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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和许克祥在革命后方武装叛乱，间隔时间很短。
尤其是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的处理不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深深地打进了一根楔子。共产党应该得到的北伐战争红利不断被分割和蚕食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四一二”事变中切走了一大块，剩下的部分虽说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共有，但“马日事变”将共产党已经到手的红利又蚕食掉一大部分，但凡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彼此之间已经心生嫌隙、离心离德，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这场政治联姻距离最后的解体，已经为时不远了。
就在这敏感而微妙的时刻，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突然使得整个局面波澜骤起。
这封电报通常被称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
其实，这封电报既不是共产国际发出来的，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
这封电报是联共(布)中央（即苏共中央）发给驻中国的三位外国人——鲍罗庭、罗易和柳克斯的，应该叫“联共（布）中央发给驻中国代表的紧急指示”比较恰当。
发电人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电文经过了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具体时间是5月30日。收电人鲍罗庭是苏联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柳克斯是苏联驻中国汉口的总领事，那么罗易是何方神圣呢？
罗易（也译成鲁易）的身份跟前两者不一样，他不是苏联人，而是来自印度的职业革命家。提起这位罗易总是让人想起上海滩上包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罗易本人确实也被中国同志戏称为印度“阿三”。但罗易并非泛泛之辈，他曾经当过共产国际驻墨西哥的代表，还当过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初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初刚刚来到武汉。
罗易一到中国，就曾警告过中共中央，说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果然被他言中。
这一次罗易又对汪精卫作出预测：认定汪精卫必然要和共产党同路。
这一次罗易却错了。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做某件事同时有好坏两种结果，那么坏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法则用在罗易身上，完全适用：当他预测某人将变坏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变坏；当他预测某人好的时候，往往他的预测就失败了。
按照规则，罗易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之后，是不能给中共领袖看电报原件的，要经过必要的技术处理，而且只传达文件的大概意思，而不是原文，因为文件的解释权在共产国际代表。
但对汪精卫，罗易却网开一面，情有独钟。
6月5日，罗易在武汉约见汪精卫，询问鲍罗庭是否将莫斯科的最新来电拿给汪精卫看过。汪精卫据实回答没有，罗易决定亲自把电报的原件拿给汪精卫看，电文已经进行了粗略的中文翻译。这份文件是根据《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而起草的，内容比较冗长，其中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要点一共有五项，译成中文之后，表述略有差别，大致意思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27年5月18日，地点在莫斯科。
这次会议既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重要会议，也是苏共中央两位顶尖高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激烈斗争的会议。两人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仍然信任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为汪精卫仍然还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主张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此时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会议通过的决议调和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和斯大林不放弃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决定中共不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但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同以前共产国际的观点大相径庭，过去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应该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因此中共应避免一切左倾主张，避免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
斯大林信任汪精卫，罗易也认为中共如果想夺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应该力争取得汪精卫的信任。
抢在中共领袖之前给汪精卫看来自莫斯科的秘密电报，恰好说明共产国际与汪精卫不隔心。汪精卫当然明白罗易的意思，内心的感受极为复杂：一方面对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态严重。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将到达岔路口，要么走苏维埃的道路，要么走三民主义的道路，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正如一艘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汪精卫后来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如此比喻道。
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左派都不傻，这五点只要实施其中之一，国民党就完蛋了。比如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的条款，说白了就是夺权；而武装农工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无异于让国民党失去枪杆子。国民党绝不会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更不会放弃赖以生存的枪杆子，也不可能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得来的革命果实。
争夺由谁掌舵的时候到了。
汪精卫看罢密电，内心虽然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没有当场答复罗易，而是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罗易思忖了一下，觉得汪精卫的慎重也有道理。临别时，汪精卫试探性地提出要把这份电报留下来仔细研究，罗易并没有答应，他解释说电文还没有最后审定，待晚上修改定稿之后再送给汪精卫一份正式的文本。
罗易抢先将密电送给汪精卫看，究竟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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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即使是白痴也能看得出来，等到汪精卫看到罗易提供的密电，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分裂已经是势在必行，再无可以挽回的余地，而罗易却浑然不悟。
由于汪精卫先看到了密电，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对共产党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汪精卫虽然握有主动权，却没有贸然跟共产党翻脸，主要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本身的力量需要权衡之外，还有两个人的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一个人是东边南京一带虎视眈眈的蒋介石，另一个人是北边郑州态度不甚明朗的冯玉祥。
蒋介石态度反共，汪精卫如果分共会受到南京方面的赞同是无疑的。但是如果汪精卫分共失败，势必会失去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冯玉祥以往的态度偏左，武汉分共他如果站在共产党一边，汪精卫分共成功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担心不无道理。除了“基督将军”之外，冯玉祥还有“赤色将军”的绰号，他跟苏联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得到过苏联的很多好处。人们都知道苏联出钱出枪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建立军校，成就了北伐大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给钱给枪，在北方重镇张家口开设军校，帮助冯玉祥整军的故事。
在北方这所军校里担任教官的，很多人都是著名的中共党员，如邓希贤（即邓小平）、刘伯坚等。在此之前，冯玉祥的军队除了士兵体质尚可之外，武器和训练都很差。枪支大多是旧枪，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枪筒和枪膛磨损和锈蚀厉害，不仅打不准而且极易出现卡壳等故障。基层军官的战术技能和指挥能力比较差，文化低，很多人就连射击原理都不懂，没有一个人能画出准确的弹道曲线，也搞不清楚枪上的标尺用途，仍然采用落后的步兵散兵线平推战术，不注意利用地形，火力掩护和战术配合几乎没有。
冯玉祥1926年夏访问苏联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在承诺改造国民军等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苏方给冯玉祥提供了价值近一千一百万卢布的军用物资，包括一万五千支步枪、九千支手枪和三万颗手榴弹。这些军火运到中国也很不容易，从蒙古的库伦运到宁夏，每十粒子弹平均需要大洋一元的运费。
冯玉祥的部队称为国民军，比南方国民革命军少了“革命”两字。但这并不表示他的部队缺乏革命热情，国民军中也同样设有政治机构，这是仿照苏联红军而来的。主持政治机构的是苏联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刘伯坚。
回国后，冯玉祥接受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武汉方面许诺每月给他一百万元作为军饷，但冯玉祥称他从未按数收到过这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