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南方周报》！”
“请问瞿燕记者在吗？”
“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有个新闻线索爆料！我刚才在隆福街看到一只疯狗咬了一个人！”
“狗咬人不算新闻的，先生！”
“是的，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就算新闻了！”
那边顿了顿，我明显感到她呼吸急促了：“怎么个人咬狗法？”
“那人把狗现场杀了，扛了回去，估计是要吃狗肉，这不就是人咬狗吗？”我对上了暗号。
“哦，这样啊！请你明天早晨9点来《南方周报》驻桂林的分部一趟，就在华伦街78号！”瞿燕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深深吐了一口气，出了隔间，看来今晚得待在这里了。我走到柜台前，对店小二道：“给我一间房，我住一晚上，再上几个小菜，直接送到我房里去！”
店小二将我安排到二楼一个包间，那里摆着一张竹床，一只床头柜，店小二把几碟菜摆到床头柜上就出去了。我大肆吃喝一通，数了数剩下的钱，也顾不得被子里一股臊味，头挨上枕头就睡了。
迷迷糊糊中，我忽而感到有人进来了，我一个激灵跃起来，右手摸向西装口袋里的勃朗宁。一个满脸白粉的裸体女人扭着肥大的屁股走过来，看也不看我一眼，就上了床，露齿一笑：“先生，是你来，还是我来？”她白色的肉体在布满油腻的被子上异常刺目。
我重重吞咽下一口唾沫，说：“你把衣服穿上，出去！我现在困得很！”
那个女人惊诧地看向我：“先生，你做过了？”
“嗯，做过了！”我捶了捶疼痛的脑壳，该死的风寒还没好。那个妓女满脸失望地去了，临关门的时候，还狐疑地看一下我肿胀的下身，露出莫测的一笑。
我一晚上勃朗宁都没离手，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柜台结账，那个女人正依着一只藤椅嗑瓜子，她看到我就走了上来，附耳说：“你是共产党吧？我听说只有共产党不近美色哟！”
我愣了一下，大步出门，外面守着几个三轮车夫，上来抢客。我看到一个三轮车夫正是上回在漓江畔载我的，就上了他的车。
约莫骑了一个多时辰，华伦街到了。那条街相对别的地方，算是比较热闹的，一些摊贩还跟鬼子做着交易。我付了钱，按照门牌号，寻找78号，那个三轮车夫一直跟着我，似乎想拉我再回去。
《南方周报》在桂林的报社是一幢古旧得长胡子的建筑，我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人开了门。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米色风衣，戴着毛绒帽，好像正要出门的样子。她见到我，将我让进来：“你好，我是瞿燕！你就是那位——”
“人咬狗！”我呵呵一笑，走了进去。
瞿燕给我倒了杯茶，压低了声音说：“是南净师父让你来找我的？”
“嗯。”我点点头，将半张名片递了上去，“希望你能帮我弄到一份出境证明，使我回到昆明。”
瞿燕看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她忽而说：“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就是那个昨天黎明时分在漓江畔迫降的飞行员吧！”
“是我。”
“那就是了！”瞿燕捏着名片走向了里间。我正等着，里间忽地走出来两个彪形大汉，他们手上都握着枪，指向了我的要害。
“对不住了，我早已不是共党了。”瞿燕将半张名片撕毁了，扯开衣领，露出里面的累累伤疤，“日本人的刑罚很毒，你该说的还是早说了吧。”
两个大汉上前将我的勃朗宁缴了，把我向外押去。两人用日语叽里咕噜地说着，言语间很是兴奋。刚走出门，那个三轮车夫凑了上来：“皇军，用车吗？”
“八嘎！退后！”一个鬼子伸脚就去踢三轮车夫。
“砰——砰——”三轮车夫从袖子里伸出一把王八匣子，对着两个鬼子飞快地点射，跟着他一脚踢开了门，对着里面惊惶的瞿燕就是一枪。我忙从鬼子身上搜出那把勃朗宁。
“快跟我走，我是地下党员，一直在暗中保护你，没想到瞿燕居然通了敌！”络腮胡子将我推上了三轮车，拉着把手向一个巷子里奔去。
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响开了，鬼子的叫嚣声和戒严枪声越来越近。络腮胡子猛地钻进一个巷子里，对我叫道：“分开走！你走南边，我走北边！”我跃下车来，他将三轮车猛地一推，堵在巷口，向分岔口跑开了。
我在巷子里横冲直撞，也不知奔了多久，到了一个小弄堂，我一头扎进去，里面一个老太太正在喂鸡，一个小男孩在地上捏泥巴，他们看到我，都是一脸惊诧。身后鬼子的脚步声近了，吆喝声和枪声惊得那些鸡满天飞。
“这里！”老太太忽然指了指搭在门檐下的鸡窝。我一时顾不得别的，又是一头扎进了臭烘烘的鸡窝，老太太用一只破筛子遮住了鸡窝口。
我从鸡窝的缝隙看出去，三个鬼子奔了进来，手上端着三八大盖，叫嚣道：“老东西，刚才有人进来了没有？”
“没有！”老太太抱起吓坏了的小男孩，小男孩一双带泪的眼睛从老太太的肩上看过来，我心中一阵颤抖。
“小孩！告诉我们，那个人在哪里？”一个鬼子奸笑着，将一颗糖在小男孩的眼前晃了晃。
老太太将小男孩的头用力一掰，说：“皇军，真的没有！”
“八嘎！”那个鬼子将小男孩扯了下来，小男孩在地上滚了滚，“哇哇”大哭起来。鬼子忽而将三八大盖上的刺刀一竖，顶在了小男孩的肚子上，阴笑道：“老东西，有还是没有？”
“没有，皇军，这些鸡你们都抓去，求你们——啊！”老太太还在求饶，鬼子一刺刀刺在了那个小男孩的肚子上，血水乱溅。
老太太跪在地上，抱着小男孩的尸体，痛哭道：“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
“砰——”一个鬼子将枪口塞进了老太太的嘴里，扣动扳机。
三个鬼子在弄堂里翻了一阵，捉了几只鸡，吊在枪杆上去了。我从鸡粪堆里爬了出来，伸手将老太太睁大的双眼给合上，又去屋里翻了草席，将他们的尸体包裹住，拖进了屋里。我在弄堂里用井水将身子洗干净后，一直躲到傍晚时分，才贴着墙根跑了出去。
瞿燕背叛共产党的事，那个南净和尚应该还不知情，他和她也不是一伙，否则在白笋塔寺他就可以带鬼子来抓我了。我借着夜色，想摸到白笋塔寺，让南净和尚帮忙。然而走了一阵夜路，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脑壳一阵生疼，周边的景色也越来越陌生，这里显然已经不是桂林的市中心了。
我正走着，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直觉告诉我，有人在跟踪，于是我忙加快了步伐。我拐了几个弯，前面忽而出现了一个门头上贴着日本版画的老建筑，在门顶上挂着一个白底木牌，上面写着几行红色的日文字，这里怕是日本人住的地方。我心中一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快步折了进去。
一阵喧闹声从楼上传了下来，几个日本女人正搀扶着醉酒的鬼子下楼，我把头埋在楼梯口的暗处，等到他们去后，才爬上了二楼。我沿着甬道走到了最里面，抛开了喧闹声。
随后我进了一间大厅，里面只有稀稀朗朗的几个人在用餐，这里显然是餐厅了。餐厅的格调有日本浮世绘的味道，餐厅前台上放着一台手摇式的留声机，大喇叭里传出一阵日文歌，缠绵悱恻，后来我知道那是舞曲《支那之夜》。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看着一个穿白大衣的日本人用票子买了饭，我也跟着上前，默默买了饭。
“你好，我是佐藤一郎！”那个白大衣忽而冲我用生硬的中文打了声招呼，端着饭在我面前坐下了。
“宫本龙一！”我的嗓音发颤，随口编了个名字，心中暗自庆幸，如果他用日语和我打招呼，我怕要露馅了。
佐藤一郎这家伙大概是想秀一下他的“外语”，说话间还有点得意。他掏出一把“老刀牌”的香烟，递给我一支，继续秀着“外语”：“新来的吧？我也是，慢慢就习惯了。”
我点点头，将香烟摆到一边，他拿打火机自顾自地燃上了：“我昨天才出差到这里，任务是给这里的服务人员检查身体。你呢，宫本君？”
“我就是个厨子，以后恐怕要在这里久待了！”我故意把话弄得生硬一点，远远看一眼两个低声闲聊的日本厨师，随口说道。
“啊哈，但愿你是个好厨子，这里的日本菜——实在不敢恭维啊！”佐藤一郎猛吸几口香烟。
我笑了笑，没有作答，我知道言多必失，多说一句，就多一份危险。佐藤一郎忽而红着眼睛说：“宫本君，你对你太太忠诚吗？到了中国，有没有做违背她的事？”
我心中微颤，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摇头道：“我还没有太太。”
“哦！”佐藤一郎向后仰了仰，脸皮抽搐一下，“知道吗，我宁愿我也没有太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飞机袭击了我家所在的街区，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都……我把她们从乱石堆里扒出来时，就剩下一堆炮灰了！知道我怎么安慰寂寞吗？难得有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实话告诉你，战前我是一个性病医生，这次奉命前来中国，是给那些女人检查性病，供长官快活的！今晚我要趁这个机会那个——嘿嘿，我现在活着就剩这么点意义了！”
我一怔，原来这里是日本慰安妇待的地方。
“宫本君，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帮你通融一下，绝对是漂亮妞儿，价钱嘛，好算！”他终于进入了正题。
我正要拒绝，外面忽而响起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佐藤一郎的脸色顿时变了，叫道：“八嘎牙路！美国狗的飞机来轰炸了！快跑！”
我跟着他飞快地向楼下跑去，从各个房间跑出了很多的鬼子，一些慰安妇甚至是光着上身就跑了出来，一个慰安妇被人推倒在楼梯上，后面的人也顾不得了，从她身上踏过了，那个女人惨叫几声，就没了音儿。
外面的天空一片隐晦，不似傍晚，而像是深夜一般，黑暗中有军警吹起了哨子，维持秩序。我抬头看天，西北方向灯光闪烁，八九道光柱向下扫着，嗡嗡的飞机振翅声震得我耳膜发痒，那是美制的斯图卡式轰炸机！
“哧——哧——哧——”几颗照明弹高悬半空，整个城市如同白昼一般，我知道那是美国人轰炸的前奏，心立时抽紧了。
地面的鬼子想先发制人，一发发高射炮弹飞向天空，五架斯图卡却灵活地躲开了，他们四下散开，一颗颗炸弹从空中坠落，伴随着越来越尖啸的声响，在地面炸开了花！一颗炸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向我们这边呼啸而来，我忙寻找掩体，贴着对面一幢大楼的墙根匍匐下来。
“轰——”炸弹的爆炸声将人群中的鬼哭狼嚎声淹没了，我看到火光中残肢纷飞，一只女人的白大腿砸在我的后背上，一阵钻心的疼。
我陡然听到东南方向传来一阵飞机的振翅声，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正是零式日机的声响，鬼子的空军出动了！那些美国轰炸机在投下数十颗炸弹后，掉头就走，不敢与日机僵持。斯图卡扔掉了炸弹后，速度绝不在零式日机之下，它们很快与日机拉开一段距离，消失在来时的方向。鬼子当年偷袭珍珠港速战速决的法子，美国人已经青出于蓝了。
我一抹脸上的泥灰，爬起了身，硝烟渐渐散尽，地上都是狼藉的尸体。我忽而看到那个佐藤一郎，他的头颅已经被炸烂了，无头的身躯浅埋在弹片和泥土里。我心念一动，将他的尸体挖了出来，在他身上搜出了护照、钱包以及一张写着下榻宾馆地址的香烟壳和门钥匙。
我甩掉眼镜，循着香烟壳上的地址找了过去。此时，满街都是哭号声，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鬼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些平时满大街转悠的三轮车夫也不见了影子。我逮住几个在路上奔跑的人，总算问到了宾馆地址。
佐藤一郎住在东亚大宾馆，听名字很气派，其实是由民国乡绅的宅邸改造而成。我进了宾馆，径直往房间而去，那里的服务生都出去看热闹了，只有一个老妇人在扫被弹片击破的玻璃。
我在佐藤一郎的房间里搜到一套黄狗服，又在外面套上一件白大褂，洗了把脸，正要出门，外面忽而有人敲门。我警惕地打开窗户，这是二楼，如果身份被拆穿了，我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逃生。
“谁？”我将枪口对准了门。
“佐藤君吗？听说你是新来的医生，我们小姐生病了，希望你能去一趟。”外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却是中国话，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和服女人，脸上涂抹的白粉比瓶底还厚，实际年龄不过十七八，举手投足间却很老成。
“你们小姐是谁？”我也用中国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