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忆黎澍先生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此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人有时就是想不开，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图个什么？但总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的蝇头小利，想捞一把吧。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刬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向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丝毫没有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决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授人大常委委员等职，胡绳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还有不少人，似乎是走着既不同于黎澍先生，也不同于刘大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也自我感觉良好。人生本来是个万花筒，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不可相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忧国忧民启深思
——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贪污腐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引起上自广大社会主人，下至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一些身居中央工作岗位的公仆也屡次指出，贪污腐败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在此情势下，《中国反贪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家作主的广大社会主人的迫切需要。当然，也许也有不喜欢或讨厌的，他们只能是贪官污吏。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争论命题，其中涵盖了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内容，在此不必论述。应当指出，义利之争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面对着社会的变迁，知识分子们对世道的透视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各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道路，却是五光十色。曲学阿世之士，也许他们口头上并非不能冠冕堂皇地说一通，也能对腐败发一点有限度、有节制的牢骚，但在骨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无非是抓住机遇，浑水摸鱼，参与一些分享实惠的腐败，以捞取多多益善的实惠，为最高理想。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利的一边。但是，中华自古以来，也从来不乏见义勇为、慷慨许国之士。如陆游传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 的不朽诗句，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呐喊。这些名言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激励着后人。在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费、出版基金等资助下，《中国反贪史》的作者王春瑜（主编）、王贵民、孟祥才、范学辉、宋艳萍、刘精诚、房晓军、李敬洵、张全明、邱树森、南炳文、张献忠、张前进、卢经和邱涛先生，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不长的时间完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瀰先生又是不计成本，将此书作为精品，精心编辑和组织出版，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他们当然是傻瓜无疑。然而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义的一边。
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引用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用以形容自己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却与同道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笔者读到此段时，不由自主地反复咀嚼起来，既颇感耐人寻味，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立的新社会，应与古代的专制社会有本质差别，依照巴黎公社的神圣原则，我们才是社会主人。如果说古代的孟子早已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先进思想，时至今日，任何社会主人就更应当居于任何社会公仆之上，行使他们直接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任何社会公仆的权利，惩处任何贪官污吏的权利，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笔者想来想去，最好还是以社会主人一员的资格，向一群从事《中国反贪史》工作的社会主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方为得体，方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纲常。
万事开头难，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反贪史》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钩沉索隐，居然自成体系，已是十分不易，而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但扪心自问，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都足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特别是《中国反贪史》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愿意提出几点，作为献芹之意，未必妥当，仅供作者们参考。
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反贪史》中有所论述，但似乎仍嫌单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正如杜甫所歌颂的，“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反之，直言贾祸，文字狱如麻，又是衰世的表征。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兴邦，谀词祸国，永远警钟长鸣。
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反贪史》缺乏论述。据宋人笔记《容斋四笔》卷11《御史风闻》、《寓简》卷５等，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而处以诬告等罪，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必须实行风闻言事，即允许公开揭发，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此外，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保举、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反贪史》的某些章节或缺乏论述，或论述不够充分。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公仆的专法。
总的说来，《反贪史》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给今人以启迪。从坏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最高的、最重要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清官固然可敬，但清官决不能根治腐败，一切有识之士为阐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费了多少笔墨。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长期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岂不是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我们国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依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日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指导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只有简单的两条：一是任何公仆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工人工资原则；二是任何公仆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被直选者罢免，而反对等级授职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看似简单的两条，对腐败问题是可以收到犁庭扫穴之效的。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反腐，除了巴黎公社原则外，我真想不出还有更高明、更先进的指导思想。老祖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够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受用的。王春瑜先生强烈呼吁反腐走出轮回，笔者以为，我们也只能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方得以走出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