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计程车的广播里报道着，台风在我家乡所在的城市登陆了。
我身在千里之外，仍可以想像，每年的这个时候，远比美国大片《后天》中更惊骇的风雨。在初夏里，想起来都使人有些凉意。幸好、又可惜这个城市是无缘体会那种大自然的愤怒的。
阳台外，有和风细雨。
点一支烟，倒一杯酒推开落地玻璃门，让小雨钻入衣里，很是写意。
但可惜，这种氛围，在“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里，不，是擂门声里，荡然无存。
打开门，把我吓了一跳，一个湿漉漉的瘦高个子站在门外，被雨湿透、如头盔般倒扣在脑门上的短发，“叭叭”地和他的袖子、衣裾、裤角一起往下滴水，此时我家门口，已是一滩汪洋。那人打着冷颤，夹在肋下的包仿佛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他一见我便道：“荆、荆……”便说不出话来，我问他：“请问找谁？”他勉力抬起手指着我，我摸不着头脑地问道：“你是哪位？”他竟已说不出话来，我仔细打量了一番，笑道：“老幺啊，怎么成这样了？快进来再说。”
刘建军，我的大学舍友兼同乡，当年也是极好交情，只是多年不曾联系，一时竟认不出他来。
给他换了一身干衣服，喝了一碗热粥，他说话仍很不利索：“家里，我从家里，来，机场，停了，大巴，跨，跨海……哈嚏！”
我示意他不用急，给他点了一根烟，说：“知道，来了台风，飞机肯定不能飞，于是你就坐车来，跨海大桥是不是封了？大巴一定不敢发车，你自己开车来的？不对，我记得你胆子小，一定是打计程车来的。”
刘建军感激的点了点头，多年不见的同窗，费了这番周折来找我，定然是有要事的。
我无奈地打电话把今天原来约好的朋友推了，再让保姆打了一碗热粥给刘建军，冲起一泡工夫茶，慢慢等他从头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