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虽然左倾，但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共产党，因此他对共产党也防着一手。
比如对待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在冯玉祥控制的张家口、包头一带，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产业工人也颇有势力。为了不让共产党和国民党插手工人运动，冯玉祥抢先动手，将工人组织起来，挑了一些听话而又有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组成工会，受自己控制，每月发给每人二十块钱的津贴，比一般工人的工资几乎高出一倍。
聪明人遇到山火的时候，往往先顺风点燃自己周围的干草和杂树，烧出一片空地，才能避免山火烧到自己。冯玉祥采取的正是这个策略。如此一来，不管是共产党的北方区委还是国民党的北方组织，都很难在张家口地区立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对冯玉祥寄予很大希望，曾经试图说服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右派行径，而且是将有关的战报在送给武汉的同时，也送到南京。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汪精卫决定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
6月上旬，汪精卫、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于树德等武汉政府要员北上郑州，会见冯玉祥，并召开郑州会议。此时第二次北伐接近尾声，冯玉祥率部从潼关出师东征，协同北伐军取得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冯部仅以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取得河南重镇开封，控制了京汉铁路线，获得了奉系军阀遗留的大批军火，成了二次北伐军事上的最大受益者。
郑州会议的主题，本来是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不久就掉转方向，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旁敲侧击，认为现在的工农运动在“许多方面看不下去”，徐谦、孙科、何键等人也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冯玉祥除了对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之外，还直接指责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在两湖提倡起什么阶级斗争来，使工人与厂主打，佃农与地主打，店员与店东打，闹得互相乱打，民众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冯玉祥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也颇有微词，认为“损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指责共产主义“贻害无穷”。
为了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冯玉祥还举了两个实际例子。
第一个是官兵平等。他说：“在潼关的时候，有共产党人对兵士说：‘我们兵士步行，长官骑马，这可算是平等吗？所以要平等，非打倒一切阶级不可！’后来兵士果然反对长官骑马，军官无法指挥士兵。”
第二个例子是男女平等。他说：“妇女协会成立后，潼关一带的妇女天天出外开会、搞运动，置儿女和做饭家务于不顾，引起丈夫不满。参加协会的妇女振振有词，说儿女非我一人所生，家庭工作亦应平均分配方算平等。从此家庭不安。”
看到冯玉祥如此态度，汪精卫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郑州会议上虽然有邓演达、于树德为共产党进行了辩解，但毕竟是少数派。
会议期间，汪精卫和冯玉祥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密商，冯玉祥提出“宁汉合作，共同分共”的主张，汪精卫对前者未必感兴趣，但对冯玉祥说出分共的主张表示赞赏，双方达成共识。
郑州会议被称为“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为国共合作唱响了挽歌。
·3·
就在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郑州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记载，陈独秀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位“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左倾。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托派”的重要原因。长沙“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就主张共产党应该果断地退出国民党，并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
“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陈独秀表达着自己的担心。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就像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过是推倒了骨牌的第一块，随后广州的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事变，下手的狠辣程度并不逊色于蒋介石。紧接着在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反共清党行动，共产党的处境很是不妙，跟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陈独秀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此时中共的处境：中共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于“在粪缸中洗澡”，只能是越洗越脏；相反，共产党只有退出国民党才能真正独立起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
陈独秀的意见得到了任弼时的同意。
周恩来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后，虽然搞工农运动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要大受损失，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将共产党掌握的部分军队拱手相让。
瞿秋白则明确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坚持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他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其他人则以沉默答复了陈独秀的提议。
这时，一位秃顶而又留着八字胡须的外国人说话了，此人就是鲍罗庭。
“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鲍罗庭的这句话是对陈独秀说的，他用英语发言，再由张太雷译为中文。由于鲍罗庭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个子比出席会议的其他人明显要高一些，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鲍罗庭向与会者大致传达了不久前共产国际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有关情况，也就是罗易给汪精卫传看的电报内容。
陈独秀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上有共产国际，下有大多数党内同志的反对，他还能怎么办？从方向上，共产国际的那几条指示无可厚非，但从策略上如何操作？陈独秀早已萌生退意，于是有些疲倦地说道：“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草拟了答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但中共中央同时又声明，共产国际训令中的各项具体指令不能即时全部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共产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会议的记录中，还有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此人的中文名字叫樊克，是共产国际的使者。虽然目前中共党史界还没有明确认定此人的身份，但此人的意见很重要，他也同意这个回复：“只好这样回答。”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发了报告，赞同“五月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申明“用改组的方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此外，“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做起来也非常困难。
在此期间，从周恩来口中，其他中共领袖也得知了罗易先于中共中央向汪精卫透露共产国际密电的事情，极感失落和愤怒。罗易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他认为国民党左派必当与共产党共同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消灭，故应该将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给国民党左派知道，以促成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早日决裂。
鲍罗庭严厉批评了罗易轻率误事。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赋予他的权力很大，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
鲍罗庭随即致电莫斯科，报告了罗易泄密的事；同时向中共中央建议，取消罗易出席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资格。罗易试图做最后一搏，他建议在汪精卫从郑州返回武汉之机，发动武汉工人罢工请愿，借机推动汪精卫向左转。不料事与愿违，在6月15日武汉街头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标语，汪精卫看罢标语，当场流泪切齿，分共的决心更加坚定。
两天之后，罗易对鲍罗庭的告状进行了反诉。他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发去电报，反告鲍罗庭利用所谓的“泄密事件”对他本人进行政治陷害。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没有认可罗易的书面解释，而是“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同时决定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以接替他指导中国革命。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罗易被排斥在外，标志着他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已经完结。
6月27日，即将返回莫斯科的罗易最后一次见汪精卫。
他先是埋怨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没有正确理解，然后询问汪精卫是否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如果汪精卫也收到莫斯科同样内容的电报，那么罗易“泄密”的责任或许可以减轻一些。
汪精卫回答让罗易大失所望：他没有收到莫斯科拍发的任何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