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 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顾复函云：
“德公代总统钧鉴：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 二月一日。”
顾祝同把释放张、杨一事向陈诚、张群身上一推，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张请他们负责办理。二月二日接陈诚复电云：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陈诚所以指名要程思远去台，因为陈与程有过一段历史关系。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举行临全大会后，蒋介石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嘱当时在军事委员会当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在广西干部中荐人参加，白提出韦永成、程思远两人。后来三青团成立，陈诚是书记长，胡宗南是组织处处长，康泽（1904—1967，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介石之宠信可见一斑。）是代处长，程思远被派为副处长，因此陈、程曾一度共事。
二月四日傍晚，程思远飞抵台北。陈诚派省府新闻处长吴锡泽到松山机场接程到圆山饭店安顿。
二月五日，陈诚邀程思远到夷平南路一一九号他的私邸便餐。席上有贺衷寒和陈诚的心腹柳克述、何联奎两人。一见面陈诚就对程说：“有许多事在电报上不好谈，所以请你到台北一行。”饭后，贺衷寒等告辞，陈邀程到休憩室饮茶，对程说，此次邀程来台，并非专为张学良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谈谈，但是此刻还是先从张事说起。张学良现在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至此，陈特别提醒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明知释放无望，认为不必有此一行，当即婉辞。
八日，程思远正在圆山饭店同何浩若谈话，陈诚来访。何忙退出。陈对程说：今天我们谈谈时局问题。当前和战未决，局势非常危险，我们能否安然渡过难关，首先看党内是团结还是分裂。
陈诚继续说：“蒋先生‘引退’后，李德邻先生是团结的重心所寄，而宪法又是我们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
“可是，李代总统在十日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同意以共方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是一种重大的决策，事前未提中常会讨论，犹有可原，但未经征询行政院院长同意，更没有由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这样一来，一个所谓‘责任内阁’怎么能够负起责任来呢？孙哲生（孙科）为此表示不满，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陈诚建议：“以后李德公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似应指定几个专家先行研究，考虑其利害得失，再行付诸实施。人们现在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过去蒋介石是独裁的，现在李宗仁也不民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目前政治情势空前严重，必须全党一致，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方能支撑危局。若要达此目的，德公应当经常派人到地方去联系，地方也应当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
二月九日，程思远偕翁文灏从台北飞抵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