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书人书事(1)
鹤坪印象
认识鹤坪已经有十年了。
１９９６年下半年，我开始编辑《小说家》，收到了中篇小说自然来稿《女女》。当时就被其清新的笔法、生动鲜活的故事所打动，马上就推荐给主编。作品很快就发表了，我也因此记住了作者鹤坪的名字。后来，鹤坪又投来《好水》《闲功夫》等中篇，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以后我不编杂志了，我们仍然有书信、电话交往。有些作者你能为他发稿、出书时，他与你周旋，一旦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也就彻底消失了，甚至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编辑恶语相向，冷嘲热讽，令人寒心。鹤坪对编辑很尊重，见人就称老师，让人不好意思。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以为，只要认识字就可以当编辑；作家、小说家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得了的。如果说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那编辑连媒婆都算不上。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是无中生有、富于创造性的；编辑是有中生有，改改错别字，打打补丁，所谓的饾饤小儒，不足与数。陕西作家多数是从底层或者说是从农村写出来的，像陈忠实、贾平凹。鹤坪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却有着农民的朴实、真诚，当然，也不乏农民的精明。
见到鹤坪时，他的书已经一本一本地出版了，我先后读到的就有长篇小说《大窑门》《牛马家事》、中篇小说集《老西安的故事》、纪实作品集《老城坊》《老艺门》《说西安》。除了《牛马家事》的故事延续到了当代，其他著作的内容都是有关历史和民俗的，尤其是有关三秦大地、有关西安的，表现了鹤坪对家乡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鹤坪对平民生活、草根艺术特别关注。他说过，孙犁的风格是他学习、追求的目标。
作为诤友，鹤坪曾指出我的文章严肃有余，幽默不足。真是一针见血。我也常常想使自己的文字轻松、轻快、轻灵，哪怕轻浮起来也好呀。但秉性呆板木讷，言语枯涩乏味，要改也难，所以就更加羡慕鹤坪驾驭语言的出色能力。
鹤坪曾经是诗人。我一直认为：诗人写小说，多数文采斐然，因为他们经历了炼字炼句的过程。小说家别说写诗，就是写散文，也未必能像写小说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写小说可以用精彩的故事掩饰文采的缺陷与语言的贫乏。鹤坪的小说构思巧妙，文字传神，叙事、状物、抒情各臻其妙，有很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近几年小说创作繁荣，销售却不乐观，除了极少数几部外，能卖七八千册就算相当不错了。鹤坪做出了相应调整，暂时搁置了小说写作，专心致力于民间文物的收集和研究，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再度合作，于是就有了《中华拴马桩艺术》《中华炕头狮子艺术》《中华门墩石艺术》等书的出版。
鹤坪大概对司空图的《诗品》情有独钟，所以《中华拴马桩艺术》《中华炕头狮子艺术》中都用了司空图的“二十四品”来评鉴拴马桩和炕头狮子，加上计划给我后又爽约的《钱币二十四美》，容易给人造成鹤坪读书为文只认“二十四品”的印象。所以，根据我的建议，鹤坪的《中华门墩石艺术》就换了一种写法。
鹤坪重友情。2006年９月，我去西安参加北方１１省市文艺社优秀图书评奖会，鹤坪两次来宾馆看我。我曾对太白文艺社的同行说：你们陕西人才济济，像鹤坪这样又会创作小说又能写民俗文化书的作者，可以多给我推荐几位，我们一定优先考虑。
鹤坪涉猎广泛，每次来出版社，不但对小说、散文类书籍、杂志感兴趣，对建筑类、收藏类书籍也很关注。但他又不是什么书都去做，什么书都敢写。我曾数次建议他做一本西安城墙的书。我们50来年拆除了5000多座城，现在完好保存下来的城只有4座：陕西西安、湖北荆州、辽宁兴城、山西平遥。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三城。而偏偏是知名度最小的平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即使在山西本省都排不上号，如当地就有“金太谷、银祁县、平遥都是小买卖”的说法。可惜的是，比北京城墙都古老的太谷城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完全拆毁。王军为被拆毁的北京城墙写了《城记》（城忌、城祭、城悸？），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已经印刷了十几次。四“京”中西京城墙巍然独存，西安更有理由写一部《城幸》。可惜的是鹤坪对此不感兴趣。
鹤坪由小说写作转向民俗文化研究，颇下本钱和工夫。为搜集民间文物和图片，不惜风餐露宿，不惜资金投入。出书获得的稿费可能还抵不上为写书寻找实物、购买资料的辛苦和开销。现在鹤坪又主编《艺术追踪》１６开大型丛刊，已经出版了“大树卷”“大象卷”“大风卷”三种，为作家、书法家、画家、摄影家、篆刻家、表演艺术家、收藏家等写真、留影、立传，使更多读者了解目睹这些艺术家们的为人及作品，可谓是功德无量之事。鹤坪在写书的同时，又抄起了编书的老本行，甘苦自知，这下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
百花同人
余生也晚，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同龄人。虽无缘亲历单位的创建，却有幸参与其发展。人到五十，各种器官开始老化，可半百的机构，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儿”，生机勃勃。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辛勤劳作，奋力拼搏。
现任社长兼总编辑靳立华，社龄只有十三年，应当是“新人”。靳社长很朴素，做事低调，只身上任，误被当成是来揽活的业务员。靳社长曾主抓经营，管理着出版、校对、财务、发行、广告、书店等诸多部门，来后不久，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库存减少了，重版率提高了，奖金兑现期缩短了，由原来的每年一兑现缩短为半年就兑现。
靳社后来还管理一个编辑部，担任三审。再后来，又担任了《小说月报？原创版》主编。担子更重了，但还是办事果断，有求必应。不像领导，更像是位足智多谋、事事操心的兄长。社里人戏称：有困难，找靳社。靳社在美术社干过编辑，搞过发行，熟悉编、印、发流程中的各个环节，知道工作的症结所在。
1997年，我随董令生编辑去梁思成家组稿，拿到了《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当时社里对做图文书没有经验，拿不定主意是否出这两种书。靳社以编辑、销售大画册的经历极力促成“二史”的出版。因为没有把握，第一次只印了三千册。出乎意料，书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分别由董令生和我责编的《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一印再印，分别以两种开本印刷了九万多册和六万余册，《中国建筑史》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提名奖）。
靳社兼管编辑工作后，策划了《中华吉祥纹样图典》《中华吉祥物图典》《外国装饰纹样图典》《紫禁城匾额楹联》等书，都是一版再版，前两书分别发行了两万、三万多册。有些人只有喝了酒才可爱，那时才放下架子，不说废话。靳社不喝酒也是只说实话，只办实事。由我策划、组稿、责编的《钱钟书与近代学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靳社非常重视，指出要用好纸精制。两种书都用两种开本分别印刷了六次、四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获天津市和国家奖的《阳光西海岸》《玉碎》，从主题思想、人物安排、结构调整到版式设计、图书用纸、封面装帧、插图选择，靳社都一一过问，先后设计出几个封面，最后获得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及读者的认可。靳社长同前任薛炎文是复旦校友，配合默契，工作卓有成效。可惜的是，两人都没能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华，时乎？命耶？
前任社长兼总编薛炎文对老编辑严，对年轻编辑宽。同样的选题，新手更容易通过，可以看出其对经验不足者的鼓励。我刚入行时，策划了“说文谈史丛书”，两辑共十二册。现在看来，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作品质量高低不一。但薛社当时大力支持，使丛书顺利出版，也使我同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建立了联系，如杨天石、王春瑜、来新夏、我国台湾的苏同炳（庄练）、美国的汪荣祖，等等。我社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的长篇小说《玉碎》，就是薛社长策划、组织，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
毋庸讳言，新中国出版的黄金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十余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网民的增加，读书人越来越少。在我国经营了十三年的贝塔斯曼公司，终于撑不住了，于2008年败走中国图书市场，这是现阶段我国图书环境复杂的一个突出个案。以薛社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及时调整方向，从文艺向文化转轨，策划了大量适应市场需求的双效书，形成了以建筑、收藏、传记、衣食住行、外国文艺理论等为特色的几大板块，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如由我责编的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就是薛社交给我的任务。书出版后受到了作家、学者如叶兆言、萧克凡、雷颐等人的好评。
薛社长稳重老练，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对社里的人一视同仁。不轻易表态，“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被兄弟社一位老总认为是正直的化身，并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古剑。对无理取闹的名人家属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对属下平易近人，大家都能畅所欲言，老编辑更是直呼其名，毫无隔阂。开会、出差，与司机同吃同住，被外人尤其是外地人视为无架子——外地的司机经常是另桌就餐的。薛社无私而不铁面，社里一位退休副总编因病去世，薛社写了文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发表在我市的报纸上。同事们读后都很感动。退休编辑还可以在社里出版一本文集以做纪念，社里的这一举措大得人心。
高艳华老师做专职编辑的时间并不长，可就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她策划编辑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历史价值丰富的好书，如《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梁文蔷）、民国总理熊希龄的遗孀、吴宓的梦中情人毛彦文的《往事》……每出一书，她的几本样书都不够分，同事朋友都来要，不得不自己掏钱买自己责编的书送人。这是一种幸福的损失，说明自己的工作获得了认可，编的书不是垃圾。就像被盗版的书，从反面证实了其价值。
高艳华还编了名人怀念名人的《忆旧》（原名《思旧赋》），编辑含量就更高了。从篇目的选择、作者小传的撰写、照片的收集，所有烦琐的工作都要一一动手，不是改改错别字就能交差的任务。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很快就再版了。
更绝的是，高艳华看到著名学者、作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独生女陈小滢有三本特殊的纪念册——各路名人给陈小滢的题词，她借回纪念册，竟然想出了按图索骥的办法，请那些名人的后裔各写一篇回忆先人的文章，配上题词手迹及各位名人照片结集为《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这部由陈小滢口述、高艳华记录整理的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文汇读书周报》专门向高艳华约稿谈此书的成书经过，许诺写多少发多少。高艳华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七千字，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爱写。《文汇读书周报》编辑一字不改，全文照发，用了一整版还拐弯。这可是社里几年来少有的事。真牛！
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百年美文》第一辑共五卷十二册，收入三百多位作家的七百余篇佳作。联系这些作者或他们的后裔取得授权，给他们寄样书，开稿费。三百多人哪！想想都头痛！别看高艳华生活上有时马马虎虎，丢三落四，可工作上却扎扎实实，一丝不苟，还没听说作者或家属有什么抱怨，听到的都是对她事业心、责任感的称赞，有的作者还专门为她赋诗……
对我的工作给予较大帮助和启发的还有董令生老师、王俊石书记、魏钧泉、杨进刚、王贺、徐丽梅、韩铁梅、谢大光、张爱乡……细细地数下去，我吃惊地发现：社里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帮过我！能在一起共事是缘分，发展成友谊那就是情分、福分。我衷心地感谢每一位同仁！
谁的悲哀
在书市上见到祖国大陆版《李敖大全集》（共二十册），欣喜异常。捧起书看看前面，翻翻附录，又打消了购书的念头。
该书“ 出版者的话”说：根据同李敖先生的协议，对原著只删不改。书中有些文章的政治取向是大陆读者不能认同的，我们做了技术性处理。这二句话大可商榷。
首先说读者。这篇出版者的话署名是编者，现在却成了读者的代表。这里所说的读者其实还是编者（出版者），因为是他们负责对祖国台湾版《李敖大全集》挥动斧戈进行砍删。广大真正的读者（我指的是自掏腰包然后才有书可读者）在读到书之前却已被少数读者（编者）代表他们表达了对书中的政治取向不能认同，这不是有些滑稽吗？况且，编者怎么能代表读者？生产者如果能处处代表消费者，那消费者协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就像资本家养着的工会一样，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些人服膺三位一体（三权一身）的思想和实践，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出版者、编者、读者是一回事，所以就理直气壮地代表起读者认同以及不能认同起来了。
再说政治与学术。编者不能认同的政治取向就删（进行技术性处理），学术思想差异则可保留，给人的印象是编者不允许自由地谈政治，只允许自主地谈学术。但这种把政治和学术截然分开的做法仍值得怀疑。如果我是以政治的观点谈学术，或者是从学术的角度谈政治，这样的段落、文章是删还是留呢？书中谈性的文章基本都保留了，似乎我们采取的仍然是“准风月谈”的政策。引用一句老掉牙然而毫不过时的话：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我们的编者的做法同这种说法正好相反。
最后说只删不改。只删不改当然比又删又改强多了，然而仍然不能使人满意。“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声明只删不改犹如说我们不做续凫的买卖了，但还在干断鹤的勾当。宣称只删不改亦如一个医生说我们只截肢而不乱接肢一样。但如果肢体没有病变，你何必多此一举去截它？你总不能因为看着人家的肢体不对你的心意就大动干戈吧？如果把房屋的承重墙拆了从而造成了潜在的危险甚至直接的危害，你却以我只拆不改来为自己解脱，这说得过去吗？任何主动的变更都是改动。删就是改，并不是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有把不属于作者的东西代表作者塞到作品里才是“改”。
词调中有《木兰花》，最多五十六字。词调中也有《减字木兰花》，四十四字。祖国大陆版《李敖大全集》除了书中删掉的字句、段落不算，仅列在书后面整篇删掉的文章就有一百七十四篇之多。这样的书还叫《李敖大全集》就名不副实了，应当叫《减篇李敖大全集》。明明是《李敖不大不全集》，却还要冠以《李敖大全集》之名，我们不能说出版者有欺诈之心，但祖国大陆版《李敖大全集》确实有“缺斤短两”之实。
李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谨防被阉》，而现在他却情愿被删。李敖的文章《他们的恭维是我们的耻辱》，其中提到“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生殖器”被《前进》 杂志改成了“裙带关系”，李敖对此十分不满。现在面对一百七十余篇文章完全被删掉反倒没了脾气。李敖研究孙中山的专著被删节，李敖研究蒋介石的专著被删节，我们看到的孙中山是不完整的，我们看到的蒋介石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李敖也是不完整的。李敖是以经过“删”、“技术性处理”的刑余之人的身份踏上祖国大陆的。
遥想李敖在台湾快意恩仇，想骂谁就骂谁：骂蒋介石、骂蒋经国，骂李登辉、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台独……痛快淋漓，威风八面，而他的《大全集》居然能原汁原味地出版。这位“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的独行侠，到了祖国大陆竟然被修理成了独臂老人和独眼巨人，岂不怪哉！《李敖大全集》能在祖国大陆出版，这是我们的荣幸。《李敖大全集》成了《减篇李敖大全集》，这是李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