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他说，“现在把你的左脚踩到那块岩石上，先别担心下一步，相信我。”我战战兢兢地伸出左脚，触到了那块岩石。我有了点信心。“不错，”爸爸说，“现在迈开你的右脚，在右下方几英寸，那儿有块站脚的地方。”我再一次按爸爸说的做了。我的自信心更强了，我想我能平安下山了。
一步一步，我终于从悬崖上下来了。我一下子踩在山脚下坚实的岩石上，爸爸用他有力的手扶住了我。我抽泣了一会儿，而后，我突然感到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1945年1月，我驾机滑行在跑道上。我向前猛推了一下风门杆，此刻，我所想的只是起飞，升到二万五千米的高空，航向正东。前方就是北海。我告诫自己：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这个航向二十分钟，飞越过荷兰的素汶岛，这我能做到。
飞过素汶岛后，领航员告诉我改变航向125度然后保持这个航向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下一个侦察目标。这样做并不难。
如此这般，我操纵着飞机飞越过荷兰和德国，根本用不着去为整个航程胡思乱想，只想着要飞的每一段航程就足够了。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飞出了敌人的空域。
1957年1月，经过大半夜的辗转反侧，想到我签了合同的那部洋洋大作的种种困难，我记起了悬崖上的那一课。如果我只看下一步，就不至于疑虑重重了。
我要把着眼点放在头一章，并且为此去研究大量的有关希腊人恋爱的资料。这并不太难。接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归纳我的笔记，将第一章分成若干节，动手写头一节的内容。
两年后的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下午，六百多页书稿的最后一页从我的打字机上脱稿了。我孩子似的欢乐地翻起了筋斗。几个月后，我拿到了头版书。几星期后，我读到了第一篇重要的书评，这个书评对我的书大加赞扬。
1963年9月，我打开了我那间斗室的门。我提着提包走了出去，关上了门。百里之遥，我迈出了第一步。这并不难。接着要做的事是找房子，再有的事就是想好我怎样对儿子解释我的搬出和向儿子保证我就住在附近，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事实证明这些并不难做到。我搬进了我的小屋，打开行李，接了几个电话，做好了午饭，我感到就像待在家里一样。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信心不倒
布里恩听得出了神。在他心中，一个美梦重新做起。“我是一名优秀射手。有朝一日我还要踢球，我知道我能。”
14岁的布里恩·沃克酷爱足球，是全美一号足球射手杰姆·米勒的崇拜者。他不幸患了一种罕见的神经麻痹症，又并发了肺炎。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吸痰，并使用了呼吸器。布里恩处在绝望的时刻。
“我们已经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医生告诉沃克夫妇，“恢复健康必须用奋斗来配合。”
“我还能走路吗？”布里恩曾问过父亲。
“当然能，”父亲坚定地回答，“只要你有足够强烈的愿望，你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一切。”
晚上，布里恩奋斗着试图活动脚趾。五个小时过去了，布里恩满身大汗，像摔在池塘里。“我不能动了，”他无声地哽咽着，“我不会好了，我要死了。”
以后的两天里，布里恩昏睡不醒，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任何奋斗都离他远去了。
父亲急切地感到必须帮助儿子唤醒他的意识：“我现在就去找杰姆·米勒。”
对于球星杰姆来说，医院里的情景是令人不安的。沃克夫妇在二楼迎候，那儿，还有一小群医院职工聚在一起也要见见这位名人。但更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布里恩，他瞥见了一个几乎淹没在软管和机器中的憔悴的影子。
沃克走近儿子，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件“欧尔密斯”运动衫。“布里恩，”他说，“你是多么想见到这件运动衫的主人，是吗？”
“杰姆·米勒？”布里恩的脸亮了一下。“我不相信，”他想，“他不会在这儿。”
可是，那儿，那在门口的人，就是他所崇拜的英雄。泪水从他瘦削的脸上流下，他激动得颤抖起来。
“嘿，小伙子，你怎么啦？”杰姆说。他大步走向布里恩，在病床前俯下身，伸出手。真是不可思议，布里恩伸出左手，握住了这位足球明星的手。这是他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移动胳膊。布里恩紧紧抓住杰姆，足足有一个小时。
“你会战胜的，但这可不容易，”杰姆说，“你一定要像攻入球门那样达到目标，并为此而努力。我呢，也必须为我所向往的一切而战斗。等你好些了，我们就互相练射门。”
这些话对布里恩是特效药。“我和杰姆·米勒一起踢球？”他喃喃说道。
“你可不能放弃希望，”杰姆平静地继续说，“我知道，你将战胜这一切。我打算每星期都来看你，直到你出院回家为止。我希望看到你的进步。好，答应我，你打算试一试。”“我全力以赴。”布里恩吃力地点了点头。
布里恩的左手垂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仅仅几小时之前，他还举起这只胳膊和米勒握了手。“我已这样做过，就能做第二遍。”他把浑身的力气都向柔弱的手指集中。“动一动。”他命令道。但手指像块石头，一点也不听使唤。布里恩一次又一次地想活动手。每当要放弃努力时，他就想到了杰姆。“没法活动十个手指，”最后布里恩想道，“也许我可以每次活动一个手指。”他看着右手的食指。“动一下。”他说。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两小时过去了，他已精疲力竭，他平生还没有这样奋斗过。“我不行了，”他想。
突然，在又一次努力时，一个手指出乎意料地颤动了一下。“我能动了！一个能动，十个为什么不能？”
11点半，布里恩已能活动右手的五个手指了。第二天上午，他已在活动左手的五个手指了。
“我一定能好起来，既然杰姆都相信我，那么，我一定更要相信我自己。每个星期，我都要向他证明，我在战斗着。杰姆将为我而骄傲。”
在首次探望的一个星期之后，杰姆步入病房时，发现布里恩倚在一大摞枕头上，正在把一片汉堡包吞进嘴。
“你在吃饭。”杰姆对他的进步感到惊讶。
布里恩指指立在那儿的呼吸器。“我去掉了它，我自己能呼吸了。”杰姆明白了他的意思。
杰姆很高兴。“好，小伙子，我知道你像一个战士，”他说，“我真为你自豪。有一天你将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因为你有运动员的毅力和勇敢。”
布里恩被夸得脸红了。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转眼之间，杰姆把“索普”杯大赛时穿的那件衬衫递到了布里恩的身边。这是杰姆穿过的，一件真正的运动衫。
接着，杰姆谈起了他的最艰苦的比赛，谈到了他们所遇到的最强硬的挑战，谈到了日常的训练，还谈到了他的烦恼。
布里恩听得出了神。在他心中，一个美梦重新做起。“我是一名优秀射手。有朝一日我还要踢球，我知道我能。”
布里恩利用一切机会锻炼活动。用床栏做柱子，他试着坐起来。头和肩抬起了两英寸，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过了一些时候，又能抬起四英寸。
当杰姆下一次来时，布里恩能动脚趾了。杰姆大笑着，看着仍然那么瘦弱单薄的布里恩。他甚至怀疑：“如果这件事落在我头上，我也能做到这一切吗？”
布里恩正等得不耐烦，杰姆又一次走进了病房。
“哈罗！”布里恩脱口而出。
“你能说话了。”
“谢谢。”布里恩向朋友伸出手，“多谢你来看我。”
杰姆脸红了。“我为此感到骄傲！”他轻轻地说。然后，他对他的崇拜者微微一笑。“你是一个做到了一切的人，布里恩，你记住吧，这是你自己做到的。”
但布里恩知道：没有杰姆·米勒，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一个月后，布里恩出院了。他才仅仅能够站起来。医生们告诉他，他应该继续接受几个月的体育疗法的治疗。他没有在意，还是回家了。
6月初，布里恩终于回到了草坪前的足球场。
“这一球，为了杰姆·米勒。”他大喊道。他向前两步，抬起右腿，把球一脚射出。
对布里恩来说，这一射虽然只有15码远，但就像取得了“索普杯”一样漂亮！
态度──人生的选择之一
鲍伯·哈利斯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12月买了一辆新车。即使我们可以买到机票从加州飞到休斯敦和她的家人过圣诞节，我们还是决定启用新车开到德州去。我们打包上车，和祖母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
我们过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后一分钟才肯走。回程时我们必须赶路回家，所以我们不眠不休地赶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睡觉。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后，我们在深夜抵达家门。我们累极了，只想洗个热水澡，睡在柔软的床上。我感觉不管我们再怎么累，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但泰瑞只想赶快洗澡睡觉，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
早上七点，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车。当我们打开前门时，我们的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觑，看看车道，又彼此对看，又回头看车道，又彼此对看。然后泰瑞问我一个妙极了的问题：“喂，你把车停在哪里？”
我笑着回答：“就在车道上。”我们很确定车停的地方，但我们却还往外走，希望看到车子奇迹似的自己停到车道外，在街边停下，但没有。
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做了笔录，好激活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又为了安全，我们打电话给追踪系统公司。他们保证他们有98％的几率在两个小时内找回失车。两小时内，我一直打电话问：“我的车在哪里？”
“我们还没找到，哈利斯先生，但在四小时内还是有94％的机会。”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我的车呢？”
他们再次回复：“我们还没找到，不过八小时内还是有90％的寻获率。”
那时我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微渺的几率对我毫无意义，所以请在你们找到它时打电话给我。”
那天稍晚，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问：“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车道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这件事。”
一整天毫无消息的折磨使泰瑞渐渐变得更加烦恼，尤其当她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时──我们的结婚相簿、绝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夹和支票本，只有几张签上了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得下去，但它们在那时似乎很重要。
充满焦虑与挫折的泰瑞问我：“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你怎么还能开玩笑？”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五天后，我们的车回来了，车上的东西都已经失踪了，车子的损坏也超过3000美元。我把它送去维修，并因为听到他们会在一周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
这一周结束时，我甩掉了租来的车，把我们的车开回家，感到十分兴奋，且松了口气。不幸的是，这样的感觉很短暂。回家的路上，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交叉道上撞上另一部车。我没有损坏别人的车，但却损坏了我们的车——另一笔3000美元的损失，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但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时，左边的前轮漏了气。
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开始自己打自己，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时，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车，又看着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双臂抱着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坏了的车而快乐。总之，我们有一部撞坏了的车，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
我从心里笑出声来宣布臣服，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难忘第一课
当时我们都觉得无地自容。到了2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体会到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医学课。
我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有一半已经忘掉了，但我第一次跟导师到医院病房去时所得到的教训，却仍像灯塔般指导着我。
在医院的头两年，我们挨过了解剖学、生物化学以及所有其他看来无关的科学课程。终于，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在那些临床前期学科上，可以去看看真正的病人了。我们六个学生紧张地站在内科病房里。
我们站在第一个病人的床尾，个个穿着挺括的白袍，口袋里插满了各类手册和医疗器具，但就是没有听诊器。导师要我们把听诊器留在护士室里。
我们的导师是内科的专科住院医生，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这位是沃特金斯先生，”他说，“我们已预先向他说清楚你们今天会来，他并不介意你们骚扰他。你们可以试试听他的心脏，不用焦急，慢慢听好了。他患的是二尖瓣狭窄症。这是个很典型的病例，你们以后未必有机会再见得到同样的病例。”
我们学过二尖狭窄病的理论，知道患者其中一个心瓣的口会变得狭窄。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心脏的声音，但都能说出即将听到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先是响亮的心搏声，即瓣膜打开时的扑通一声，然后是这种病特有的两声杂音。
导师把自己的听诊器递给我们。“不要急，”他对我们说，“用心听。沃特金斯先生瓣膜打开时那‘扑通’一声是特别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