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即便对西藏的佛教世界最缺乏了解的人，也知道那里有达赖和班禅。这正是所谓的后来居上，因为达赖和班禅只是格鲁派的活佛，而在西藏的各个佛教宗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兴起的一支。
每一支宗派的兴起都会有很多的因缘，但有一个因素是永远不可少的，那就是一位杰出的领袖。而在教派的根基奠定之后，要想在许多资深宗派当中脱颖而出，形成政教合一的一统局面，那么杰出的领袖在每一代都必不可少。
当然，领袖或许永远只有那一位或两位，在不歇的轮回转世中发挥着自己永恒的力量。
1．从宗喀巴开始
离贪嫉者能净心中贪欲云翳，犹如夜月，众星围绕。
——《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仅在世俗世界，就连在宗教世界也能见到它的影子。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悲观？因为佛家讲“贪、嗔、痴”是人类固有的习性，若要断除之，尤其是断除贪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却必须要做。要皈依佛法，就不能同时供奉财神。无论在印度、中原，还是西藏，有多少次教派之争，多少次政治领袖的灭法活动，都围绕着一个“贪”字。
越是源远流长的江河越容易泥沙俱下，藏地的佛教传播得久了，僧侣的势力大了，不守清规戒律的事情也就多了。就连最虔诚的藏民们也不禁开始怀疑，为什么有一些本该清修的僧人总是热衷于占有更多的农奴、追求更淫靡的生活？为什么他们念着“四大皆空”，聚敛起财富来却比最黑心的商人还有热情？那些僧人甚至发明出了一些理论，说僧人纵使为非作歹，自有轮回业报的束缚，但俗人如果非议他们，就会遭受更加严厉的业报。——这些问题将来也会深深地纠结并折磨着仓央嘉措那颗来自民间的单纯的心，他坐上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光明的顶点，却看到了常人很难看到的更多的阴影。
对于那些真正有着纯洁信仰的人，他们宁愿接受达磨灭法也无法忍受来自佛教内部的腐朽堕落。就像热恋中的情侣，宁愿为爱情而死，也不愿看到爱人变心。佛教到了需要整顿的时候，领头的必须是个不但德高望重，而且必须纯洁无瑕的人。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宗喀巴。
宗喀巴首先是个博学型的僧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显密两教的各种经典下过苦读的功夫，而且每学完一部书，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清楚，一座座寺院地去和各大高僧辩论。
就佛理展开公开辩论，这在古代的佛教世界是很流行的，甚至印度僧侣们还专门发展出了一套因明学，也就是逻辑学，这样一来，大家讲经和辩经就有共同的逻辑规范可以遵守了，不至于你讲证明，我讲感悟，鸡同鸭讲，越说越乱。
一位僧人到各大寺院去辩经，有点像武林高手到各大门派切磋技艺，武林高手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佛教的世界里也有这样的人物，宗喀巴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他辩经的经历越多，声誉也就越高。古语说“艺压当行人”，只有同行最能判断同行的本事，僧人们能够服气宗喀巴，是因为宗喀巴真正在佛学上胜过了他们。
我们要知道，穿一身袈裟、戴几个头衔、装几分高深、骗几个善男信女，这是很容易的，但要在公开的辩经大会上折服所有的同道却是非常不易的。但这么难的事情，宗喀巴终于做到了。所以说宗喀巴的声名既不是政治领袖册封的，也不是神话传说堆起来的，而是靠真才实学挣下来的。
这正是宗喀巴的伟大之处，他给了每个对手最平等的发言机会，然后堂堂正正地赢过了他们。
所以当宗喀巴开始整肃佛教的时候，正直的人支持他，贪婪腐化的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他。他是一面旗帜，这旗帜所代表的就是纯洁的信仰。
宗喀巴此刻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几代之后的仓央嘉措困惑过的问题，世俗的追求和宗教的追求到底可以兼容到何种地步呢？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杀人放火随便做，只要佛祖心中留呢？经营政权、统治百姓、聚敛财富，这也可以被称作佛教的“方便法门”么？
的确，老百姓从来都是只认金装不认佛的，他们没有佛学修养，自然就没有辨别能力，只会看哪座庙大就到哪座庙里烧香，只会看哪座佛像金光闪亮就到哪座佛像脚下跪拜，只会听说哪位高僧被统治者授予了某某尊号就相信他是真正的大师，根本不想想统治者是否真有足够的佛学修养来作出这种这样的判断……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之局，若如此则会违背戒律，不如此则难以发展信众。所以，如何取舍，实在是个很艰难的选择。只有对那些纯洁的信仰者来说，这个取舍才一点都不艰难。宗喀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戒律！宁可放慢一点传播佛法的脚步，也不可传播变质的佛法。他并不是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他只是很清楚原则和底线。
于是宗喀巴呼吁，佛教无论各派，都要遵守最起码的戒律。纵然师承不一、教理有别，但那些最基本的戒律对所有的佛教徒都是一视同仁的。
西藏佛教的教派之分和汉地不大一样，汉地主要是按照所尊教义的不同而分为各宗各派，藏地则主要按照寺院与师承的关系来形成宗派。宗喀巴是格鲁派的祖师，所谓格鲁派便是从一座寺院而得名的。
宗喀巴在拉萨的东北创建了一座佛寺，命名为喜足尊胜州，音译就是甘丹寺。宗喀巴师徒此后就一直住在甘丹寺里，所以他们这一派被称为甘丹寺派，后来发生了音变，就被读作了格鲁派。现在很多书里讲解格鲁派的得名，都说“格鲁”的意思是“善规”，所以格鲁派可以意译为善规派，这是不了解“格鲁”的本源是甘丹寺所致。格鲁派的僧人都戴黄色的僧帽，所以人们爱用“黄帽派”或“黄教”呼之。
在甘丹寺建成的几年之后，宗喀巴的两位弟子又分别在拉萨的西郊和北郊兴建了哲蚌寺和色拉寺，这就形成了黄教在前藏的三个主寺，也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三大寺”。后来到了仓央嘉措的时代，三大寺对转世活佛的认定和拥立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哲蚌寺的僧众更是为了保全仓央嘉措而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三大寺之外，宗喀巴的另外一名叫做根敦朱巴的弟子在后藏的日喀则附近创建了著名的扎什伦布寺，这里将是日后的班禅活佛的驻锡之地。不过，根敦朱巴最让人牢记的一点还不是这个，而是他的身世：他是第一世的达赖活佛。——尽管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自己对这个显赫的身世却毫不知情。
2．达赖活佛
烦恼虽灭，法身常存。
——《涅槃经·四相品》
扎什伦布寺建成之后，很快便从这里走出了一位名人。他叫根敦嘉措，是黄教的新一代领袖。
在根敦嘉措的时代，新兴的黄教便已走到了风雨摧逼、生死攸关的当口。原委倒也简单，看上去是宗教问题，事实上仍然是世俗问题。佛教初期本来是没有寺院的，等僧人们一旦有了寺院，也就有了固定的社团。而有了固定的社团，相应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尤其在当时的西藏，一个教派一般既有主寺，也有属寺，比如三大寺就是黄教的主寺，新建的一些中小型寺院就成为三大寺的属寺，还有本属其他教派的寺院改宗黄教，便也成了三大寺的属寺。无论主寺还是属寺，都有各自的田庄和农奴，主寺和属寺之间不只有宗教活动的交流，也有经济上的往来。所以，管理一个教派，同时也意味着管理一份庞大的产业，而有了这样的产业，又有了相当的宗教影响力，自然也就有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这样一来，所谓教派之争可就不再只是搞个辩经大会那么简单了。不同的教派各显神通，在政坛上寻找自己的盟友，用军队的力量扫平敌对势力，强迫敌对教派的僧侣和寺院归顺到自己这一边，而一个教派的主寺往往就成了敌人的军队牢牢锁定的目标。
这不是一场吃斋念佛的运动，而黄教最终在根敦嘉措的领导下熬了过来，并且笑到了最后。这就会引发我们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一个教派的领袖，只有渊深的佛学修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这位领袖都不可能有太多诵经修密的时间，他永远要面对各种危机，化解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不知道哪一场小事就会为自家教派带来灭顶之灾。他还要管理偌大的一个经济实体，还要和各种政治势力搞好外交。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一位政治家的要求。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将来理解仓央嘉措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