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的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根据当时南京发表的官样文章来看，蒋介石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但实际上蒋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一页。）
在这里，蒋介石还翻了一笔旧账，说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蒋介石在徐州为孙传芳、张宗昌打败退回南京，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忽然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宁汉合作，“建议宁汉双方中委在开封举行会议”。蒋以兵败，不欲以低姿态参加开封会议，对冯电迟迟不复，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三人则以为不宜辜负冯的好意，并主张宁汉应当合作，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带头电冯玉祥云：“对今后党派，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关于促进党内团结，似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宜。”蒋虽签名其中，但名列第四，蒋那时误会李宗仁存心迫他下台，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发出通电下野。结果五个月后，蒋又在四中全会上海预备会议中被推复职，有过此次经验，蒋认为历史将会重演。
正因为这样，所以蒋家官书承认蒋此次下野系暂时引退。“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蒋总统把职权交与副总统代理，系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之规定，并根据此一段之规定颁发文告，请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三页。）最后一句，意即暗示“以党控政”。这样，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照惯例，就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然后方可付诸实施。蒋“引退”以后，仍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中央军”。当时蒋的“中央军”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汤恩伯控制之下，情况如此，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重启和谈于一月二十二日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1886—1973，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896—1979，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委派为国民党代表，因其系“CC派”主战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拒绝。南京解放时，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1896—198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后留美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去上海，分别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1877—1950，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黄炎培、罗隆基、张澜（1872—1955，曾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民主人士，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
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动，一月二十三日，听到中共广播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了进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特饬行政院：（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这就是所谓的“七大和平措施”。
这些措施，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此时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所以承认以毛泽东主席所提八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过目。结果李电发出以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孙科唯蒋之命是从，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元旦，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向李宗仁建议，代总统应于是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以示体恤前方将士之意。但原定每名士兵发给现洋一元，因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没有现金，未能拨付，因而慰劳之举，临时作罢。是时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岁的国民党元老，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两人而已。
是时在溪口同蒋介石在一起的除蒋经国外，还有张群、陈立夫、郑彦芬、黄少谷等，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蒋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与中共进行和谈。
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签订十三项协定，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内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浙江省主席陈仪，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要汤恩伯在上海照样炮制。汤密报蒋介石，蒋开始对陈仪异动密切注意。二月二十一日，汤诱陈去上海，指为“通共有据”，加以逮捕。此事始终未使李宗仁闻知，成为蒋、李交恶的因素之一。
二月一日，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挽留孙科内阁回到南京，特于上午九时专机飞沪。同行者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龙华机场降落时，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方治（1897—1989，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年退居台湾。）、潘公展等人迎接，孙阁成员竟无一人到场。李宗仁先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宅休息。十时许，李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1878—1960，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一日下午三时半，李宗仁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暨其他内阁成员举行会谈，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孙科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自是府院分裂。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