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九月”
恐怖组织，由来已久。但真正引起全世界人注意的，应该就是2001年9月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这起由本·拉登领导下基地恐怖组织所制造的恐怖袭击，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起恐怖袭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时局。
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无疑因为“9·11”事件一战成名，成为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不过，在世界恐怖组织的历史上，本·拉登此人却仅仅只能算是一个资历尚浅的晚辈。在“基地组织”为全世界所知之前，在世界各地，其实早已经发生过多起令人震惊的恐怖行动。
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恐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细究起来，恐怖活动应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专门记述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古罗马凯撒大帝的遇刺都是著名的历史恐怖事件，而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更是当代历史中的典型恐怖事件。
18世纪以前，恐怖活动基本上以暗杀、投毒为主要表现形式。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和1914年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是这一时期两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他们都是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谋杀某一政府要员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目的，吸纳民众参与。 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60年代末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此期间，恐怖主义的活动热点是在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时期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手段日趋多样，劫机、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都有，袭击目标和活动范围已经超出国界，越来越具有国际性，逐渐形成了国际恐怖活动。
70年代以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松散的国际网络。据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有关资料，80年代全世界共发生了近四千起恐怖活动，比70年代增加了30%，死亡人数则翻了一番。
据有关专门研究国际恐怖活动的机构统计，在1970年到1979年的9年间，因遭恐怖活动丧命的人数多达4000人，年均约400余人；1988年国际恐怖活动发生了856起，死亡人数多达660人，其中中东地区因民族矛盾比较复杂，共发生313起，占全世界恐怖事件的36%，是恐怖活动的多发地区。而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恐怖活动则尤为频繁。1972年9月发生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的惨案，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起恐怖活动，史称“慕尼黑黑九月事件”。
这起恐怖活动的发生，和中东地区大部分的恐怖活动一样，源自两个民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称这两个民族为世仇，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北部，北接黎巴嫩，东邻叙利亚、约旦，西南与埃及的西奈半岛接界，南端的一角临亚喀巴湾，西濒地中海。它的地理位置正处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
公元前13世纪非利士人在沿海建立国家。因此在亚述文中地中海西南部的海岸被称为“Pilaschtu”。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文章中出现了“巴勒斯坦的叙利亚”这个名字，来描写从今天的黎巴嫩到埃及的海岸地区，这个名字被古罗马人延用引入拉丁语。
公元前13世纪末希伯来各部落迁入定居。
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希伯来王国，后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外族都曾占领巴勒斯坦。
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侵入，绝大部分犹太人流往世界各地。据相关记载，在公元 132年，当犹太人得知罗马人打算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并把这里作为殖民地而发动叛乱时，一部分犹太人迁移到小亚细亚的东部和南部。大部分的犹太人则经过了长途跋涉来到了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在那里建立了犹太人聚集区。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在镇压犹太人起义后，将犹太省的名字改为“巴勒斯坦”，来消除对犹太人的记忆。当时耶路撒冷也被改名为“capitol”，犹太人禁止进入这座城市。
犹太民族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被罗马帝国赶出故土后，1270年从不列颠、1306年从法兰西、1492从西班牙，犹太人相继被驱逐出境，在哪儿都受到虐待。
公元6世纪，普罗菲特·穆罕默德建立了阿拉伯大帝国。公元7世纪，穆斯林们在欧亚大陆上开疆拓土，从阿拉伯半岛开始，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包括从现在的印度到西班牙到法国南部的广阔疆土的庞大帝国。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并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化，逐步形成了现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那时，阿拉伯帝国正处于一个探索科学和技术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时期，基督教的十字军也开始到达耶路撒冷。阿拉伯穆斯林与基督教国家的战争一直持续了200年，直到基督教国家最后战败，退出了这片领土。在经过埃及的统治和蒙古的入侵后，16世纪起巴勒斯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犹太人的荣耀之都——耶路撒冷也于16世纪初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土耳其最终占领了除阿拉伯中部沙漠以外的几乎整个北非。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沦落到了被人统治的地步。
1789年，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和学者们来到开罗，阿拉伯人开始准备重现他们昔日的辉煌，然而，这些“半阿拉伯人”的联合并不能阻止欧洲势力的入侵，最终沦于他人的统治之下。阿拉伯统治者满足于他们很小的领地上所拥有的一点权力，为了获利，他们还与外国公司达成了各种贸易协议。然而一些阿拉伯人慢慢地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受欧洲的商人和政府所影响。
到了19世纪，在欧洲和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反对犹太主义的风暴。1920年，约旦人民通过斗争，终于使得自己的国家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获得了独立。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这使得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19世纪末，在“犹太复国运动”者的策动下，大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与当地阿拉伯人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鉴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两个民族难以共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犹太两个国家。由于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族同教的关系，他们坚决反对分治决议，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由此种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更大规模的矛盾和冲突的种子。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次日凌晨，五个阿拉伯国家立刻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然后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军以惨败而告终，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占领了巴勒斯坦近五分之四的土地，比联合国决议规定的犹太国家的面积还多6700平方公里，近百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战争遗留下的“边界问题”和“难民问题”，为此后多次爆发战争埋下祸根。
以色列建国之后，制定了一系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下，有将近60万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政府的驱逐，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散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中，过着颠沛流离、忍辱求生的生活。
1964年，一部分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堪忍辱求生，于是行动起来，成立了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迫使50万阿拉伯人背井离乡。这些失去家园的阿拉伯人在难民营中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怀着刻骨的仇恨，从而为阿拉伯抵抗运动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策略最初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持下“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但是，阿拉伯国家利益的不相协调和相互之间的钩心斗角，导致对以战争的一再失利。对阿拉伯国家的极大失望，使巴勒斯坦人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两个负责人乔治·哈巴什和瓦迪埃·哈达德另立山头，在1967年12月成立了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并开创出一种劫持飞机的斗争方式。
1968年7月23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方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以色列被这种罕见的国际斗争方式搞得措手不及，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步——按照“人阵”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了那20名巴勒斯坦俘虏。
这一次劫机行动的成功大大激励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的斗志，尤其是激进的巴勒斯坦大学生。他们纷纷涌向“人阵”，成为其中坚实的支持者和行动者，“人阵”一时间开始飞速发展壮大。面对这种局面，阿拉法特也不甘寂寞，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别行动队。一批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送到埃及开罗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
1968年7月的劫机事件成功后，为了鼓舞士气，再接再厉，此后“人阵”又劫持了多架飞机，并杀害乘客和机组人员。“人阵”用最极端残酷、前所未有的手段让世界关注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不仅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严厉谴责，而且也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多次劫机事件使得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深感头疼，巨大的国际压力令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聚居在国内的巴勒斯坦人问题。这其中，尤其以约旦最甚。
1970年时，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约旦国民的半数。难民营里日益扩大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广泛地在以色列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则不断地予以回击，令整个约旦境内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时任约旦国王的侯赛因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源自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国内的民众。在1970年，侯赛因国王几乎已经同以色列人握手言和，但这些位于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却一直不断地在为他的国家制造流血冲突和危险。为了本国的安全，侯赛因最终下决心要遏制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活动。他要打击一下那些越来越躁动不安、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巴勒斯坦人。
就在侯赛因筹划如何处理这些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时候，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又一次劫机行动，令他下了武力驱除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决心。
1970年9月6日，为了要求释放被关押在德国、瑞士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成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人阵”把英国、德国和瑞士的3架飞机劫持到了约旦（共劫持5架，另有1架被劫持到他国，1架未遂），并扣留了飞机上300名美国、英国、以色列、西德和瑞士的乘客，这些乘客在沙漠中被囚禁了整整七天。
在“人阵”的这次劫持中，飞机迫降约旦机场发生大爆炸。9月12日，“人阵”的恐怖分子在沙漠中炸毁了三架飞机，又在开罗机场炸毁一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班机。这次事件使得约旦在国际上颜面扫地，国王侯赛因得到消息时已经出离了愤怒。然而，更让这位年轻的国王感到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在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下，叙利亚军队竟然开始侵入约旦境内。一时间，约旦形势危急，中东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迫不得已下，侯赛因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向英国求助。他希望英国劝说以色列出动轰炸机，对叙利亚军队进行空中打击。
一名阿拉伯领导人请求以色列出动飞机轰炸一个阿拉伯邻国，这在中东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英国首相希思接到侯赛因的求援信后，与美国进行了协商，然后向以色列转达了约旦方面的请求。
在美国的支持下，约旦政府军在9月17日向总兵力达5万人的巴勒斯坦解放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就在那几天里，约旦政府军重创了巴勒斯坦解放游击队，打死了至少4000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打伤无数。
“人阵”策划的这一次劫机事件令约旦政府和国王侯赛因在国际上声誉扫地，约旦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埋藏许久的矛盾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化。约旦军方的忍耐彻底超过了极限，在没有国王侯赛因命令的情况下，安曼街道上的军队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有资料称，至少几万巴勒斯坦难民死于这个1970年的“黑九月”里。
约旦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这次严重流血冲突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称为“约巴黑九月事件”。1971年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的基地丧失殆尽，被约旦政府强令逐出约旦国境，失去了反以色列的重要基地，被迫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境内继续开展活动。
约旦政府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报复之声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难民中十分高昂。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从约旦和埃及驱逐严重限制了该组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越界军事行动的能力。为了对约旦当局实施报复并继续开展对以色列的斗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极端分子的好战性日益强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特殊的组织，对以色列采取非常的战争手段。
迫于好战派的压力，1971年8月到9月期间，在大马士革召开的法塔赫大会同意建立一支在国外发动袭击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秘密部队——“黑九月”。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牢记约旦当局在1970年9月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
阿里·哈桑·萨拉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成为“黑九月”组织的领导人。考虑到恐怖手段历来为国际社会所不齿，“黑九月”被禁止发表正式声明，其领导人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
“黑九月”组织成立后，很快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并在1971年11月刺杀了对杀害和驱逐巴勒斯坦人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之后，“黑九月”将目标对准了以色列。他们声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巴勒斯坦绝对的仇敌，甚至包括任何到以色列的游客，而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也都将成为他们打击的目标。一时间，恐怖事件接连不断，所有以色列人都被一种恐惧情绪所包围。
成功暗杀了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后，“黑九月”组织在1971年到1972年间又进行了9次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一时间，中东和欧洲阴霾密布。就是在这种气氛下，1972年8月，第20届奥运会即将在西德慕尼黑拉开帷幕。
西德当时虽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但还是邀请以色列参与奥运会，借此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也用行动回应了西德政府的邀请，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参加慕尼黑奥运会。而这个消息，很快通过报纸，被“黑九月”组织的领导人阿布·伊亚德、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知道了。
1972年7月，“黑九月”组织的三巨头在罗马秘密聚会。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三人都对国际奥委会对巴勒斯坦运动员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要求置之不理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认为国际奥委会批准以色列参加这一届奥运会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侮辱，同时认为西德邀请以色列参加这一届在慕尼黑举行的奥运会却没有邀请巴勒斯坦是一种“惺惺作秀”，是为了弥补二战期间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并不反感西德的这种做法，毕竟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但却对西德忽视他们巴勒斯坦感到异常愤怒。
法赫里·乌马里认为巴勒斯坦在奥运会的位置被占领者的旗帜所取代是一种奇耻大辱，阿布·伊亚德和阿布·达乌德表示同意，同时认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被世界所忽视，国际奥委会的态度正是这种状态的最好写照。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快乐而他们巴勒斯坦人却要被拒之门外？尤其巴勒斯坦还是中东地区最早成立奥委会的地方。
早在1931年，巴勒斯坦就成立了奥委会，并在1934年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当时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中既有犹太人运动员，又有非犹太人运动员。鉴于**德国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刚刚成立的巴勒斯坦奥委会拒绝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不复存在，但是“直到1967年，巴勒斯坦奥委会仍然是奥林匹克家庭的成员”。
而以色列是则是在1948年宣布独立以后才组建了独立的奥委会，论资历，根本无法和巴勒斯坦奥委会相提并论。但事实是，国际奥委会批准了以色列，却拒绝了巴勒斯坦。
事实上，这并不是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拒绝巴勒斯坦参加奥运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次提出自己是“巴勒斯坦奥委会”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奥委会予以认可，并允许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并没有统一的体育组织而被国际奥委会所拒绝，阿拉伯人对此十分恼火。
1972年在西德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可以说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卫星直播的奥运会，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10亿观众观看比赛，慕尼黑奥运会成了世界聚焦的中心。
巴勒斯坦人意识到奥运会具有很大的宣传潜能——它提供了一个引起世界关注并迫使世界倾听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的方法。所以巴勒斯坦人对参加这届奥运会十分重视。据报道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说是巴勒斯坦青年联盟)曾经两度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要求后者承认巴勒斯坦奥委会，并允许参加1972年奥运会，但都没有回音。
而相对的，由25人组成的以色列奥运会代表队则是以色列在历届奥运会上派出的最强大阵容，也是打败希特勒以来访问德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犹太人组织。这意味着犹太人能够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他们的实力，让全世界人都关注到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尤其仇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看来，无疑是不能容忍的。阿布·伊亚德、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但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国际奥委会的拒绝，巴勒斯坦参加这一届盛况空前的奥运会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奢望。
既然光明正大的参加已经无望，那用属于“黑九月”组织自己的方式渗透到这一届奥运会中去呢——三人在经过简短的商讨后，一致同意，要充分利用这次卫星转播的机会，策划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从而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
三人很快就行动法案做出了讨论，随着计划的不断补充和完善，一个即将震惊世界的恐怖行动，逐渐丰满起来。
8月，在慕尼黑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周里，人们多次从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次大会的热烈评论：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是的，这届在西德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绝对这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因为这届奥运会对于德国政府而言不可不谓意义重大，借这次夏季奥运会，德国政府希望让世人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罪恶，忘记德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向世界证明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自主、开明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德国政府邀请了世界各地4000多家媒体的记者，希望让他们见证此次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从而向世人证明德国的重新崛起。
由于1936年的**奥运会军事色彩十分浓厚，联邦德国政府筹办时竭力避免人们对这届慕尼黑奥运会产生**奥运会的联想。所以对于呕心沥血主办这届奥运会的西德官员来说，他们希望这次运动会能让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复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人们应抹去二战和希特勒时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留下的阴影。为此，他们将资金优先满足购买先进的体育器材，从而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加上西德的边防人员和重要的运输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给了“黑九月”组织成员潜入的机会。。
虽然在奥运会开始前，西德安全部门曾聘请心理学专家乔治塞伯博士为奥运会安全顾问，来预测奥运会上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以促使警方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先知先觉”的乔治塞伯曾设想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凌晨爬进奥运会绑架以色列人质的情景，甚至还预测巴勒斯坦人索取飞机及宁死不屈的结局，但德国安保部门对乔治塞伯的“离奇设想”看得很淡：“能不能不把情况设想得那么可怕？”
正是德国保安部门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分析的不足，忽视了恐怖主义的崛起，加上慕尼黑奥运会之前的历届奥运会，从未发生过恐怖袭击，让“奥运会是安全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导致西德奥组委虽有相应的安保预案，但缺乏相应的执行力。
慕尼黑奥运村的安保就相当于现在大多居民社区的安保水平——有一个围墙，几个阻挡设置，在奥运村外分散巡逻的身穿青绿色运动夹克的安全人员没有配备任何武器，仅仅携带一部步话机，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出售假票和醉酒滋事等行为。
而奥运村内的安全更为松懈——运动员在奥运村进出时都不需要出示身份证；虽然奥运村的大门晚上是锁上的，但是运动员们能够轻易翻越围绕奥运村的只有2米高的铁栅栏，保安官员也懒得过问。
这种“不设防”的奥运会布局，正好给了“黑九月”组织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
1972年9月4日，以色列队没有赛事，大多数运动员在奥运村休息，晚上出去看电影。电影看完了，以色列选手陆续回到了奥运村。9月5日凌晨约4点整的时候，当以色列运动员们还处于沉睡中，奥运村外面突然出现了8个模糊的身影，他们身上穿着作为伪装的田径服，手上拎着沉重的运动包，翻过栅栏，悄然走向奥运村中以色列运动员住的公寓。
这8个人就是“黑九月”组织的成员。他们带着冲锋枪、手榴弹，越过栅栏，直奔既定目标。他们选择从这里进去，是因为他们先前察看过，而且知道，一些运动员在外面喝醉了，回来时常常攀越这段2米高的栅栏，而负责保卫工作的巡逻人员根本不会加以阻拦。
为了执行这一次的计划，“黑九月”组织成员事先都做了周密准备：这次潜入的8人中，其中一人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还有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来到目标地点后，这八人在以色列人住的一号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打开了房门。尽管他们竭力不发出声响，但还是被尚未睡熟的以色列运动员发现了。
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是一个身材高大，体重将近124公斤的巨人，门后低沉的阿拉伯语谈话声使他感觉到了危险，他没有多想，立马跳下了床，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门，同时用希伯来语对室友大声喊“有危险！”
听到房内的声音，8人没有迟疑，立刻一齐走到门旁，试图将门推开。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也使劲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朝自己而来的巨大推力，双方都使出了自己的最大力气，他们甚至把金属门框和铰链都扭弯了。由于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的阻拦，使同室的一位举重教练有时间破窗逃走。但另外几人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黑九月”组织成员破门而入，立刻和房间内剩余的以色列人员展开了搏斗。
摔跤教练温伯格这时候正好从外面回来，看到己方房间内发生袭击，立刻冲了过来。他进房间就立刻挥拳打翻了8人中的一个，另一人眼见他体格魁梧、搏斗技巧高超，慌忙冲他开了一枪，子弹射穿了温伯格的面颊。身负重伤的温伯格强忍剧痛，挥肘猛击另一个潜入者的嘴巴，将那人的骨头打得粉碎，与此同时，又有子弹向他射来，温伯格胸部连中数枪，不支倒地。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遭到捆绑，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砍伤了其中一人前额，但是从他身后跑来的一人朝他连开了数枪。
25分钟后，室内的搏斗宣告结束。温伯格和约瑟夫·鲁马努被打死，其余9人被劫为人质。
在双方搏斗中，奥运村治安当局接到过一些路人打来的电话，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搏斗时断时续，几声枪响和撕心裂肺的呼叫过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闹不清出了什么乱子，因为在奥运村，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庆祝活动，经常有人放爆竹焰火，喧闹取乐。
4点55分左右，一名没带武器的西德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打开步话机，朝站在康那利大街31号前缠着头巾的一名“黑九月”组织成员咕哝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没吱声，从公寓门后溜了。
凌晨5点左右，“黑九月”组织成员因为没能找到住在其他房间里的以色列人，只好押着抓获的9名人质匆匆撤离奥运村。
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曼弗雷德·施赖伯在睡梦中被报警电话惊醒，于是慌忙组织人力处理危情。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德国总理勃兰特，立即和以色列总理果达尔·梅厄夫人取得了联系，梅厄夫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她的理由让勃兰特无话可说——“以色列是不会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的。因为如果我们让步，那么从今以后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再享有安宁了！”她通过以色列驻德大使告诉德国政府，德国必须自己面对恐怖分子，解决人质危机。
得到以色列方面这样的答复后，德国政府明白，接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是德国的一相情愿了。为了争取救援时间，德国谈判专家走向恐怖分子和人质所在的公寓，和恐怖分子对话。
5点10分，西德当局开始了拯救人质的行动。在双方对峙当中，“黑九月”组织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西德监狱中的两名囚犯；最后期限为9月5日上午9点，过时开始杀人。不过随后，“黑九月”组织成员一再修改了最后期限的时间。
上午9点，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起暂停全部比赛。
西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作出了反应，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但必须就细节问题作进一步谈判。西德警方欲争取时间，为冲进31号大楼营救人质做好准备。
晚上18点35分，双方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接触。西德内政部长、慕尼黑警察总监和奥运村村长进入31号楼，亲眼目睹了劫持者孤注一掷的决心，于是决定改变原定冲入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这时，“黑九月”组织成员提出要求德国政府派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往埃及。经过短暂的思考后，德国政府同意了，并决定在慕尼黑机场实施营救行动。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这时也来到了慕尼黑，他要求德国政府允许以色列派遣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突击队，参与解救人质的行动。但勃兰特总理拒绝了扎米尔的请求，声称德国有能力解决这一事件。他开始布置救援行动，并同时继续和恐怖分子的谈判。但此时，恐怖分子已经不再给德国时间了，他们让德国政府立即派飞机，否则即刻枪杀人质。
晚上20点30分到21点间，西德方面派出了3架直升机。
德国警方在布鲁克机场布置了5名狙击手，3位布置在信号塔上，1位躲藏在地面一辆维护车辆后，最后1位躲在地面的水管障碍物背后，因为德国方面根据艾哈迈德·图尼的报告，认为只有四到五名恐怖分子。但其实恐怖分子一共有八人，而且由于交通堵塞，令装甲车迟到半小时。
大约晚上22点30分，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波音727客机，警方打开探照灯照亮现场（事后被认为光线仍不足帮助狙击手辨认目标），“黑九月”此次行动的头领前往检查飞机，而人质则继续留在直升机内。
德国警方原计划在机组人员中混入警察协助消灭1至2名恐怖分子，但因为没有接受任何反恐训练的机组人员们最后拒绝帮助执行而在行动开始前全部撤离了客机。当恐怖分子头领艾萨发现波音客机内没有任何机组成员时，他立即折回直升机。
这时躲在水管后的一名狙击手首先向他开火，此时约为23点。由于狙击手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装置，没有夜视装置和头盔，且人数也落后于对方，计划完全失控。第一发射击未击毙艾萨而击中了陪同前去检查飞机的副手的大腿，他后来也爬回到其他恐怖分子那里。
三名恐怖分子藏身到直升机后面还击，而由于之前的错误，直升机的停机方向位置未正确按照计划执行也造成狙击手的视觉范围被阻挡。战斗持续了45分钟，直到装甲车到来。
扎米尔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这所谓的救援行动没有严密周详的计划，没有充足的人员配备，没有足够的保障措施，简直是什么都没有。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绝望的扎米尔用阿拉伯语向恐怖分子喊话，请求他们停火谈判。但是一切都晚了，形势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在掌控之中了。
由于恐惧，一名恐怖分子开始向第一架直升机内的人质开火，并让其他两名恐怖分子走出掩护。他跳出去的时候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杀死了直升机内的所有人质。第二架直升机的五名人质同样在战斗中全部死亡，直升机被引爆。
这场枪战一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警察在清点尸体时，发现有5名歹徒被击毙，西德警官1人死亡，几名警察受伤。而准备解救的9名以色列人质则全部被“黑九月”组织成员杀害。营救行动宣告彻底失败，机场内血流成河。
9月6日，奥林匹克运动场里，一片肃穆。122个参加国的运动员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集体哀悼遇难的以色列运动员。当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奏响时，许多运动员禁不住放声痛哭。幸存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追悼仪式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9月7日，奥运会恢复比赛。
营救行动失败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纷纷指责西德警察无能，抨击西德政府“视人质生命如儿戏”。这次恐怖事件，让西德政府蒙受了奇耻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危机感。
从此以后，赛事安全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恐怖袭击事件中也有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慕尼黑事件是恐怖分子的一次“成功”，而且会诱使其他恐怖组织把奥运会作为袭击目标。
另一方面，慕尼黑奥运会的血腥一幕也唤醒了主办者的安全保卫意识，使他们看到反对恐怖主义也是举办奥运会举足轻重的一环。在随后的历届奥运会和其他重大赛事中，组织者都提高了安全措施的投资力度。
二、上帝的复仇，“天谴”计划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各国政府纷纷站出来，指责制造了这一惊人罪行的恐怖主义分子，强烈谴责他们的反人类行为。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次的悲剧使他们想起了恐怖的过去。犹太人一度在德军严密的监视下走向了他们的厄运；如今，德国人又再一次袖手旁观而没能营救他们。德国人虽然走了，但是阿拉伯人来了。同样的，他们做了几十年前德国人所做的暴行。
以色列国内媒体对于大规模的国家复仇的态度是坚决的，以色列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发表社论认为——“进行彻底清算解决这一事件的时候到了，我们只有把血债算到他们的游击队员和派遣者头上……我们应当在家门口打击他们，他们和他们的派遣者应对此负责，还有那些在慕尼黑庇护恐怖分子并提供武器帮助他们渗入奥运村的人。”
整个以色列都在怒吼着要复仇，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中东地区会爆发战争。阿拉伯人更是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的愤怒是可怕的，在叙利亚，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原先在大马士革城外的装甲坦克团都被调入城市周围的防御区，防止以军空袭，预防可能发生的以军人侵和空降兵的登陆。
在慕尼黑攻击事件发生以前，巴以领导人之间曾经达成一个默契，以避免极端的恐怖活动。然而慕尼黑事件改变了一切，它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越轨恐怖袭击，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受到威胁。以色列人发誓他们将迅速反击，不需要等待了。
9月8日，即“慕尼黑黑九月事件”发生的三天后，以色列开始了反击。以色列空军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的进攻行动：同时轰炸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叙利亚境内7个、黎巴嫩境内3个游击队营地。200多人被炸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一说炸死了200个恐怖分子和11个平民)。
9月16日，以色列发动了对南黎巴嫩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了南黎巴嫩，横扫10余个村庄，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摩萨德首脑扎米尔从德国返回以色列后，受到了解内情的高级官员们的批评。因为在此之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向候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 100多人或死或伤。而在以色列运动队开赴联邦德国之前，摩萨德就不断得到关于“黑九月”在慕尼黑举行奥运会期间要显示其威力的情报，但这将是什么性质的行动，却无人知道。
尽管扎米尔为自己做出了辩解，但他还是被削去了一部分权力。不过利达机场和慕尼黑的残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扎米尔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允许他的摩萨德使用“暗杀”这一残忍的最后一招。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报复行为。
在扎米尔向梅厄夫人汇报了他亲眼目睹的惨案情况后，梅厄夫人愤怒得几乎把持不住自己，以色列举国发誓复仇。在以色列政府批准摩萨德使用“暗杀”后，扎米尔领导的摩萨德得到了几乎是过去两倍多的资金预算。而以色列政府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复仇——“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长久艰难的战斗，因为我们要让那些残忍的恐怖分子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不管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把他们找出来，施以惩罚。”
在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前，以色列人杀害过许多他们的敌人，用匕首、子弹、炸弹毫不留情地痛击他们的敌人。以色列特工给为埃及政府服务的原**科学家发邮件炸弹，他们也给与以色列作对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发邮件炸弹。但是大部分的谋杀行为只是针对特定事件的特定人。然而，慕尼黑事件改变了一切。事件发生之后，梅厄授权她的情报部门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动秘密战争。
10月24日，第一批洪水般的以色列信件炸弹开始大量出现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在利比亚玛斯特法阿委得的阿布·宰德，由于面前的一个包裹突然爆炸，他的脸部受到重创。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布·哈里同样由于邮件炸弹而严重受伤。此外，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黎巴嫩的一些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也都成为了以色列特工的攻击目标。
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班机，以炸毁飞机相威胁，迫使德国释放了被抓获的三名慕尼黑恐怖分子。消息传来，以色列举国震怒。以色列内阁立刻设立了由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扬亲自掌管的高度秘密的“X委员会”，国防军情局首脑雅里夫被任命为“总理反恐怖顾问”具体负责摩萨德的暗杀行动。
雅里夫指示扎米尔不仅要杀死那些恐怖分子，沉重打击阿拉伯人，而且要在暗杀中使用非常的手段和方法。扎米尔马上开始组建复仇小组，并给这个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取代号为“上帝的复仇”，对“黑九月”组织高层和与慕尼黑事件有关人员进行报复性打击。摩萨德很快制定出了一份“天谴”计划，这一次，扎米尔决心要暗杀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关的“黑九月”、“法塔赫”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使这些恐怖组织运转不灵，而不是对难民营进行饱和轰炸。
“摩萨德”的拨款成倍增加，扎米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他将这支队伍命名为“死神突击队”。“死神突击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暗杀一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暗杀前先设法建立自己的掩护和安全的藏身之处，研究暗杀目标的生活习惯和所采取的安全保卫措施，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到摩萨德总部审核，对行动计划作出修改，然后才给以最后批准。
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个以色列人抵命，扎米尔借助电脑作了冷静而精确的分析，很快拟出了11个人的“死亡名单”。于是，一系列针对“黑九月”高层的暗杀行动随即发生。
在这份11人的“死亡名单”中，名列首位是“黑九月”组织的领导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阿里·哈桑·萨拉迈。
第二位是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位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黑九月”组织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
第四位是瓦埃勒·兹怀伊特，知识分子、诗人，“黑九月”组织驻意大利的领导人。
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第六位是卡马勒·纳塞尔，“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特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瞒自己与 恐怖组织“黑九月”有往来。
第七位凯马勒·阿德万，此人和纳赛尔一样，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
第八位是马赫穆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位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好色之 徒，却不知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第十位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究竟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虾米”。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这样，他就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死亡名单”确定后，“死神突击队”在扎米尔的领导下，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报复性的暗杀活动。
1972年10月16日，“摩萨德”特工在罗马刺杀了“黑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阿拉法特的表兄弟瓦埃勒·兹怀伊特。这是一个既阴险又危险的家伙，1968年，他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班机，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序幕；其后，他又骗取了两位英国姑娘的信任，送给她们一部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她们将其带上飞机，差点使这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机毁人亡。
12月8日，“死神突击队”成员在巴黎炸死了“黑九月”在法国的负责人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哈姆沙里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了“慕尼黑惨案”，他们把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成员从法国运到了德国，然后又帮他们同德国的一个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与此同时，他与布迪亚还正准备筹措一个叫做“东方巴黎人”的新恐怖组织，打算实行新一轮的恐怖活动。
1973年1月24日，以色列特工在塞浦路斯刺杀了“黑九月”在塞浦路斯的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苏联克格勃之间的联系人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1973年4月6日，暗杀小组在巴黎街头开枪打死了被认定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贝鲁特大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随后不久，“黑九月”与克格勃之间的新联络官赛义德·穆查西和“黑九月”法国新领导人穆罕默德·布迪亚也被刺杀。
1973年4月9日，“摩萨德”与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谋部侦查营”的突击小分队联合发动了一次代号为“青春之泉行动”的最大胆、最肆无忌惮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直捣位于贝鲁特的“黑九月”恐怖组织总部，鉴于这次行动规模较大而且比较危险的情况，摩萨德还专门组织了敢死队，准备为成功实施这一计划付出代价。
突袭队远途奔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攻击了位于市中心的巴解组织总部办公楼和一幢4层公寓楼，打死了被以色列认为很深地卷入了黑九月事件的“法塔赫”组织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联络工作的阿布·尤素福，公共关系负责人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卡马勒·纳塞尔，以及负责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的凯马勒·阿德万。
同时，一只伞兵旅小分队攻击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总部大楼并将其夷为平地，另一支伞兵旅小分队袭击了附近的军火制造厂和燃料仓库。攻击行动打死了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对贝鲁特的袭击完成了“上帝之怒行动”最广泛的目标之一——用恐怖手段对付他们的领导人，并迫使巴勒斯坦游击队转入防御。
在执行这份“天谴”计划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摩萨德突然遇到了问题。就在摩萨德准备全力以赴干掉暗杀11名奥运选手的主谋人物哈桑·萨拉迈时，竟阴差阳错地出现了一次误杀，一位无辜的摩纳哥服务员被认错人的摩萨德特工枪杀在挪威。这起发生在1973年的误杀虽然引得国际舆论一片谴责，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刺杀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放松对头号暗杀目标哈桑·萨拉迈的追踪。1979年初，“死神突击队”的一个暗杀小组成员终于在贝鲁特用汽车炸弹将他成功炸死。随着“红色王子”的死亡，以色列报复行动终于宣告结束。而参与制造慕尼黑惨案并被释放的三名恐怖分子虽然一直隐瞒身份四处躲藏，也有两人没能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至此，历时9年的“上帝的复仇”正式结束，以色列刺杀了绝大多数它认为与“黑九月”有关的恐怖分子，而且还错杀了无辜者。“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以色列也完成了它长达近9年时间的复仇计划。这次复仇也是20世纪最漫长的国家复仇行为。
在这个名为“上帝的复仇”行动中，为了成功暗杀目标，摩萨德特工可谓是使尽了手段——汽车炸弹、弹簧炸弹、电话暗杀、突袭总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背后，是以色列付出的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摩萨德神秘、迅速、准确、凶狠的行为作风，也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经常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恐怖主义分子意外死亡的报道。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以恐怖为开端，又带来了更多而且更加血腥的恐怖。它虽然暂时为阿拉伯人出了气，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的报复和阿拉伯人的反报复，因而成了此后双方无休无止的恐怖活动的开端。这种以暴制暴、以恐怖对付恐怖的手段的结果完全无助于巴以冲突的解决。而巴以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以恐怖手段反恐怖，只能形成恐怖的锁链，不可能解开民族矛盾。
最终，一切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纠纷，都会在谈判桌上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化解一切仇恨。
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