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却一直未能将钋元素提炼、分离出来。这是因为在原矿中它比镭的含量还要少。不过，在我的实验室里存有一些钋含量很丰富的物质，我们能够用它来做各种重要的实验。在这之中，尤以钋放射时所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最为重要。
我还专门花费了一番心思对实验室里的测量方法做了不错的改造。我说过，精密的测量在镭的发现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我希望有效的含量测定方法能够带来新的发现。
我想出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对镭的数量进行测量。通过多次在我的实验室里使用这一方法，我准确地测出了一毫克千分之一左右的镭，这是极其微量的。那些数量较多的，我们就运用镭射线中穿透力较强的γ射线进行测量。这样的设备在我的实验室中就有。利用射线测量镭的数量的这种方法比用天平测量要更加快速、精确。但是，要想采用这种新的度量方法，必须先要有一个缜密确定后的新标准。因此，镭的标准问题必须在进行测量之前考虑仔细。
要想对实验与科学研究有所帮助，对镭的测量方法就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除了其内部的重要原因之外，还因为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日渐增长，控制商业生产镭的相对纯度成为必须解决的大事。
在法国曾经做过实验，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初步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验中使用的镭就是由我的实验室所提供的。那个时候，皮埃尔还没有离去，实验的结果使大家兴奋不已，并且因此，被法国人民称为“居里疗法”的镭疗法也作为一个崭新的医疗分支在法国首先诞生了，随后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地兴盛起来。由于对于镭的需求日渐增多，制镭工业也就相应地取得了发展。第一家工厂出现在法国，并且运营得很成功。随后，其他国家的制镭工厂也相继建立了起来，目前，最大的一家在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富含镭的钒钾铀矿，对镭的提炼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随着制镭工业取得发展，镭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一治疗方法对于某些疾病来说具有特殊的疗效，特别是在癌症治疗方面。出于这个原因，在很多大的城市里，一些专门凭借这种方法治病的医院应运而生，有的医院里还存有数克的镭。镭的市场售价达到每克七万美元，这是因为镭在原矿中的含量微乎其微，导致提炼的成本很高，售价自然低不了。
我们当初没有料到这一发现会对社会有如此大的用处，不仅是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而且能够治疗可怕的疾病，减轻人们的痛苦。读者们肯定能够体会到这时候我欣慰、激动的心情。这是对我同皮埃尔多年来辛苦拼搏的回报，是无可比拟的。
如果想令镭治疗取得成功，在用量上就必须保证准确无误。所以，不管是在工业上、医药上还是科研上，镭的度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这种情况，由各国科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集体同意制定一个国际标准来共同遵循。这一标准的制定方法是，先使用极其精确的方法对若干极纯净的镭盐进行测定，把它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将若干纯净的镭盐的放射性同基本标准进行对比，作为副标准，以便各国进行使用。该委员会指命我来负责制定这个基本标准。
这是一项极其精密细致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因为大约只有二十一毫克的氯化镭，重量极轻，所以称量时必须非常准确。年，我将这个基本标准制作成功。这个基本标准是一个数厘米长的玻璃管，里面装有曾经测定过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通过委员会的批准之后，它被存放在离巴黎不远的塞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根据这个基本标准，委员会还制备了几个副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全部存有镭的玻璃管，都是由我的实验室来完成鉴定的。鉴定的方法就是对它们的辐射强度进行测量。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带上自己的镭到我们这里测量、鉴定。在美国，这种事是标准局负责的。
到了年，我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提名。以前皮埃尔也受到过同样的提名，但是他反对接受一切荣誉，就没有接受。我的行为准则和皮埃尔的全部一致，因此就这件事而言我也不想使皮埃尔的意愿受到违背，虽然内政部多次对我进行劝诫，但我仍然拒不接受这一授勋。与此同时，很多同事劝说我就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进行申请。皮埃尔在去世前的几个月被选为院士，所以我对要不要申请成为院士，颇为犹豫，难做决定。按照科学院的规定，如果想要申请成为院士的话，就必须要挨个地拜访巴里的所有院士，这令我感到很不情愿；但如果能够被成功地选为院士，我的实验室就能够从中获益。这么一想，我就下定决心参加院士的竞选。社会公众对我的竞选给于了热切关注，就科学院是否应该对女院士进行接纳这一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老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到最后，投票结束后显示，我以数票之差落选。在这之后，我就再也不去申请了。因为挨个地求人帮忙是最令我厌恶和头疼的。我想，这种选举应该以申请人的业绩为标准进行衡量，而不应该自己奔走，私下交易。例如一些协会和学会，我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申请，就主动将我吸纳为会员了。
年年底，种种费心劳神的事情汇集到一起，使我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并且病得很重。但就是这个时候，诺贝尔奖再一次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并且是单独授予我一个人的。对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殊荣，特别是对我发现元素和提炼出镭的极大褒奖。当时，我虽然病着，但仍旧决定亲自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我的大姐和女儿艾莱娜陪同我前往。颁奖仪式十分隆重，同接待国家元首的气派不相上下，令我激动不已。在斯德哥尔摩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特别是瑞典妇女界，她们的热情更是令人感动。由于大病未愈，加上来去的旅途劳顿，待回到法国的时候，我竟一连卧床数月。因为病情严重，并且从两个女儿的教育方面考虑，我们不得不从苏城搬到巴黎市内定居了。
年，我同几个人合作，在华沙建立了一个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下属于华沙科学院，我被聘为主任，参与对其的指导。当时，我身体状况不好，没有离开法国返回波兰，但我非常愿意竭尽自己所能对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到了了年，当我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之后，我便立即返回波兰参加这个实验室成立的纪念典礼。祖国人民对我的热烈欢迎使我激动不已。我深刻地体会到，波兰人民在那么艰难的政治条件下还能以如此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创建有利于祖国的事业，真得是很了不起。祖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精神令我永远难忘。
当我的疾病只是部分好转时，我就忍不住四处奔走，努力想在巴黎筹建一个更加合适的实验室了。通过我的一系列努力，最后终于见出了成果，我理想中的实验室在年破土动工了。巴斯德研究院愿意与新创建的实验室进行合作，经巴黎大学同意，新成立了一个镭研所，其中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物理实验室，专门对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进行研究，另一个生物实验室，专门对放射性在生物与医学上的应用进行研究。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工程进行得很慢，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实验室还没有竣工。
①钋原写作Polonium，同波兰(Pologne)一词相近似。
Chapter II Married Life
With my marriage there began for me a new existenc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solitary life that I had known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s. My husband and I were so closely united by our affection and our common work that we passed nearly all of our time together. I have only a few letters from him， for we were so little apart. My husband spent all the time he could spare from his teaching at his research work in the laboratory of the school in which he was professor and I obtained authorization to work with him.
Our living apartment was near the school， so we lost little time in going and coming. As our material resources were limited， I was obliged to attend to most of the housekeeping myself， particularly the preparation of meals. It was not easy to reconcile these household duties with my scientific work， yet， with good will， I managed it. The great thing was that we were alone together in the little home which gave us a peace and intimacy that were very enjoyable for u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 was working in the laboratory， I still had to take a few study courses， for I had decided to take part in the examination for a certificate that would allow me to teach young girls. If I succeeded in this， I would be entitled to be named professor. In August， ， after having devoted several months to preparation， I came out first in the examination.
Our principal distraction from the close work of the laboratory consisted in walks or bicycle rides in the country. My husband greatly enjoyed the out-of-doors and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f woods and meadows. Hardly a corner in the vicinity of Paris was unknown to him. I also loved the country and these excursions were a great joy for me as well as to him， relieving our mind from the tension of the scientific work. We used to bring home bunches of flowers. Sometimes we forgot all about the time and got back late at night. We visited regularly my husband's parents where our room was always 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