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代世界上的帷幕就要落下的时候，有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过早的死去十分可惜，可“圣徒”的称号他当之无愧。我所说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首都。三三七年，其声名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马上扑到共同的财产上，如饿狼般地扭打成一团。为了不让其他人分得到产业，他们下令将住在城里和周边的全部皇亲杀死。朱利安的父亲便惨遭不测。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六岁的孩子成了遗孤。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同他分担寂寞，两人一起念书，大部分学习的内容都是弘扬基督信仰的好处，给他们讲课的是待人亲热可又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尤斯比厄斯主教。孩子们长大之后，大家都认为最好将他们送得远一些，以免树大招风，遭受小拜占廷王子们的厄运。两个孩子被送往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里，尽管生活枯燥，却让朱利安有更多的学习有用的东西机会，因为他的邻居全部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非常淳朴，依然在信仰祖先传下来的天神。在那里孩子根本不能掌管什么要职。他希望可以专心做学问，被批准了。首先他来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儿以及别的几个寥寥无几的地方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
他满脑子都是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所有东西都被挤掉了。后来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地方学习。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暗遭杀害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唯一剩下的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学家，才是皇族中的唯独两个幸存的男性，就亲热地将他接回来，还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许配给了她，并命令他去高卢抗击野蛮人。这样说来从希腊老师那儿朱利安学到了比唇枪舌战更加有用的东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周边朱利安击垮了他们的军队，且运用计谋，将默慈与莱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他入住巴黎，在图书室满载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籍，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可这次也不禁面露喜色了。皇帝听到胜利的消息后，却没有将庆祝的火焰持续多长时间。与之相反，他们制订严密的计划，要铲除这个对手，因为他的成功似乎有些过头。然而在士兵中朱利安享有很高的威望。一听总司令将被召回（某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砍头），他们便闯入宫殿，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声明说，要是朱利安不接受，便杀死他。朱利安头脑清醒，他欣然受命了。
那时，前往罗马的道路依旧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朱利安以极短的时间，率先将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岸。可是当他还未到达首都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死了。这样一来，异教徒又一次当上了西方世界的统领。朱利安要做的事情肯定是不会实现的，说来也怪，如此聪明的人竟会觉得，已经死了的东西能够凭借某种力量复活，能够让伯里克利的时代复苏，只要重新构建卫城的废墟、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居住、相互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交流，过去的一切便都能再现。可这正是朱利安尝试着要做的。他在掌权的短暂两年中，将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恢复当时大部分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研究僧人们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大字不识一个，认为所有值得知晓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上了，独立的思考和调查只会让信仰丧失，导致地狱之火烧身；朱利安希望恢复有着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快乐生活。他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就算是比他更为坚韧的人也会因反对之声弄得寝食不安、悲观绝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被逼疯了，有段时间还乞灵于祖先的真灼经验。安提阿的基督平民向他投来了石块与泥巴，可是他不愿对这座城加以惩罚。
愚昧的僧人们想激怒他，重新上演受迫害的悲剧，但是皇帝却一再告诫他的官员：“不要产生任何牺牲者。”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将这个传奇的人的生涯结束了。对这位最后、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或许是最好不过了。倘若他活得再长一些，容忍以及对愚蠢行为的憎恨反而会让他成为当时最专横跋扈的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能非常坦然地回忆起在他的统治期间里没有一个人因和他有不同的见解而被处死。然而，朱利安的基督臣民用永久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大肆夸耀说是皇帝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团的士兵）将他射死，而且精心准备颂词赞美凶手。他们大肆鼓吹朱利安在死前是如何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和怎样承认基督的权力的。他们搜肠刮肚，将四世纪流行的贬义形容词都用上。就是为了诽谤这位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臣民谋福利的正人君子的名声。朱利安被下葬以后，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能够以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自居了。他们马上开始扫荡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每一角落，将所有的反对势力摧毁。在瓦林廷尼安与瓦林斯兄弟掌权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罗马人为旧的天神祭祀。这无疑就把异教教士的收入给剥夺了，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可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单单是让全部的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并且还要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俨然他自己成了天主教的庇护者，这位大主教将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垄断了。法律颁布之后，一切坚持“错误观点”的人，一切抱住“愚昧的异端邪说”不放固执己见的人，一切继续忠于“可耻教义”的人，全都都要承担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外地或处以极刑。从那以后，旧世界加快了走向灭亡的脚步。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以及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不复存在，要么被拆去修建桥梁、街道、城墙以及瞭望塔，要么被重新建造成基督教徒的会场。上万座自共和国建立之始就聚集的金制与银制神像被勒令没收或者偷盗，剩余的残存也被打得粉碎。
六百年来希腊人、罗马人与埃及人非常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起就闻名天下的大学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教授与阐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地方的学生蜂拥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达命令不关闭这所大学，可教区的僧人自行干涉。他们闯进教堂，严刑逼供了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将她不完整的尸体，扔到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丘比特的神庙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读物《古罗马神言集》被烧成灰烬。帝国首都化成一片废墟。在闻名的图尔斯主教执政的高卢，旧的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恶魔的前身，因而全部寺庙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在偏僻遥远的乡间，农民有时会起来捍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便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将“撒旦的叛乱”平息下来。希腊的破坏行动相对进行得慢些，可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被禁止了。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持续了一千一百七十年）终止后，别的活动也土崩瓦解。哲学家驱逐出境，后来贾斯蒂尼安皇帝下了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大学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无以为生，逃到了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晚年，允许他们玩神奇新鲜的印度游戏——棋。到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能够毫不夸张地宣告，古代作者与哲学家的书在地球上已绝了踪迹。
西塞罗、苏格拉底与荷马（更别提被全部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都躺在顶楼和地窖被人们所忘却。要再过六百年他们才可以唤醒，在这之前人们只能唯唯诺诺地对待文学艺术，对神学家的摆布听之任之。的确是稀奇的饮食（按医学行话来说），可营养并不均衡。虽然基督教战胜了异教徒，却没有脱离困境。大声高呼要给自己的旧的诸神进香的高卢与卢西塔尼亚贫民还是极易制服的。但可怕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以及朗戈巴德人给亚历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真实的基督面目是否正确、相同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敌阿塔纳修斯是否是错的，在是否坚持基督和上帝“不是同类，只不过是类似而已”的问题上朗戈巴德人与法兰克人争得面红耳赤，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马利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范达尔人同萨克逊人撕破了脸，为耶稣是否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而剑拔弩张。尽管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接受了基督教义，却误入了歧途。
不过他们依旧是教会的坚定的朋友与支持者，不能依照普通戒律驱逐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威胁他们。对待他们要用婉转的语言说服，将错误指正出来，把他们带到有仁爱与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中。可是首先他们必须要有明确的教旨，分清好坏对错，这样才可以将问题解决。人们要求把各种各样有关信仰的说法统一起来，这便产生了有名的集会——“基督教联合会”。从四世纪中叶起，就不定时地召开这种会议，用来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属于异端邪说，应被归结为错误、谬论与邪说。第一次联合会会议在三二五年于特洛伊周边的尼西亚召开，五十六年后第二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是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以后，连续在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在八六九年又于君士坦丁堡举行。
自此以后，会议是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某一城市召集，所以在四世纪，人们已默许，尽管皇帝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该权利也逼迫他为忠诚的主教出旅费），然而权力无边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要予以高度的重视。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我们无从知晓，可是后来的会议都由教皇主持，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圣会的决定就无效力。如今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前往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看一看。宽容和专横的争夺一直此消彼长，一边将宽容视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边却将它抵毁成道德观念淡薄的产物。我并非想从理论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不可否认，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驳时，教会的支持者讲得都头头是道。他们说：“教会与别的组织一样，就像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以及一片森林，应该要有一个总指挥官、一套明了的法规与准绳，一切成员都应该遵守。所有发誓效忠教会的人无异于立誓尊重总指挥官、服从法规一样。假如他们做不到，就要依照他们自己作的决定，从教会里离开。”到目前为止，这些都非常正确，合理。
现在，倘若一个大臣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能改信美以美教派，如要是出于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不再信仰，还可以转信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是犹太教，也能信印度教与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大千世界道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食不果腹的家人外，没有人与他唱反调。这是轮船、火车以及充满经济机遇的时代。五世纪的世界可不像想象中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是印度，可惜旅途遥远，十个去就有九个回不来，并且还要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既然人们明白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对的，劝告教会修订教旨仅仅是时间的问题，那为何将自由信仰的权利放弃呢？这正是关键所在。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论是否虔诚，都觉得思想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是绝对的。博学的神学家极尽所能的试图说明不能解释的事情，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公式，这正如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将对方送上绞刑台一般可笑至极。然而，整个世界都被自诩正确与专横跋扈的风气所弥漫，直到最近，在“人们从没法分辨对错”的基础上倡议宽容的人在行使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有小心翼翼地将忠告隐藏在拉丁文里，可能够明白他们意思的聪明人却相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