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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秋收暴动还是要搞的。
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心目中，1927年秋收暴动的重点应该是在湖南南部，中心就定在湘南的汝城县。可以说，秋收暴动的雏形就是“湘南运动”，为此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湘南运动大纲。
之所以选择汝城为暴动的中心，是因为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南倚大金岭，地势险要，此前有彭湃率领的广东农军数千人驻扎于此，有着建立政府的优越条件。更为诱人的是，湘南暴动可以跟南昌暴动结合起来考虑，以汝城为中心，进取地处湘粤交通要道的宜章、郴州，便于策应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
这份计划最终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了“湘南运动论”，打倒的目标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唐生智：
“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是使唐生智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部下之迅速分化；二是为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三是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以达推翻唐生智政府的目的。”
在军事方面，湖南省委提出“湘南运动”至少要一个师的兵力。这个师不一定全是正规军，具体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共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汝城的广东农军调往别处；二是湖南浏阳和平江有近千人的农民武装，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是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指南昌暴动的军队）赴汝城。三部分组成一个师，以革命军这一个团为中坚，以广东和平浏农军为基干队伍，至少有占领桂东等五县以上的把握。
在与南昌暴动前委的关系上，湘南暴动受前委领导指挥，待南昌暴动军队南下广东成立革命政权之后，则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以毛泽东为首成立湘南特别委员会，由湖南省委指挥，在交通阻隔的时候，独立行使职权。
未来的暴动名字叫“秋收暴动”，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就是农民的暴动。实际上，不管叫什么名字，暴动的主体仍然是军队。在暴力为主的革命中，农民毕竟是业余的，军队才是专业的。
就在南昌暴动同一天，斯大林在《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强调了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现在必须开始从革命工农中间，组织八个或十个师团，并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
为了强调军队对未来秋收暴动的重要性，斯大林还在“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和“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两句话下边，特意加了着重号。
在汉口中共中央会议上，夏曦曾提出由湖南省委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以充实广东的革命力量。这个意见立刻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他认为湖南如果能够组织起一个师的兵力，还不如在湖南搞起来。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少的就是武装，现在适值秋收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只需有一个师，占据五六个县，形成政治基础，湖南全省的土地革命一样能够轰轰烈烈。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最后说。
中共中央也否决了“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主张，称“南昌军力离开四省暴动，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组建一个师的军队谈何容易？
仅是养军队的花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湖南省委在麻园岭会议上开出的价码虽然有虚高的成分，但还是有道理的。
湖南省委手里更没有足够的经费。根据7月23日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的信中披露：共产党控制的长沙文化书社被唐生智、何键查封了，幸亏没有搜查出文件，但省委少了一个经济来源。此前，中共中央也曾提供了部分经费，湖南省委在此信中汇报了经费的使用情况：“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
经费的具体开支，湖南省委也列出了细目：“党费、工运费、农运费，此间正在精造预算，约计至少非三千元莫办(军费在外)，因交通等费陡增也。兄处（指中共中央）若仅允千五百元极不够，三千元可筹到否？亦盼明示。”此外，湖南省委还催要拖欠的经费：“此间因中兄（指中共中央）党费久未发下(约已欠百元)，又日近用费较大，存款不多，急欲取得此款。”
由于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暴动前期的准备工作。制造的土炸弹不仅威力不大，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有的炸弹爆炸时间无法掌握，引爆时间很长，影响使用。暴动所需要的枪支弹药需要偷偷从国民党伤兵手中购买，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拖欠军饷，有些士兵经常偷出武器在黑市上倒卖，在长沙的黑市上花钱就能买到。
暴动经费不敷使用，与当时飞涨的物价也不无关系。长沙城内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也涨了价，尤其是纸币贬值厉害，“票价日低，不值一钱”，就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报告的前一天，长沙发生了何键的士兵强行以每元中央银行纸币向商铺索兑银元的事件，遭到商家抵制，长沙市很多商店索性关张大吉。
为了跟共产党争取媒体舆论支持，国民党中宣部派了一个名叫黄咸夷的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回长沙活动，随身携款数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进行公关。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国民党也在形象上尽量丑化共产党，挑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说共产党一有事情就跑，遇到危险就让农民去死，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农民在失败之后，非常容易听信谣言，因此迁怒共产党，到处有“捉暴徒”（即抓农会干部）的事发生。
比较而言，共产党的宣传费用投入少得可怜，只能印刷一些简陋的传单偷偷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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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的湘南暴动计划，未尝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但是，这个狭义的秋收暴动计划，已经满足不了“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急剧膨胀的胃口。未来秋收暴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从湘南到湖南全省，演变成了一个“湖南大暴动”，以“规复全省政权”，暴动的起点和中心也从汝城转移到长沙。中共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暴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湖南、湖北地区，再后来演变成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范围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经历了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处反共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从初期的打击中清醒，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击。南昌暴动作为龙头已经舞了起来，可惜的是这场暴动看上去更像一场兵变，与未来将要展开的土地革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工人、农民参与。接下来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应该是这条龙的身子，也是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暴动，它将划分出一个新时代的主旋律——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八七会议”期间写给前委周恩来等人的信中，中共中央认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致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实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面开始秋收斗争。”
随后，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抬高了秋收暴动的评价：“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做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南昌暴动的龙头作用，中共中央决定从南昌暴动部队中分出一到两个团的兵力，交给毛泽东为首的湘南特委，特意指示南昌暴动的前委：“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炸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
可惜的是，由南昌暴动分兵助秋收暴动的战略没有能够实现。原因主要是因为根本无法联系正在南下的前委。即使能联系上，恐怕此时的前委也无兵可抽，应付南下途中的非战斗减员就已经使前委焦头烂额了，况且南下途中还要几场硬仗要打。
既然要搞湖南全省暴动，湘南暴动已经没有必要单独搞下去了。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如此一来，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去湘南了。
他应该去的地方是长沙，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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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落实秋收暴动计划。新上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与毛泽东两人事先约定，8月15日在长沙召集湖南省委会议，但毛泽东却没有如约前来，会议只好推迟一天召开。