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被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五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儿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三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鼻子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儿，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活着为的什么
F·奥斯勒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生活的真谛并不神秘，幸福的源泉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常常忘了——这才真有点奥妙。
故事是由一个守墓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见面了。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彩。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老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跑医院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
守墓人后悔自己一番话太率直、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揭起帷幔
戴维·兰勃纳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每星期工作七天，桌上一摞摞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的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和客人乘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观看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在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几种感官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的脸，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瘦，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合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五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作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日本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五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六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使她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更为优雅，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回来时，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他们邀请你去后台走走。”
几分钟后，他站在一位舞蹈演员的旁边。那女孩戴着后冠的小头只勉强到他的胸部。她怯生生地向他伸出双手，金属做的假指甲在天花板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很大的双手慢慢伸出来抓住她的手，像是兜着两只纤小的珍禽。他轻摸假指甲平滑、微弯、尖锐的末端，那女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带着畏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他的脸。我泪盈于睫。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的点头越频密，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上的颜色、式样和设计；柔和灯光下的皮肤肌理，舞蹈演员的头配合音乐优雅地晃动时黑色长发飘拂；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甚至女侍应生在半昏暗中绽放的纯洁笑容。回到旅馆大堂，我那位客人还在和其他游客闲聊，我的新朋友伸出大手，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过了一会儿，那只手慢慢向上移动到我的手肘和肩头。他的手杖咔哒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许多人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他没去捡手杖，而是把我朝他拉过去紧紧地抱住我。“你为我看到了每一样东西，实在太美妙了。”他低声对我说，“我感激不尽。”稍后我才领悟，说感谢的应该是我。瞎眼的其实是我。他帮助我掀开了那块在这个喧闹红尘中遮住我们眼睛并迅速扩大的帷幔，让我看到以前视而不见、未曾击节赞赏的所有美好事物。
那次旅行后大约一星期，董事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接到那位大亨的电话，表示对那趟旅游极满意。“干得好，”董事长笑着说，“我早知道你能够点石成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被点化的是我。
悬崖上的一课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费城的七月是炎热的。时隔57年后，我仍然能够感到当年那股灼人的热浪。57年前七月的一天，我和五个小伙伴玩腻了弹子游戏后，合计着玩些新的花样。
“嗨。”内德说，“我们好久没有爬山了。”
“对，爬山去！”一个伙伴喊道。
我犹豫不决。那年我只有八岁，我渴望像伙伴们那样去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朝气。但是，我八年中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而且妈妈不准我玩危险游戏的警告时时禁锢着我的行动。
“走啊，”我的好朋友杰里催促我，“别当胆小鬼。”
“好吧。”我答应着跟上了他们。
我们来到目的地。远处，巍峨的峰峦隐约可见，跟前是墙一般耸立的危岩绝壁。我们要攀登的这座悬崖高不过60英尺！但是对我说来，就像万丈高山一样难以逾越。
伙伴们一个挨一个地向着一条岩壁上突出来的小山道爬去，那条小山道足有通向崖顶的全部路程的三分之二。我战战兢兢、大汗淋漓地跟着伙伴们向上攀登，剧烈跳动的心脏敲击着我瘦得可怜的胸脯。伙伴们已经爬过了那条小山道，开始向崖顶攀登，到了崖顶，就可以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下山回家了。
“喂，等等我。”我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爬不……”
“嘿，离得好远啊！看你就像滑稽画里的小人儿。”一个伙伴说，其他人笑了起来。
伙伴们沿着那条曲里拐弯的小道爬上了崖顶。他们向下看着我，“如果你不想走了，就在那儿待着吧。”一个伙伴嘲笑我说。“全靠你自己了。”杰里既关切亦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我，然后跟着他们下山了。
我从悬崖边向下望去，顿感头晕目眩，我担心下不去山了。我想我会从山上栽下去摔死的。通向顶峰的路越来越险峻，越来越令人提心吊胆。我听到一个人在啜泣，我惊奇是谁在哭，原来却是我自己。
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夜幕渐渐降临。此刻，四处一片静寂。我饥肠辘辘，恐惧和疲劳使我精疲力竭、寸步难移。
夜幕降临了。第一颗星星闪现在暗蓝色的天幕上。山下的大地变得模模糊糊一片。忽然，我发现一道电筒的光束在跳动。我听到杰里和爸爸的声音了！爸爸用电筒向上照着。“孩子，下来吧。”他鼓励我说，“晚饭已经做好了。”
“下不去，”我抽泣着，“我会掉下去的，会摔死的。”
“听我说，孩子，”爸爸说，“不要想得太多。你只管小心地迈出一小步，你能做到。看准电筒光，能看到下边那块岩石吗？”
我慢慢地向下挪动着脚步，“看到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