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凉风可以清醒你的灵魂，而反思中的灵魂可以放松你负重的身心，活得很累的时候，不如找一个空间，让心灵片刻地歇息，然后再意气风发地迎接新的挑战。这样，就不会一遍又一遍迷失自己，而减少这种迷失，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人生的亮度和厚度……
给心灵洗个澡，留一份清洁在心中，一如人类留在潘多拉盒子中亘古不变的希望；给心灵洗个澡，把清洁的灵魂留在高处，去铭记红尘中每一丝转瞬即逝却感人至深的温情，珍惜自己所经历的，便能够使自己握在手中的生命更加美丽和丰盈。
天使没腿也能飞
斯坦利·戴尔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在我上次到波兰华沙的旅程中，当我说我们想去拜访人民时，导游吓坏了，他负责接待我们30个从加州圣地奥人性自觉机构来的市民外交家。
“别再带我们看美术馆和天主教堂！”我说，“我们要和人民见面！”
这个导游名叫罗勃特。他说：“你们在开我玩笑？你们一定不是美国人，可能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才不要和那些人碰面。我们看过《朝代》和其他的美国电视剧，美国人对人不感兴趣。告诉我实话吧！你们是加拿大人还是……英国人是吧？”
令人难过的是，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很正经，我们也是。在关于《朝代》和其他电视剧和电影的漫长讨论后，我们承认，是的，有很多美国人喜欢如此，但有更多美国人不是。我们再次要求罗勃特带我们和人们碰面。
罗勃特带我们到一个为年长女性设立的疗养院。最老的女人已经100岁了，她们说她是沙俄时代的公主。她以各种语言朗诵诗歌给我们听。虽然有时首尾不太连贯，但她的优雅、吸引力和美丽已展露无遗，且她不愿让我们离去。我们被护士、医生、服务人员及医院的行政人员陪伴着，在这间收有85个老妇的疗养院欢笑、握手。有些人叫我“爸爸”，要我拥抱她们，我照做了。当我看见在她们衰弱的身体中美丽的灵魂时，我不断地掉下眼泪。
我们拜访的最后一个病人最令我们震惊。她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女人。奥加只有58岁。过去八年，她一直一个人留在她的房间里拒绝起床。因为她深爱的丈夫去世了，她也不想活。这个女人曾是一名医生，八年前曾企图跳火车自杀，火车碾断了她的两条腿。
当我看着这个丧失许多东西、走过地狱之门的妇人时，我克制自己的悲伤和同情，跪下来亲吻和触摸她的双腿。好像有一股冥冥中的巨大力量叫我这么做。当我如此做时，对她说的是英文。不久我发现，她的确知道我在说什么。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什么。总之是与她的痛苦和她的失落有关的感觉，我鼓励她使用她的经验，在未来更慈悲地帮助她的病人。在这个大转变的时刻，她的国家比以前更需要她。因为她的国家千疮百孔，所以她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放慢生活的脚步
艾丽斯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当我和四岁的儿子走到街边准备过马路时，突然听到汽车轮胎刺耳的嘶叫声。一辆失去控制的轿车飞速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我们已来不及躲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
轿车撞到了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隔的人行道上。那辆红色轿车的影像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其实当时我并不确知那辆车距离我们有多近，在最后的一刻我将身体背转了过去，但那辆车真的就停在了我们跟前。人们都停下车来询问我和儿子的情况。
“车没有撞到我们。”我从巨大的惊吓中醒过神来，连忙对周围关注的人们说道，好像他们看不到我与儿子毫发无伤一样。
接着我蹲下身，将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妈妈，那辆车刚才差点儿朝我们开过来。”儿子声音清朗地说道，手里仍然握着那只上午在幼儿园用纸折成的小猫。他完全不了解一辆时速50公里，重达一吨的汽车冲过来时，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头脑中的观念显然并不属于这个现实且残酷的世界，动画片使他深信某个人身处危难时，一定会有神勇英雄从天而降，使人摆脱险境。
我走到那辆轿车前，里面坐着一位60多岁的妇女，双手仍然握着方向盘。
“你还好吗？”我问她，言下之意是说：你差点撞死我和我儿子，你知道吗？
“有一辆车在我面前突然转弯，我的车失去了控制……”她开口说道。
那天的事发生之后，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了一百多株球茎花卉──蝴蝶花、藏红花和水仙花，它们在寒风吹拂的早春就会奇迹般地绽放，一位做园艺师的朋友把它们称做“与未来的契约”。我告诉丈夫我爱他，并写了三封迟到的感谢短笺。我还思考了很多有关生活中的危险与匆忙之间的关联。
无疑那位差点撞死我们的老妇人当时行色匆忙，好像她是想赶上一个路口的绿灯。而那位突然开车转弯的司机肯定也是在赶时间，才会冒险如此横冲直撞。
而我自己也并不是全无责任。由于每日忙碌的生活，我想节省下两分钟，就没有多走半条街到十字路口去过斑马线，而是想在中途横穿马路，结果却险些葬送我与儿子两条性命。
平日我并不是轻易冒险的人。就在一周前，我刚结束九天的旅行，从日本回来，飞越了25万多公里，其间转过6趟班机，经历了6次飞机的起落，有12次机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
那次的旅行是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但由于那几经周折的长途飞行的危险性，当时我几乎把机票寄回去。
此刻我不禁在心中想着飞行25万多公里都安然无恙的我，却差点死在离家只有两条街的地方；想着儿子幼小的生命几乎就此被夺走；想着我的丈夫险些要同时面对两个至爱亲人的丧生，而这一切仅仅源于无谓的匆忙。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播种生命
舍伍德·安得烈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这生命的种子，伴随着老人无穷尽的爱，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农夫们买卖的吆喝，孩子们朗朗的叫声，星期六热闹的集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镇平凡的生活。
海奇·哈齐森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镇农夫，粗糙而矮小。他的农场位于飞奔路，离小镇大约三英里。虽然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但是海奇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收成也很不错，在沿路大大小小的农场中远近闻名。
海奇的农场很显眼。小房舍总是粉刷一新，果园里的果树都刷上了白白的过冬石灰，谷仓和小栅都修葺一新。人们总是说，凡是属于海奇的区域总是那么干净宜人。
生活中，年近七旬的海奇几乎什么都姗姗来迟。他的父亲在内战中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残留的日子完全是在海奇的赡养下度过直到去世。海奇是个独子，因为家庭的变故直到快50岁时才同一个矮小的40岁的女教师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唯一的儿子威尔·哈齐森，虽然也很矮小，但是相当强壮。威尔在镇上读书时是全球队里的投手，他快乐、聪明、机警，是个令人喜爱的小伙子。威尔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去了芝加哥的一所艺术学校。威尔在芝加哥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处处受人欢迎，他相貌英俊、率直、天真、人缘好，艺术学校的女孩们都喜欢他。
海奇夫妇不爱和邻里来往，也不喜欢闲逛。午后或夏日的夜晚，海奇夫妇常坐在一起长谈，而主题永远是儿子威尔，威尔是这对老夫妻生活的全部，是他们生活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埋头苦干。从黎明的破晓到傍晚的黄昏，有时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对老夫妻在晚饭后就下田开始劳作。
有熟人到农场时，老夫妻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和他坐坐，会大声地说他们又收到一封信，因为威尔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们的。矮小的妻子跟在海奇的后面跑过来。“我们收到了另一封信。”海奇大声欢叫。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气喘吁吁，也重复着：“先生，我们收到一封信。”他们会立即拿出信，大声地读着。
春天的一个夜晚，老夫妇接到一份电报，电报里说威尔因车祸身亡。事件的经过很模糊：大概是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喝了一点酒后，不知怎么回事，在回去的路上翻了车。威尔就这样不幸身亡。看过电报后，老海奇穿着一套可爱的白色长睡袍，沐在洁白的月光里，没说一句话，远处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房子里没有传出一丝声响。
后来，大概过了10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两个白色的身影从海奇·哈齐森的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朝谷仓而去。那个白天，海奇已犁了一整天的地，他几乎犁完了谷仓附近的田地。那谷仓的田地被犁得整整齐齐，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着深深的泥香……
两个人影随即又出了谷仓，下了地。老海奇拉着一台玉米播种机，而他的妻子拎着一袋玉米种子，在这皎洁的月光下，在得知儿子噩耗的夜里，他们俩又开始播种玉米。
这是一番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碎的情景：他们俩都是身着白色的睡袍，开始一垄一垄地撒着玉米粒，平静而自然地重复着每一个细小动作。而在每一垄的尽头，他们都在篱笆旁肩并肩地跪着，沉默好大一会儿。在洁白的月光下，犹如两尊动人的雕塑。这一切都那么有序，这一切都在寂寞无声中进行。
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融合，无声的哭喊被他们深深地埋入了地下，生命的种子也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土地中。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献给尤兰达的玫瑰花
加布里埃·罗依
我早已不太喜欢玫瑰花的芳香了，自从那年七月，也就是我到那个最贫穷的村庄——照他们所说，便是去获取经验──的那个七月开始。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那个早已夭折了的小孩呢？尽管那个夏天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然而从没有引起过我丝毫的忧伤情绪。
那年春天，我到曼尼托巴的一个小村庄，去为一个生病的教师代课。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只有几间简陋的木屋，周围除了几株细高的云杉外，别无它物。“一个月”，我自言自语道，“能足够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吗？一个月值得去努力吗？”
或许孩子们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从没见过如此沮丧、冷漠甚至是悲哀凄苦的脸孔。我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还是个孩子。
九点了，教室里热得像一个火炉。每年的七月初，常常会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浪侵入曼尼托巴。
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或怎样入手。我翻开点名册，开始点名。孩子们的名字大多数是法文的，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至今仍记忆犹新：玛法琳·柏鲁布，埃米列·杜蒙，塞西尔·列宾……凡点到名时，他们都起立并回答：“到，小姐。”大多数孩子有着微微细小的眼睛，深色的皮肤和乌黑发亮的头发，这些特征表明他们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我喊到“尤兰达”这个名字时，没有人答应，我再喊一遍，仍然没有回答。我抬起头，看着那些对我来说似乎完全冷漠如冰的面孔。
后来，一个声音伴着苍蝇的嗡嗡声，从教室后面传来。起初，我压根儿没弄清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她死了，小姐。她昨晚就死了。”
这孩子的声调镇静、平淡，也许再没有什么能比用这种声调来叙述更令人感到痛苦不堪。“啊！”我失声叫道，再不知该怎么说了。
孩子们和我对视良久，彼此默默无言。我现在才明白，我从孩子们眼里所看到的，我错认为是冷漠的那种表情，原来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既然尤兰达是你们的同学……你们可愿意……放学后4点钟……去看看她？”
孩子们严肃的小脸蛋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尽管是那么拘谨、那样悲戚，然而，终究是微笑了。
四点过五分，我看到许多孩子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总共有20多个。大家都默不作声，就像放学后仍被留下来一样。有几个走在前头给我领路，其他的则紧紧地拥着我，几乎使我无法举步。五六个年纪较小的孩子拉着我的手，轻轻地牵着我往前走去，就像领着一个盲人。大家都悄然无声，只是默默地把我夹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