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知道世界的末日并非迫在眉睫，在耶稣遇难以后最后审判日也不会接踵而来，基督教还需在泪谷里挣扎很久，这时他们觉得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是很有必要的。起初基督徒（因为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里聚会。由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有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房子里开会，要是找不到可以容纳全部虔诚（以及好奇）的基督徒的屋子，干脆就在露天或是废石场集会。最开始时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不过随着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彼此感情的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摒弃了星期六安息日的惯例，将集会改在耶稣复活的星期日。这些庄严的仪式体现出了公众的特点与大众的感情特点。无固定的演说和说教，找不到教士，一切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能够站起来剖析内心的信仰。依据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他们的口若悬河”，让这个伟大的圣徒充满了对前途的期许与展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平民，受过的教育不多。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可他们常常太过激动，像疯子一般大喊大叫。尽管教会顶得住迫害，却经受不住人们的冷嘲热讽。
所以，保罗、彼得和他们的继承人必须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情感与神圣热情而导致的秩序混乱。起初，这些努力的收效不大，因为似乎规章制度和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最后人们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集会被允许依照固定的仪式进行。聚会以一首赞美诗为开始（用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随后，全体教徒就引吭高歌最近为罗马与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谣。唯一预先安排好的演讲是一段倾其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有名祷文。然而在几个世纪之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觉得心里有话说的人才可以登台说教。不过，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多，那些对秘密团体总是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预了，因而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和外界打交道势在必行。保罗曾经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干。他将他在亚洲与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作惊涛骇浪里的扁舟，要闯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就需要有聪明绝顶技艺超群的舵手。所以虔诚的信徒们又一次凑在了一起，挑选出男女执事。他们作为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料好病人与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十分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物，还要料理全部的日常琐事。
后来，教会成员有增无减，事务性管理变得越来越烦琐，必须要有专职的执事才行，这样一来，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职称是“长老”，依我们说法就是“神甫”。几年过后，各个村庄与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堂，因而大家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也就是主教）来督促整个教区，并全权代表教区同罗马政府打交道。很快，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以及雅典，都出现了许多闻名的当权人物。在起初阶段，耶稣当年曾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主教掌管着。可是，从耶路撒冷被毁掉、渴望世界未日来临以及天国成功的一代人在地球上消失之后，在他狼藉的宫殿里可怜的老主教被剥夺了曾有的威望。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自然而然地被那个“总监”所顶替了。这位“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护着西方大圣徒保罗与彼得曾经殉教献身的地方——他便是罗马大主教。这个主教同别的主教一样，也被尊称为“神甫”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普通称呼，表示热爱与尊敬。
可是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在人们心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在只和主教管区的首领有着联系。当有人提到“圣父”，所指的仅仅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根本不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十分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这个词的时候，没有必要加上“美国”一词作限定，因为我们都明白这里所指的是政府首脑，并非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是国联主席。“教皇”这个名词第一次在正式公文里出现是二五八年。那个时候罗马还是强大帝国的首都，皇帝将主教的势力完全掩埋了。不过在往后的三百年里，凯撒的继承者经常处于外侵内乱的威胁之中，于是开始寻找更加安全的新巢穴。在国土的另一地点他们找到了一座城市，叫做拜占庭。它是依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闻名于世的，据说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儿登岸，它坐落于将几条欧亚大陆割开的海峡之畔，通往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了几家独树一帜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颇负盛名，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拼得你死我活。不过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它臣服于马其顿没多久，便被归并到罗马帝国的版图上了。
目前经过十个世纪的繁荣昌盛后，“金号角”的海港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来自成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成为帝国的中心。罗马的居民被丢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蛮人的处置。他们看到一连好几年皇宫都空空如也，眼见政府部门接踵而至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从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办事，都感受到世界的末日已经临近。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变成了城镇里地位最显赫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他们充分地抓住这个没有束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与号召力吸引了意大利许多才博学广的人，这让主教们又摇身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已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而无须操之过急，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瞄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会像许多人因为太过着急而造成的压力，慌忙决断，以至于乱中出错，最后导致失败。可最主要的是，主教们只有一个目的，只朝着这一个目标毫不动摇地前进。他们所做所想所说的全部都是为给上帝增添荣耀，为了让在尘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以后的十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当野蛮部落如洪水猛兽般横扫欧洲大陆时，在风卷残云的猛烈冲击之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地倒坍，成百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般古老的体制如同垃圾一样随风而逝，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每一个时代，特别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最后胜利虽然到手了，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基督教起源于马厩，却能够在宫殿里寿终正寝。本来它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不过后来自认为可以沟通人和神联系的神甫却坚持让所有凡夫俗子做到完全服从，本来基督教带有变革色彩，可后来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竟演变成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同古老的犹太国家相比，它倒成了幸福无忧的臣民居住的自由温和的联邦。不过这一切似乎又合乎逻辑，避免不了。下面我要进一步说明。大部分去罗马游览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那些饱受风沙的围墙里，能够看到一块凹地，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曾经在这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然而即便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可这与宗教的专横却没有关联。迫害都是政治原因。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基督教享有的自由最为广泛。
可是，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因为宗教道德而拒绝服兵役，就算是当国家遭受外国侵略时还大力鼓吹和平主义，并且不分场合公然诋毁土地法律。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教徒被处决了。基督徒是遵从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可是一般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些，即便基督徒极力对自己的道德本质加以解释，然而长官大人却摸不着头脑，对此一窍不通。毕竟罗马的警方法官是凡人，当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的时候，在他看来他的犯人陈述的道理却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时，他简直不知所措。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他应采取超脱的态度，他依稀记得在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过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采取圆滑老练的态度，所以他甩开解数，企图争论。然而当所有争论到同一原则问题集中起来之时，全部的逻辑方法又没有任何作用了。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最后，行政长官要作出这样的抉择。然而，教徒们对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这样的观点确信不疑，还热烈欢呼可以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的幸福快乐，就连监狱与折磨也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这样，当局与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且漫长的游击战争最后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