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不断地进行进化，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往高级一点点上升的，世界经美好的实体发展至美好的制度，再经美好的制度产生美好的思想。这一想法被他写在羊皮纸上倒是有极强的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将想法转变成一些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奠立理论基础之时，他追求公正与正义的热情就变得十分的强烈，以至于对任何考虑置之不理。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一直将他主张的共和国视为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从现在来看，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都涵盖着许多偏见，那是某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有着富足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可喜欢同政界周旋，井对下层社会的人相当鄙视，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分享那些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特权。可悲的是，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柏拉图的书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中，闻名的共和国成为了向宽容精神作战的可怕武器。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所得出结论的背景是同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很有区别的。比如，依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虔诚的人。
他对祖先们崇仰的神明十分蔑视，将它们看做是马其顿的乡巴佬，庸俗至极。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关于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恶痛绝。可随着他年纪大了，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中，对家乡每一小城邦间愚昧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他看到旧民主理想的完全失败，慢慢相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宗教信仰很有必要，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便会马上陷入混乱。因而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社会的立法框架应该出台限制全部居民行动的明文规定，不管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它，要不然就判处死刑或监禁或是流放。看上去，该主张完全背弃了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事实上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要想找这个世界观改变的原因并不难。苏格拉底生活在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对生活非常惧怕。为了逃离丑陋的世界，躲到自己幻想的王国之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各自小城邦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已不复存在。已开始了集权统治的时代，日后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广阔的马其顿帝国，经马里查河一直向印度河畔扩张。
不过，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所有民主城邦还没落入征服者囊中时，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代已经灭迹了的希腊民族。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一位神童。在那个时代他已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的知识宝库因此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在他之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不再饱受苦思冥想的求学之苦，人们可以从他那获取取之不尽的精神矿脉。在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倾听柏拉图的授课。毕业后，他在很多地方讲课，直至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周边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自己的学府。这便是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让人奇怪的是，自己的城堡里雅典人并不希望在多建一些学园，那个时候，城邦不再发挥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充沛的市民都迁移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别的南方和西方的城市。留下的都是没钱或是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一成不变的一派人的遗孤。他们曾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添光彩，又导致了其毁灭。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毫无好感可言。
继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后，他最著名的学生竟重返故里，又开始讲授那些仍照样不为人们接受的有关世界起源以及神明威力有限的思想。对这，老一派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小声咒骂这个将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与信仰没有约束的场所的人。倘若这些守旧派执意孤行，这位门生将会被赶出国境。可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原因在于，这位身体强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他饱览群书和考究的衣着而著名，在当时是政治生活中响当当的人物，并非一两个流氓打手便可任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卒。他身为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同皇子们一起受教育。刚一结束学业，他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一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每天他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如影相随。因而，他得到了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与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的那段时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关怀备至，不敢怠慢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不过，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不幸遭遇，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像柏拉图那样，慎重地避免将哲学与现实政治混为一体，然而，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平民统治的不信任是有目共睹的。
在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之后，他便横穿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当马其顿人又一次征服了雅典、对叛乱进行惩治的前几个月，他去世了。许多年过后，现今要寻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虔诚的确实依据是很困难的，但是依据通常情况，在某个业余演说家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会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人们不欢迎他，要说是因为散布了会让雅典受到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还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很有偏见的极少几个地方实力派的蔑视。可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小城邦共和国体制的未日已经不远了。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被罗马人继承了，从此希腊人成为他们众多省份中的其中之一。一切争执全都到此为止，由于在很多事情上罗马人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准许臣民自由思考，可是不让人们对政治上的一些灵活机动的原则提出质疑，原因在于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可以一直保持繁荣昌盛，全都依赖这些原则。和西塞罗同代的人所怀有的思想与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崇尚的理想之间依旧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人物将其宽容精神基于有些确切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好几个世纪认真实践与冥想苦思总结出来的。
可罗马人却觉得，他们无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理论问题他们毫不关心，还为这样的态度感到自豪，他们感兴趣的是实用的东西，看重行动，对高谈阔论不屑一顾。假如异国者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探讨统治的理论或是月亮给海潮带来的影响，罗马人是很欢迎的。要是他们的知识能够付诸实践，那就会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包括唱歌、跳舞、烹任、雕塑与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是别的外国佬，慈悲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摆玩这些正统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的。罗马人则要全力掌控好日益扩大的领地，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与骑兵，用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与保加利亚的交通要地。他们往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成百上千的相异部落与民族间的和平。不过，荣誉桂冠依然要送给无愧于这一称号的人。经过精心的工作，罗马人创立了一个巨大的统治系统，该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用到现在，功劳的确很伟大。那个时候的臣民只须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执政者定下的为数很少的行动准则便能够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相信或否认某事，能够信仰一个，或者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所有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无关紧要。
不过，无论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杂居住着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凭借于公正地实践这样的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不可以干涉别人或是自己城门内的陌生人的事，就算偶尔觉得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用找政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就像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人们纪念的场合中说的那样：“假如那个上帝觉得必须补偿他所遭受的损失，他肯定会自己关照的。”靠如此一句微不足道的话，法庭便能够拒绝处理全部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将涉及个人看法的问题带到法庭上。假如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领地居住的时候有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的权利，且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教堂，这样的话，哥罗西人为了诸如此类原因搬往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落户时，也不得不得到相同的权利与同等的信仰自由。人们经常这样争辩，罗马人之所以可以够摆出高傲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还有别的一切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相同的轻蔑的态度。这可能是对的。我对此点毫无把握，不过，在整整五个世纪中，宗教上的完全宽容一直盛行在文明与半文明的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绝大多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