时很多新上来的部队，特别是地方军，在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上很难马上达到一线中央军的水准，如果贸贸然独当一面，确实难堪重任。
在罗店血战中，陈诚之所以一直能撑住，主要就是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输血”，才维持住了部队的元气。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连身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自己都差一点倒在罗店。
陈诚个子不高，但胆子挺大，空袭时从不肯进防空壕，再劝也没用。但是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随从副官们眼看不对劲，还是一齐上去把他给拉出了指挥所。
一颗炸弹下来，房屋整个塌了。假如陈诚再晚一秒出去，则性命休矣。
这一轮苦战，松井又没能从正面打开任何缺口，而截至9月29日，日军在上海的死伤人数已突破一万大关！
此时在北方，保定会战已经结束，阎锡山策划中的“大同会战”也夭折了，几个侵华将帅一比较，还就是松井的成绩单最拿不出手，满眼都是红叉叉，太伤人自尊了。
以前可以说是人不够，现在五个师团也到位了，甚至还多出来不少，这个理由当然就再也不能拿出来做挡箭牌了。
松井到底是华中的“中国通”，他比较来比较去，终于发现自己输在哪个环节了。
“一·二八”会战时，刚刚登陆上海的植田谦吉曾在江湾一筹莫展，他们如今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堵墙。
淞沪北战场就是扩大了的江湾。白天，你可以用大炮轰开守军的工事，可以用坦克开路，但是因地理环境所限，坦克和步骑兵行动起来都很慢，有时一天仅能向前推进几里，第二天爬起来一看，那几里区域，守军一个晚上就全部收复了过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还是得另选一处理想战场。
植田当初从江湾换到庙行，虽然吃的还是一个败仗，但毫无疑问，起码对特种部队的使用更顺畅一些了。
松井决定进入南战场，到庙行一带去作战。
要进入南战场，就必须强渡蕴藻浜。
多么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吗，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到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地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他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剽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召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4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7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刺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000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