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绝美暗杀：他让世界胆寒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克格勃一名杀手，因数次暗杀行动做得干净利落，成为这一行的高手。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亲自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但他厌倦这种杀手生活，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平常人。20世纪60年代初，斯塔申斯基叛逃到西方，并第一次向世界公开了克格勃从事暗杀活动的秘闻。此事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偶然做了克格勃杀手
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苏联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苏联内务部。1954年3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赫鲁晓夫任命谢罗夫大将为主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新成立的克格勃不仅继承了其各个前身的国内安全和反间谍职能，而且把对外情报活动作为同美争霸的战略措施加以大力发展，把颠覆破坏、心理作战、劫持暗害等阴谋活动也纳入情报任务范围。克格勃的间谍们犹如一个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克格勃的特工里人才荟萃，有百发百中的狙击手、艺高胆大的爆破专家、头脑灵活的电脑黑客，也有飞檐走壁的攀岩高手和“深海杀手”蛙人。克格勃的杀手们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往往不动声色便置人于死地，像狼一样凶狠，像狐狸一样狡猾，他们屡屡成功的暗杀行动令世界胆寒。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5月，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老实勤奋的农民。村民信奉东正教，大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塔申斯基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内向。1948年4月，他从乌克兰利沃夫大学预科班结业，接着在乌克兰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他未来的志向是毕业后回家乡做一名教师，挣钱补贴家用，减轻父亲的压力。
人的命运往往因一起偶然事件彻底改变。1950年夏，斯塔申斯基无票乘火车，被铁路部门捉住，车站勒令他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当时任何乌克兰人听到这一命令都会害怕，因为交通警察局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是苏联的一个情报机构。
按照指定时间，斯塔申斯基赶到苏联国家安全队，一个叫西特尼柯夫斯基的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上尉只字不提逃票的事，而是详细地询问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情况。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很不安，他觉得眼前这位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怪怪的，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果然，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告诉他，他的家庭成员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并警告他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逮捕、流放甚至被处决，融入苏联大家庭才是唯一出路。
19岁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上尉的弦外之音，如果想保护自己的家庭，他必须向苏联提供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下名单，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只有这么做，他的家庭成员才可以免遭逮捕。
斯塔申斯基内心十分矛盾，自己为克格勃做事就是为国家效力，是正确的事情。但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却去害乌克兰人，感情上又接受不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还是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当时，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给他取了个化名，叫“奥列格”。
此后，斯塔申斯基遵照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的指示，把家乡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下来，定时上报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他偶尔得到小笔报酬，大多时候只是获得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指示他必须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个组织的内部，设法弄清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谋杀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的详细情况。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声称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追捕他，获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的信任。后来，他向克格勃提供了谋杀加洛斯拉夫·加兰的人的名字。西特尼柯夫斯基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备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斯塔申斯基也因提供的情报质量高而得到克格勃的赏识，他的名字列入了情报部门的薪金名册，开始正式发给他工资，月薪900卢布。这也意味着斯塔申斯基已得到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认可。
1952年，斯塔申斯基作为安全部门的正式雇员，被送往基辅接受特工训练。在基辅受训期间，首先由政治教官进行政治洗脑，学习德语。每天接受严格的间谍技能训练。1954年，苏联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原国家安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年间谍学习结业后斯塔申斯基正式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特工。上司准假，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告诉家里人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底，斯塔申斯基埋没自己的真实姓名，顶替一个叫约瑟夫·莱曼的人出现在生活中。莱曼1930年11月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日耳曼族人，已经病死在监狱。斯塔申斯基为了做得像真莱曼一样，在苏联和波兰情报部门的军官陪同下，用他小时候的名字“凯佐”到莱曼的家乡游览，去莱曼曾生活过的地方旅行，熟悉一切与莱曼有关的情况。最后，斯塔申斯基以莱曼的名字、身份被派往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联控制区，接受克格勃将军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的领导。
1956年，他奉命前往慕尼黑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这些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他监视的对象叫列夫·列别德，是《乌克兰独立报》的编辑。斯塔申斯基要尽可能掌握列夫·列别德所有的活动及日常生活规律。只要列夫·列别德一离开编辑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
第一次盯梢时，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甚至感觉列别德已发现他了。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又感到不自在，结果又取下了墨镜。斯塔申斯基努力使自己平稳下来，慢慢克服了恐惧心理。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掌握了列别德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间谍。
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去向他的上司汇报工作情况。克格勃上司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对他说：“到动手的时候了，莫斯科来人了，你去见见他。”斯塔申斯基这时才知道，监视列别德的目的是为谋杀他做准备。他一夜未合眼，心怀恐惧和不安，不知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官员会带来什么。
在柏林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斯塔申斯基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武器专家会面，此人叫塞尔盖，他给斯塔申斯基看了一件新式暗杀武器，该武器外表像是一根金属管，人的手指头粗细，长约175cm，由三节短管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这种水雾状的毒药以气体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喷射出来，在大约50cm距离内将气雾射到人的脸上，这个人吸入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这种氰化物毒气杀人不留任何痕迹。
塞尔盖颇有些得意，他用手指在脖颈前一画说：“这气雾杀人不留丝毫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他当场演示了如何装拆射击喷毒枪，要求斯塔申斯基第二天必须亲自实习射击。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走进附近一片小树林里。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并告诉他，在执行暗杀任务前必须吞下防毒药片，不然，射击毒雾后自己也会倒地身亡。斯塔申斯基握着暗器，心烦意乱，手轻轻抖动，小狗舔着他的脚，无辜地向四周看着。他有点不忍，转过脸，在距离小狗大约40cm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没有任何爆炸声，小狗当即倒地，经过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塞尔盖又递给他一根玻璃针管，说：“发射这种武器后，你要立刻弄破这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塞尔盖离开东德的第二天，暗杀密令下达了，斯塔申斯基必须在10天内运用这种新式武器去执行刺杀列别德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东柏林飞抵慕尼黑，按照塞尔盖教给他的办法，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片，然后前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一带，等候列别德的出现。
10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列别德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的寓所走去，斯塔申斯基发现后，马上尾随跟着进了寓所门厅，同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列别德毫无戒心，正从裤兜里拿钥匙，斯塔申斯基快步走到列别德身边，将武器对准他的脸扣动开关。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列别德倒下去的沉闷响声。
斯塔申斯基立即冲向门外，在门厅里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快速离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将那件武器扔进小河里。
斯塔申斯基不慌不忙地赶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法兰克福待了一夜，第二天飞往东柏林。
列别德突然死在自己门前，引起社会各界种种猜测，有人曾怀疑是克格勃干的，但经法医检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媒体报道，列别德死于突发心脏病。
获得红旗勋章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接受新的秘密任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被谋杀，他的追随者准备搞个墓前追思仪式。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鹿特丹，监视他们的行动。凡是参加仪式的人他都拍了照。停在墓地外面的一辆挂着慕尼黑车牌的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引起他的注意，他发现这辆车的主人就是追思仪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他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计划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排在最前面。班德拉人脉很广，背景复杂。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一度都同班德拉有过密切联系。他在当地乌克兰移民中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
班德拉对外使用“波普尔”的身份做掩护，此人行动诡秘，行踪不定，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以确切知道他的行踪。克格勃特工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他。
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监控班德拉的命令。
斯塔申斯基根据上次墓地上拍摄到的照片和自己亲眼观察，牢牢熟记了班德拉的形貌和他那辆轿车。他几乎找遍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发现了班德拉，并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在确定这就是班德拉的住所后，斯塔申斯基趁班德拉不在住所之际，利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班德拉的房门，搜查了班德拉的房间。斯塔申斯基把有关班德拉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他的上司。
克格勃在最后下达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前，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杀人的勾当别让他干，因为他恋爱了。
在柏林的一次周末舞会上，斯塔申斯基认识了一位21岁的德国姑娘，叫英格·波尔，后来他们相爱了。波尔和她全家都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斯塔申斯基担心，一旦波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不再爱他。
莫斯科方面发现斯塔申斯基在偷偷摸摸地恋爱，这是决不允许的。但上司没有找他的麻烦，在一般情况下，像他这样严重违纪是要受到处分的。克格勃认为他是刺杀班德拉的最佳人选，必须让他把这件事做完。
1959年4月，斯塔申斯基与英格·波尔秘密订婚了。
在莫斯科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克格勃将军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接见了斯塔申斯基。将军告诉他，班德拉已经被苏联政府判处死刑，并决定由斯塔申斯基充当行刑者，干掉班德拉。斯塔申斯基很不情愿执行这个任务，又不敢公开推辞。他找借口兜圈子说，班德拉通常随身带一名保镖，他一个人执行谋杀任务有一定难度。阿克森捷维奇说已经考虑过这种情况，这次给他配了一支双管发射器，可以同时刺杀两个人。阿克森捷维奇特地介绍，那种暗杀武器在技术上比两年前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管射击后会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斯塔申斯基返回慕尼黑后继续加紧跟踪班德拉，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1959年5月16日，机会出现了。这一天班德拉驾着汽车回来，将车停在路边，开门下车。斯塔申斯基紧紧握着大衣口袋里的武器，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想到自己和波尔的爱情，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手始终没有抬起来。他离开了现场，心情烦躁，很害怕克格勃的追查，懊悔自己胆小。他将暗杀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
为了瞒过克格勃官员，斯塔申斯基设想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往往自相矛盾，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莫斯科方面很平静，没有责备他，克格勃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0月，斯塔申斯基再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他心里明白再也躲不过去了。
1959年10月的慕尼黑，气候宜人，阳光柔和。斯塔申斯基靠在齐柏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旁，手上拿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看看报纸，又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出门前已经吞服解毒药片，此时正感到口干舌燥，斯塔申斯基努力让自己镇静，做出轻松的样子。他很清楚，班德拉知道自己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因此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
一辆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近了67号大楼，车上下来的正是班德拉，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快步跟着班德拉进了大楼。当他正要上楼梯时，一个妇女大声说着话走下楼。斯塔申斯基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他，于是，他迅速向电梯间方向走去。躲过了这个女人后斯塔申斯基慌忙爬上楼梯，来到班德拉门前，他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杂物袋，正在用力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斯塔申斯基迎上去问道：“下班啦？”他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眼前闪过一丝白雾，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瞪着惊恐的双眼，立马失去了知觉瘫倒在地。
斯塔申斯基已经有经验了，他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解毒剂，扭破口子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道上没有其他人，便不慌不忙地离开了这所房子。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东柏林，马上赶到苏联占领军司令部，向克格勃上司报告他已完成任务。东柏林克格勃的负责人安德烈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受勋。
接受红旗勋章，过去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他连做梦都没想过能得到如此高的奖赏。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他与英格·波尔的关系会得到克格勃的认可吗？会强迫他们分手吗？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知道勋章只是一种虚幻的、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飞往莫斯科，克格勃情报总局技术处的官员询问了整个刺杀过程的每个细节。苏联人认为：“这次谋杀做得没有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事后证明，克格勃的技术官员判断是准确的。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做了调查，并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班德拉脸上有一道极小的划痕，而且残留着细微的玻璃碎片。西德警方开始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西德警方追查，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之前，将斯塔申斯基留在莫斯科。12月，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召见了斯塔申斯基，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详细询问了谋杀班德拉的经过和现场情况，并鼓励他干得不错，今后有更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去做。克格勃为他安排了18个月的军官训练，并让他开始学习英语，准备到美洲执行任务。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英格·波尔。离开德国时他去跟波尔辞行，谎称去波兰出差，自己可能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可能再也回不了柏林与波尔生活在一起。这时，他开始考虑要逃脱自己所厌恶的杀人行当，产生了逃往西方的念头。
这次来莫斯科之前，斯塔申斯基的柏林上司已向莫斯科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女孩密切来往。为此，克格勃特勤处的官员对他提出忠告：这种爱情对一个克格勃情报人员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不应该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他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德的身份合法化打下基础。最后，克格勃特勤处的官员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他的建议。
他鼓足勇气直接向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允许他同英格·波尔结婚。谢列平起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斯塔申斯基又重申了自己的理由：结婚更有利于他开展情报工作，能更好地掩护今后进行的暗杀活动，他的结婚是为了克格勃的事业。
最后，谢列平特批，同意他们结婚，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英格·波尔来莫斯科，接受克格勃相关的调查，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明白，一旦英格·波尔到了莫斯科就会被当做人质留在这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决定再冒死向克格勃上司建议：在没有摸清英格·波尔的真实想法前，不便叫波尔到莫斯科来，万一波尔反对他，不支持他的事业，那他就暴露了。
当时上司没有表态，说会周密考虑他的情况。那几天他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他被告知可以回一趟东柏林，和波尔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同时必须问清楚，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的工作，如果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双双来莫斯科。但决不能把谋杀列别德、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要是不能符合上面的条件，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逃往西方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要他原地待命，等候总部指示。斯塔申斯基担心事情有变，心想必须尽早见到英格·波尔，彻底放弃杀手职业，逃出克格勃的控制。斯塔申斯基决定再冒一次大风险。他故意绕了好几个地方，已有丰富特工经验的他知道如何甩掉跟踪，在确信没有尾巴后，他转向西柏林，径直朝英格·波尔工作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英格·波尔正在为一位顾客理发，当她看到朝思暮想的斯塔申斯基时，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
斯塔申斯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双面生活，他毫不顾忌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波尔，只是那两次谋杀行动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向英格·波尔表白，心中只想早些和她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和波尔一起生活在一个幽静的小村庄，拥有自己的家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波尔没有责备他的欺骗，反倒对他进行了安慰，并建议说：“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
斯塔申斯基说：“现在不能行动，我的一切都受到克格勃特工监视，稍微不慎我就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所以一定要周密策划好每一步行动，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斯塔申斯基内心的西方世界不一定是西德等欧洲国家，他更想去美国过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自己也会更安全一些。
英格·波尔信任斯塔申斯基，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为他们的出逃计划秘密地做准备。他们决定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去莫斯科，向莫斯科方面申请结婚。这样会有很大的风险，然而为了消除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必须这样做。
英格·波尔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父母，他们从波兰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月，上司好像把他们给遗忘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波尔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有时他俩在公园一待就是一天。
克格勃对英格·波尔考察的结论是，此人天真而简单，对斯塔申斯基十分忠诚，他们结合有益于斯塔申斯基的工作，克格勃上司没有发现他们打算逃跑的企图。
有一天，克格勃特勤处官员给他们带来许多革命书籍，并宣布：经克格勃最高领导同意，你们被批准结婚。
按照英格·波尔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波尔的婚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克格勃不同意他们采用宗教式的婚礼，但斯塔申斯基强调，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他的上司又被他说服了。
1960年5月，他们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官员，由这位女官员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同时，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为以后到美国生活做准备。波尔惊恐不安，十分不耐烦，催促斯塔申斯基快点采取行动。
斯塔申斯基显然是在犹豫，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清楚，如果他敢耍花招，无论逃到天涯海角克格勃都不会放过的。
9月，波尔发现自己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经过一再争取，波尔得以返回东柏林待产。1961年3月31日，英格·波尔给斯塔申斯基发来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斯塔申斯基打报告给克格勃主管部门，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儿子，上司断然回绝了他的请求，反而责备他说：“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你妻子在柏林的停留时间，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
4个月后，英格·波尔打电报给斯塔申斯基，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病逝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他岳父发来的电报，沉痛地要求他参加自己儿子的葬礼，最后看上儿子一眼。斯塔申斯基用近乎哭泣的声音向上司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这一次上司口气终于软了下来，答应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后他才可以作一次短期的探亲。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工陪同下飞往东柏林。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
葬礼如期举行，那一天英格·波尔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走向墓地的路上，她眼中噙着泪水，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儿他们要离开一会儿，不要发出声音大惊小怪。弗里茨有意把许多花圈摆在墓地周围。斯塔申斯基和英格·波尔借着花圈做掩护，来到墓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几乎是贴着地面爬行，避开了克格勃特工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地点。
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随即，他们找到西德政府相关部门，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寻求政治避难。他们终于成功了。
1962年10月19日，斯塔申斯基受到审判，他被指控谋杀了列别德和班德拉。因为是自首，他得以从轻处理。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法庭特别说明：“本庭所做的判决，并非在毁灭被告，而是帮助被告赎回罪过。”
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被提前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追杀斯塔申斯基，美国人用军用飞机把他秘密接走，从此改名换姓在美国定居。
时隔40多年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派遣了一名特工，计划暗杀流亡英国的俄政府通缉要犯、前商界巨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这名俄特工计划在别列佐夫斯基到伦敦一家法庭参加听证会时，用一支灌有毒液的特制钢笔实施刺杀。然而，这名接受暗杀任务的特工十分不安，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并向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举报了此事。人们发现，前后两名投诚的特工所交代的暗杀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人说尽管“冷战”结束已10多年，俄情报机关仍然没有放弃克格勃曾使用的暗杀“剪除异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