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国民党阵营里分裂出来的一个，曾参加蒋介石在南京所召集的“最后的晚餐”，亲自听到蒋介石“求和声明”的讲话。蒋介石所以发布这一声明，有外因也有内因。这些外因与内因，我稍有了解，准备一幕一幕地写将出来，用以揭开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崩溃的历程。
为什么要中途换马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我应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电邀，从上海乘“空中霸王”号飞机来到北平，李氏派行辕参议刘仲华把我接到北京饭店安顿。当晚，我在中南海内李宗仁的办公大楼同他共进晚餐，饭后长谈两小时。至此，我才了解到，李宗仁所以邀我北上，是因为他准备在明春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要我对此进行必要的准备。
一星期后，我回到南京，带有李宗仁给蒋介石、吴忠信（礼卿）（1884—1959，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安徽、贵州任省主席。1936年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西藏事务等方面政绩显著。在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的两封亲笔信。李在两函中都表明他要竞选副总统，要求蒋介石予以批准，而希望吴礼卿在蒋前善为疏通，并随时打听消息告知。这两封信很快就送到收信人那里去了。李宗仁另外还有一封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外用火漆密封，李氏要我面交美使馆顾问傅泾波转送。事后证明，李宗仁的竞选，实出自司徒雷登的鼓励。而后者有此一举，又是华府当局对南京政府作出了中途换马的打算。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即一九四七年，蒋军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打进国统区里。蒋介石的美国主子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于七月二十一日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一个月后，魏德迈离华前夕，即八月二十四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话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辞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无异明白表示，蒋介石不中用了，需要把他一脚踢开。
魏德迈返美以后，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务院把前者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来取代蒋介石了。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在十月间决定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杜鲁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
但桂系首要人物如白崇禧、黄绍竑等，却并不知道李宗仁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曾要我函劝李宗仁放弃此一意图，另行竞选监察院院长。但李对白、黄的建议毫不理睬，仍照旧进行竞选活动。因此，十二月中旬，李宗仁又要我偕同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由宁转沪飞平，对竞选事作进一步的部署。张岳灵原来替李品仙管钱，负责竞选费用的筹措，当能愉快胜任。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由北平回到上海，次日傍晚，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同韦永成夫妇特在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设宴请我吃饭。照我看来，蒋经国对我此行深表关注，但并没有作任何表示。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事，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还没有什么表示。因此李宗仁以为蒋已同意了，特于三月十一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竞选事务委员会也在南京正式成立，由邱昌渭主持其事。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次日后者即公开表态，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第一，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是蒋介石），易于取得人们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以孙科同蒋搭档较为适宜；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白崇禧发现情势对李不利，曾对我说：“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
李宗仁于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在那里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进行民主政策。几日后，他到了南京。那时国民党人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两人。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内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
四月三日夜，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即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劝告，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四月三日，通过黄绍竑的联系，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此一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
原来，自抗战胜利以后，陈氏的CC系声势日涨，显然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民党），自是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大部分是复兴系分子）分子担任。由于争权夺利，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得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得知蒋介石以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组织，支持孙科竞选，如果后者胜利，则蒋介石更将信赖陈立夫，而CC得势，自非他们之利。
于是，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蓝衣社）、埔（黄埔系）、青（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虽经贺衷寒、袁守谦劝阻，也不理会。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四月四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全会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主张首届总统应提出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提出下列三项人选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蒋介石并表示，他无意于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蒋介石说完了话，就离开会场。当时议论纷纷，人们以为蒋要推胡适来当总统，甚至有人说蒋已派王世杰征求胡适同意了。
休息后继续开会，由孙科主持，黄埔系多数人主张蒋不当总统，让他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但CC系和戴季陶则主张仍应推蒋做总统候选人。张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结果经上下午两次讨论，仍一致推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告诉蒋，蒋仍不赞同，最后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中央常委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问题。会上仍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久久不能作出决定。张群看到事不宜迟，就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常会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等三人前去见蒋，转达常会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订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
四月五日下午四时，中央常会继续开会。张群发言：“已征得总裁同意，在宪法外另订条文，如临时条款之类，使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置。在这个条件下，他愿意当总统候选人。”常会当即照张群所提意见通过如仪。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在还没有实行以前，已遭到蒋介石的破坏了。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月六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临全会继续开会，由张群代表常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以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当即由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总裁竞选，但党不提名，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唯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应由党提名。在通过此一决议时，经张群说明：根据此一决议，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联署竞选总统（居正是经指定陪蒋竞选的）；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位同志都可以联署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主要是用来整李宗仁）被国民党临全会议打消，心里很不高兴。四月十二日，他在总理纪念周中借题发挥，大骂不受党的约束的人，并援引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员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从而招致全党分裂的故事作为鉴戒。这些话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李宗仁。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二百六十九票。废票三十五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面打×，更有写孙中山的。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是日开票结果：李宗仁七百五十四票，孙科五百五十九票，程潜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四百九十三票，莫德惠二百一十八票，徐傅霖二百一十四票。
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捣毁了。事后李宗仁嘱我把金条四根交给刘士毅转给龚德柏，以示关注之意。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蒋介石的理由是，他现在已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李宗仁）的对手，只有帮助程颂云（程潜），才能击败李宗仁。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的关系，只以同是湖南人，又有蒋介石的吩咐，也就欣然应命。事实上是蒋要程来分李的票而使孙科当选。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同时蒋又示意程潜，令其放弃竞选，他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其竞选费，要程将选票全部投孙。程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既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二十四日晚饭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夜后二时作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四月二十五日，南京各报赫然刊载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声明。李、程两人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宗仁还补充说，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谣诼纷兴，人心震撼。为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激情绪，纷纷罢选，二十五日的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召开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放弃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
二十六日的疏通工作，并无任何结果。二十七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的帮助而得到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两位支持。希望你劝促德邻重新参加竞选，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以达到合作到底的目的。”白崇禧回报李宗仁，谓蒋信誓旦旦，自应对他信任。黄绍竑听了心里有数，只看着天花板微笑。李宗仁沉吟一下，终于答应取消放弃竞选的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
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大会重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零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一十五票。这表明蒋介石仍支持孙科，他对白崇禧所说的话不足置信。但是蒋介石劝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已使李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凡是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这边来了。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依照宪法规定，只以比较的多数当选，所以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败。这样短兵相接，情况就显得特别紧张。当日夜间，是蒋李斗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亲自发号施令，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设置机关，为孙科竞选部署一切。但即使如此，也无裨于孙科所处的劣势，因为蒋介石此时已成为孤家寡人，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二十年来的反动统治，而今分崩离析，败相毕呈。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直到午后方计票完毕，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竞选胜利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加激烈了。
有人说，李宗仁之所以能当选，乃得自金钱的助力。蒋介石为四大家族之首，他既全力支持孙科，在物质基础上当然远远超过李宗仁。对此有一个主要因素易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
CC反对张群组阁，使政学系同复兴系合作，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是日中午，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先提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他说他想就张岳军（张群）、何敬之（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久之无人出声。随后黄宇人起立发言，说：“何以不提胡适之？”蒋闻语面色一沉说 ：“书生不能办事。”停了一会，赖琏说 ：“我赞成何敬之先生。”蒋介石又说：“他要负责军事。”这就表明蒋介石要人们赞成张群当行政院长，但没有人讲话。蒋等得不耐烦，即宣布表决：“赞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在座的人都站起来。
之后，蒋介石又提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候选人。大家对孙科当立法院长都一致支持，但黄埔系的黄宇人、汤如炎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却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表示反对。于是他们同CC系的张道藩、赖琏展开激辩。反对陈立夫的理由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党外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而陈立夫显然不能担负此一使命。蒋介石看到双方相持不下，即宣布表决，要赞成陈立夫的人起立。结果，不仅CC分子一致应声而起，就是黄埔系分子也相继起立，只黄宇人坐着不动，汤如炎作半坐半立状。蒋介石问汤：
“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如炎说：“我原来是反对的，既然大家赞成，我只好服从。”蒋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黄宇人起立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都没有实际的意义。”蒋听了十分震怒。宋美龄发现情形不对，对蒋低语道：“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蒋于是宣布散会。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以及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即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和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整齐步伐。
刘不同则抨击蒋介石的亲信腐败无能。其他发言的人都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当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合众社驻南京的记者张国兴也到场旁听。
自是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都由邱昌渭支付。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次日邱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账单。餐馆经理说，欠账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过了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就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委说，中统已向蒋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竞选活动，是李宗仁发动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账单为证。这样，蒋对李宗仁的恶感更深了。
五月十七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当选，反对CC的联合阵线终于失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部分人给CC收买了。
五月十八日，第一届立法院第一次会如期正式开会。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就首任总统、副总统职。二十一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以张群为行政院院长，要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蒋发言后即先离席，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CC的立委一致主张用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供蒋介石参考。吴铁城知道他们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坚主在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票，容后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此一意见未为参加投票的立委所接受。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不就行政院长，而何应钦也谦逊一番。五月二十四日，蒋不得已始提名翁文灏组阁。
五月间，蒋介石有一次召集CC和黄埔系的中常委兼立委到黄埔路官邸午餐。席间有人提出，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像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借以联络感情。蒋介石点头答应。CC看到机不可失，即抢先在立法院内成立了一个“革新俱乐部”。
与此同时，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在得到吴铁城的支持下成立了“民主自由社”。三青团的刘健群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发现此种情况，深恐反对CC的联合阵线从此分裂，主张组成一个坚实的团体，定名为“新政俱乐部”。不久，立法院内国民党籍的立委即分为三大组合：即“革新俱乐部”、“新政俱乐部”和“民主自由社”。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蒋介石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不利形势下，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批准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孙科的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却滞留上海，迟迟不入京。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孙科始宣布新内阁组织完成，吴铁城、张群、陈立夫等均参加新阁，号称“全党一致”的实力内阁。
孙科、陈立夫既离开立法院，CC即与刘健群接触，表示愿意拥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长，希望“新政俱乐部”方面能同意CC提名的人为立法院长。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社”提出以吴铁城为立法院长，经得“新政俱乐部”同意。可是不久，孙科提名吴铁城为行政院副院长，势须放弃立法院长的选举。在“民主自由社”和“新政俱乐部”多次协商后，改提童冠贤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以取代吴铁城，仍推刘健群为副院长。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改选院长、副院长，童冠贤、刘健群当选，这是“新政俱乐部”和“民主自由社”并肩战斗的胜利，CC提出李培基为院长候选人落选了。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后来对李宗仁所发起的和谈活动，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蒋介石对桂系采取的报复措施及其后果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蒋介石内心异常愤慨，就表现为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遗缺以何应钦继任。白对此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其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却对我板着面孔说：“思远！你同邱毅吾（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在五月三十一日蒋发表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以前，已对白崇禧说要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这表明李宗仁要来南京，白崇禧必须他去，这是蒋对李、白采取隔离安置的一种安排。
回顾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冯玉祥电南京军政首要，主张召开宁汉双方国民党中委会议，解决宁汉合作问题。八月八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联名电复冯玉祥，表示宁汉双方“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蒋介石虽也联署，但名列第四。八月十二日，蒋即通电下野，盖此时蒋介石误会李、何、白暗中合作迫他下台。抗战以后，蒋对李、白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不使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以免造成一种威胁态势。例如，抗战期间，白入京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即去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及抗战结束，白任国防部长，李宗仁就到北平任行辕主任。现在李来白去，自非例常的人事调动，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两年以前，白崇禧任南京政府首任国防部长，但陈诚是参谋总长，白、陈不和，蒋所深知，所以白不仅有职无权，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汇报。因此，白对陈诚，向我发过多次牢骚；对参加作战汇报的那些人，白持以异常蔑视的态度。一九四七年，台湾人民发动了“二二八”武装起义，反抗蒋介石政权的残酷统治。事变以后，蒋介石需要派一个有威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前往台湾，办理善后工作。他考虑结果，以为白崇禧最为适宜。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抵台湾，宣布处理台变四项基本原则，危机卒告解除。白返南京后，蒋拟以白任张群内阁的副院长仍兼国防部长以酬其功，但白力辞。这是蒋白关系比较融洽的一个时期。是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因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于夏秋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直接威胁南京，他要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十一月中，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
这是白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他所以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就是害怕李氏此举会危及他的固有地位。
现在蒋介石要把白崇禧外放，白乘机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将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是蒋介石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将设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不允所请，径将任命发表。六月六日，白崇禧邀李宗仁和我在他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
不多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不为所动。后来又叫黄绍竑去劝他，黄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崇禧。白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黄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的，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大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即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于己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华中“剿总”职务，他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也就搁置不谈了。
何应钦继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以后，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作战部署上要保证使何应钦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密切合作。可是蒋口头答应却并不实行，因此司徒雷登于六月十四日报告美国务院，说蒋介石曾保证同意他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径由无能之参谋总长（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八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又报告说：
“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这表明美蒋关系在继续恶化，司徒雷登正企图把战败责任完全推在蒋介石身上。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在解放济南的同时，毛主席抓住当前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均对中国人民革命有利的大好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十月十九日锦州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十月二十三日，即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当时蒋家王朝所面临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尽管马歇尔对此议提出的答复是：“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但司徒雷登仍悄悄地在进行和谈运动，以期借此逼蒋下台。
与此同时，在锦州失守以后，何应钦深深感到：徐淮会战可能随即展开。二十二日，他召集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肖毅肃，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举行会议，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结果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是白崇禧六月初提出的计划，可是被蒋介石否决了。现在危机迫切，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请蒋重新考虑。此一方案，二十三日由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郭汝瑰临行时，顾祝同再三对他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对郭汝瑰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二十四日，何应钦电白崇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作战指示。
十月二十七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三个机械化兵团，于十月三十日自北平飞回南京。他一下飞机，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放弃了平常的乐观腔调，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据合众社报导，“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会后，蒋嘱何应钦即用长途电话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作进一步的洽商。
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白崇禧飞抵南京，五时即参加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关于讨论中原作战的会议。在会上，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可是三十一日上午十时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
为什么一夜之间，白崇禧就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原来白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而为达此目的，应将主力部署淮河以南，采取攻势防御。可是此时，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像一字形布置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时不我与了。他怕蒋介石造成圈套，要他上当；并且他发现那时宁沪一带政治气氛有点异样，呼吁和谈的声浪正在兴起，他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风向为好。
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至此历时五十天的辽沈战役，以歼灭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余人的伟大胜利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总数迅速增至三百万人，国民党军迅速减到二百九十万人，因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国民党军。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十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又发动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爆发后，蒋军又节节惨败，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当时蒋介石曾电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要河南省主席张轸（兼兵团司令）带领吴绍周、罗广文、胡琏三个军由河南东开，以支援淮海战区。张轸觉得去则必败，所以不愿前往。后来蒋才派了黄维去。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全歼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两天以后，黄维兵团的二十二万人马，在东进途中，被压缩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包围圈内，重重被困，插翅难逃。这时，蒋介石为解黄维之围，忙于把宋希濂兵团的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对此迭加梗阻，几经顾祝同出面疏通，最后才答应放走。可是到了后来蒋要调走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在调兵这个问题上使蒋白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
十一月间，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均遭到致命的挫折，军事失利，已如上述。在经济上，蒋介石于八月十九日以《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发行一种叫做“金圆券”的新币，抢光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金银外汇。他通过此一敲骨吸髓的掠夺手法，从人民手中抢走了三万七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圆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十一月十一日，金圆券的发行额已超过了原定的极限，终于走上了旧法币的命运，使全国人民生活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十一月初美国大选的结果，适与蒋介石预期的相反。当孔宋豪门纷将其家小和财产运去美国之际，CC头子陈立夫突被蒋派往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根据一九五二年秋发行的一期《报道》杂志揭露，陈立夫此次来美，携有蒋介石致杜威州长一函，在彼返上海时，曾对《新闻天地》周刊发表一非常的谈话。他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又说：“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可是非常不幸，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结果，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此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接到此一消息后，立于十一月九日写信给杜鲁门，内称：“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蒋介石此一要求，被杜鲁门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信中严词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亲向杜鲁门呼吁。十一月二十四日，宋美龄同美国务卿通长途电话，表示她要访美。马歇尔要她以私人资格前来，并允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十一月二十八日，宋美龄飞美，十二月三日访晤马歇尔，十日又访晤杜鲁门。宋先后向马、杜提出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包括：
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要求同时被拒绝了。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这无异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
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迫蒋下台。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可是十二月五日晚上，李宗仁突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要我于六日飞返南京。我事后方知，李宗仁所以要我赶回来，是因为吴忠信曾于四日夜来傅厚岗副总统官邸看他，说蒋当天召见了吴忠信，要他接替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不是秘书长的材料，力辞不就。后来蒋介石终于向吴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李宗仁得此讯息，认为局势将变得很快，要我留在南京等候发展。
十天以后，蒋介石终于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来傅厚岗看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洽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这项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我用长途电话告知白崇禧。白用粤语对我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十二月二十日，孙科宣布他的新内阁组织完成，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CC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都当了政务委员，表明它是“举党一致”的内阁。
此时美大使司徒雷登已表明他的坚决立场，认为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于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后，曾前往访问，明告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次日孙科去看司徒雷登，问起傅泾波的建议是否出自他的意见？司徒雷登答复说：“作为一个美国大使，他不能发表正式的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忠诚赞助和谈运动。”这表明司徒雷登正在对蒋施加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据吴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同日由李接任。
可是就在这一天，白崇禧忽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给南京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另送一份给我亲交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原电摘录于下：“……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发出的和平呼吁，事前没有同李宗仁商量。李宗仁从我手里看到该电原文，就说：“糟了，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逼他早日下台，从而恼羞成怒，故意把事情拖下去。”
事情正如李宗仁所料的那样，从二十四日起，李宗仁再不能从吴忠信那里打听到关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了。白崇禧这一举动，不仅对李宗仁无所补益，反而引起了蒋介石的一些误会：
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
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
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早日去职。
蒋介石一贯个性倔犟，不受人们威吓，所以白电来后，他就不再谈引退问题了。
黄埔路官邸的最后晚餐
白崇禧以“亥敬”电发出后，蒋介石迄无任何反应；同时他又听到平津战役爆发，塘沽战争激烈，蒋于二十八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有所指示，二十九日又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凡此种种，均非谋求和平的部署。所以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在收到上电的同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发来“亥卅”电，表达同样主张。因此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台的运动，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他不能一声不吭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我接到总统府总务局交际科的书面通知，要我于下午七时到黄埔路官邸便餐一叙。我到时发现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照耀夺目，天花板下，彩带缤纷，四周墙壁也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从表面来看，充分显示着节日的气氛，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好似大祸临头，忧心忡忡。
这晚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谷正鼎、赖琏、肖铮、刘健群、黄少谷、倪文亚、柳克述、蒋经国、何浩若、贺衷寒、王世杰、王宠惠、范予遂、肖同兹、王启江、张其昀、郑彦等等，共四十多人。
移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这是蒋介石下野谋和的文告，出自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的手笔。自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看到蒋朝绝望，于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自杀以后，蒋要发表什么文章，只能依靠这个由杨永泰一手提拔的“江西才子”了。张群把全文念完以后，全场一片静寂，鸦雀无声。
李宗仁坐在蒋介石右首。蒋问李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跟着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等先后发言。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它表示蒋有下野谋和的意向，这将对于士气人心产生重大的影响。肖同兹、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
当CC分子争论蒋介石不应公开表示下野时，蒋介石火冒三丈，他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当时人们都十分清楚，蒋介石所说逼他下野的“某一派系”，即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头目的桂系。
次日，即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求和文告发表了。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
同日，蒋介石电白崇禧云：“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方可化干戈为玉帛，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则幸矣！”
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团拜”仪式。礼成后，他邀李宗仁到礼堂后面休息室去谈话。
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新年中，南京、上海一带谣言很多，说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的发表，实际上是白崇禧前后两份电报所逼成，甚至说李宗仁正在实行他竞选副总统时就已定下的“逼宫”计划。
蒋介石求和声明所引起的反应
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发表以后，各方反应冷淡。大家所重视的和等待的，乃是中共方面的反应。一月五日，新华社发出了以《评战犯求和》为题的一篇评论，把蒋介石的这个求和声明的外衣一层层地剥开，使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之后，毛主席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历史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蒋介石怎样企图“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呢？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作了概括的说明。他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由于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关于第三点的具体措施，就是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同时，派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