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我们不得而知。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三世纪的著名神甫奥利金的一些亲戚被迫害致死，依据他的说法，“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能够统计得到的。”只需我们对早期圣人的生平加以认真研究，便会发现很多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会感到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为何会留存下来？不管我提供的数字是怎样的，还是会有人指控我在心怀偏见的说谎。我尚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判定吧。只要人们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与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能够对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除此以外，假如读者还记得，即便是马可·奥勒留皇帝如此开明的君主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那对帝国偏远地区的无名小官所遭受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原想尽忠职守的小官要么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要么就必须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处死，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能或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条简单的法令。同时，基督徒并未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蛊惑，继而稳步将自己的影响扩大。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怨声连连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是一种情感伤害，希望格霍希恩皇帝将胜利女神像搬走。因而，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这座神像从此远离故土了。几个元老曾经对此表示抗议，可是于事无补，只换来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流放。这个时候，著名的忠诚爱国人士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封信函，提出了折中的道理。“为什么，”他问，“我们异教徒为何不能与基督邻朋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一样的星辰，并肩行走在共同的土地上，住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每个人追求最终真理的道路不同又有何关系？生存的奥妙变幻莫测。通往答案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坚持这种观点、明白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面临威胁的人。与此同时，由于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在拜占庭立下足来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产生了激烈内讧。争执引发了前所未闻的用宽容为题的最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这次讨论的发起人，对祖先信奉的上帝他忠诚不二，不过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和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袒护一方的时候，他也觉得应该告诉皇帝其真正的职责。
他是这样说的：“有一领域，一切的统治者妄想在那施展权威，那个地方便是美德之国，特别是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权一定会造成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与皈依。所以，统治者应该还是以容忍所有信仰为宗旨，这是由于只有宽容才可以避免公众冲突。何况，宽容是神圣之道，上帝已经相当清楚地明确表明可以容忍多种宗教的愿望。人类用来领悟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是可以独自辨明的，上帝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十分赏识，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喜欢希腊人与埃及人的别的不同的礼仪。”确实是金玉良言，但没有人听得进去。古代世界连同思想与理想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迅速地瓦解。军队变成了受外国雇用的叛民贼子。边境公然发生叛乱。英格兰和另外的边沿地区早已成为了野蛮人的囊中之物。在最后的灾难爆发之时，几百年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有志青年发现，迁升的道路除了一条以外其他的都被阻死了，这条路便是教会生涯。
西班牙的基督主教能够行使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便可以得到广泛的读者群，只要基督教外交官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同意冒险去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获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能够稳步高升。倘若当了基督教的财务大臣，还能够管领那片曾让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的领地，更好的就是能够发一笔横财。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已见过本质一样的事情，距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膨胀、不想靠手工劳动为生的欧洲青年人依然想挤入政府部门谋得一职，在不相同的帝国与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占据着法庭要位，掌控财政，要么是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没想过发大财，可他们的官职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便能够获得美满的生活以及受人尊敬的晚年。后来战争开始了，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被一扫而光，下层阶层掌控了政权。有些正式官员年纪已经大了，没法再改变一生所形成的习惯，于是便典当了自己的勋章，然后死去了。不过绝大部分人都随波逐流。他们从小接受教育，做生意被他们视为低下的工作。
或许生意是不足一提的，可人们还是必须从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里作出选择。为信念宁可饿肚子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大动乱变革之后的没几年，我们便发现大部分政府官员与军官都心甘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这是他们十年前绝不会问津的事情。还有，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家庭世代都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就像轻车熟驾，所以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与富足。生意在当前的境况，也就是在十六个世纪之前的教会的写照。有些年轻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至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非易事；可是，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能奉献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将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是特洛伊战争杰出青年所如饥似渴期盼获得的。所以倘若双方都有智慧（也极可能是这样），便可以非常快地学到互相的长处，和平共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定律：越是表面变化大，实际上就越一成不变。自创世纪以来，就有一条规律不可避免，也就是少数聪明男女统治，大多数智商不高的男女服从。
在不同时代中这两类人各自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与领导，一方代表软弱和屈服，分别称之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然而，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约束。它总是以奇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在人们面前，披上劣质的外衣，大声高呼对人类的爱和对上帝的忠诚以及给绝大部分人带来最有益处的谦卑愿望。然而在赏心悦目的外表下面却一直隐藏着并继续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首要职责是生存。对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有的人觉得很恼怒，也很反感这样的论点。他们把我们称为“功利主义”、“愤世嫉俗者”如此了等等。历史被他们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他们一经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同样受到别的事物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的制约时，大惊不已。可能他们对反平行线法则与乘法口诀表表示反对吧。对我来说，我希望他们还是服从规律的好。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对人类才能有实用价值，而并非一伙从种族歧视、部落的专横跋扈以及广大居民的愚昧无知中坐享其成的人所结成的联盟。
要是谁对此心怀疑虑，就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证据吧。希望他专研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他肯定能发现，教会领导人都在古老的异端社会出现，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培育，不过是后来必须选择某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的。确实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心悦诚服地接受基督教诲，可大多数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换为忠于天国统治者，是由于这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教会一方也通晓情理，体贴人心，所以不会过分细究诸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还认真地对全部的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对势利世俗的生活充满向往，教会便在政界和经济界给他们提供机会使其大显身手。性格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意重，教会便让他们离开拥挤嘈杂的城市，在宁静祥和的环境中深思生存的弊端，追求他们觉得对灵魂的永恒幸福最为重要的个人圣境。一开始，这样的一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十分自在。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百年里，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平民有松散的约束。
不过当教会继帝国以后成为主宰了世界、成为拥有大片领土的强大政治组织以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不多了，许多男男女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全部的基督徒都能够做善事以及祷告。为了得到幸福，他们便希望人为创造出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所形成的局面。这场争取修隐生活方式的运动起源于东方，给之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给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是异教徒的战争。对此我们无须讶异。濒临地中海东岸的那些国家的文明已经十分古老了，人们已精疲力竭。仅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起伏跌宕，自第一批居民在尼罗河谷居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一样的方式循环往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都如此。生活的虚缈和人类努力的一点作用都不起，全部都反映在路旁上万个庙宇与宫殿的废墟里，到处都是。欧洲的青年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其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希望，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可是，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期盼已久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